與青少年在手機文化中同行

隨著人工智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一種新的不對稱正在人類社會逐漸浮現，那就是科技階級分化（technological stratification），這是指科技不再是全民賦能的工具，反而把社會劃分成被動的消費者與主動的掌控者。令人驚訝的是，這種現象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富有遠見的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 G. Wells）所預見，他在其1895年出版的《時間機器》中，對我們今日的數位世界發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警示。

《時間機器》是一部反烏托邦的科幻小說，主角被稱為「時間旅行者」，他前往遙遠的未來，發現人類已經被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族群：埃洛伊人（Eloi）住在地面，他們衣食無憂，過著表面幸福、輕鬆的生活；而摩洛克人（Morlocks）則居於地底，維持著讓埃洛伊人生活舒適的機器。但隨著劇情推進，主角揭露了可怕的真相：摩洛克人並不是無條件地服侍埃洛伊人，其實前者在飼養並獵食後者。這不僅不是烏托邦，而是對未來世界的悲觀描繪。

在威爾斯的時代，人工智慧尚未出現。這部在工業革命高峰期寫成的小說，其實是對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階級分化的批判。埃洛伊人生活在地上，享受休閒與寫意的生活，代表維多利亞時代富裕的貴族。他們被描繪成充滿孩子氣、被動且智力發展遲緩的人。由於他們完全不需要奮鬥，結果退化成了脆弱的物種。摩洛克人生活在黑暗的地下隧道和機器中，代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工人階級，他們才是真正維持世界運轉的人。因為休閒階級長期壓迫勞動階層，結果後者要對前者報復，由受害者變成了掠食者。在維多利亞時代，埃洛伊人象徵擁有權力的特權階級，摩洛克人象徵受到操控的勞工階級。然而，在現代社會，埃洛伊人和莫洛克人的角色已經轉換過來，如今，智能衰退的是普羅大眾，掌控社會、運作機器的是擁有權力的精英階層。

現在將鏡頭推前到今日，威爾斯筆下的反烏托邦世界似乎早已不再是科幻情節。在許多方面，埃洛伊人就像現代那些被人工智能與自動化系統包圍的群眾。然而，人們為這舒適的生活付上了高昂的代價，那就是智慧的衰退。根據《華爾街日報》評論員艾莉西亞．芬利 （Allysia Finley）的觀察，當人工智慧愈來愈聰明，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卻似乎變得愈來愈笨。很多年青人只是機械式地在人工智能或者搜索引擎中拿取快速的答案，自己無法提出嶄新見解或從多角度去分析問題。一些教授抱怨說，很多學生直接呈交大型語言模型生成的所謂「論文」，連一些很明顯的錯誤也懶得去修正。芬利指出，人的大腦如同肌肉，需要挑戰與刺激才能發展，尤其是在20幾歲的成長關鍵期。但當人工智能代替我們思考，就會出現一種稱為「認知卸載」（cognitive offloading）的現象，那就是將思考外判出去，大腦自然也就無法成長與強化。這如同埃洛伊人失去體能與智慧，我們為了方便和舒適而讓頭腦退化。

其實，這種科技導致頭腦懶惰的情況不單只發生在年輕學生身上，專業人士亦墮入這個陷阱。去年2月，一份生物學期刊出版了一篇研究論文，但有人發現插圖上的字完全沒有意思，其實這是人工智慧的作品，早期的人工智慧圖片生成工具仍然有很多漏洞，其中之一是無法串出正確的字，那幾位「出貓」的「學者」也懶得用Photoshop去修改和掩飾。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愛思唯爾（Elsevier）旗下的一份期刊撤回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開頭是：「當然，這裡有一個適合你主題的引言。」這句話是典型人工智慧答案的開場白，作者竟然搬字過紙！今年7月，著名學術出版社Springer Nature撤回了一本已經出版的書籍，這本書是關於機械學習，但學術監察團體Retraction Watch發現這本書大部份的參考書目都是子烏虛有，很明顯都是用人工智慧生成的，但作者竟然懶得去查證和修改。

一方面，普遍人失去了基礎的技能和思辨能力，人們愈來愈似威爾斯小說裡面的伊洛伊人；但另一方面，有一群精英則通過建立高科技，為普遍人提供方便而舒適的生活，這包括了科技龍頭公司的領導人、科學家、工程師、程式設計師與研究人員，在某種意義下，他們好像威爾斯筆下的摩洛克人。他們了解系統的深層原理，也知道如何操作這些工具。他們握有巨大影響力：透過演算法和資訊傳播去引導人的思考，過濾知識內容來建立主旋律與規範，並以數據分析與監控技術觀察行為。在某些極端觀點中，這個精英階級不只是啟動社會，他們可以為了權力、利益而是操縱社會。在不知不覺下，他們的影響早已滲入我們每日使用的平台、推薦系統與數位基礎設施之中。好像摩洛克人一樣，這一切都是躲藏於黑暗地底，普遍人成為他們的獵物、韭菜，而這群精英則變成了掠食者。

然而，我們也不應將這情況過於二元化，並非所有科技巨頭都是摩洛克人，許多科技人士其實是理想主義者、開源運動者，他們努力推動人工智能民主化與資訊透明化。同時，今日的所謂「埃洛伊人」仍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我們擁有教育機會、政治參與權、言論自由，也可以組織反對力量。在威爾斯小說中，被動者的命運無法逆轉，但與此不同，我們的未來仍有無限可能。真正的問題並不是人工智慧和其他科技令我們智能退化和耽於逸樂，而是我們自願地放棄了思考的責任，自己選擇成為埃洛伊人。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最終，我們塑造自己，未來由我們決定。

《拯救手機腦：每天5分鐘，終結數位焦慮，找回快樂與專注力》一書深入探討，在數位時代手機對人類大腦的影響，作者安德斯．韓森（Anders Hansen）是位來自瑞典的精神科醫生，他以科學研究為基礎，揭示智慧型手機如何改變人們的認知、情緒與行為，特別是對青少年的影響更為深遠。韓森醫生在臨床研究上發現有愈來愈多瑞典青少年失眠、有抑鬱症的傾向。他指相較在2000年左右，近年在瑞典因失眠而就診的年輕人高達八倍之多，而缺少社交、運動及睡眠這三種重要保護因素，青少年的精神狀態也會變差。

作者指出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青少年。他們的大腦正處於發育關鍵期，對外界刺激特別敏感。書中引用神經科學研究，說明過度使用手機可能導致注意力分散、記憶力下降，甚至影響情緒調節。手機的應用程式採用了即時反饋機制（如社群媒體的「讚」或訊息通知），會刺激大腦的多巴胺分泌，形成類似成癮的行為模式，而令腦部釋放快樂物質的「報酬系」機制，對青少年尤其危險，因為他們的自控能力尚未成熟，容易沉迷於虛擬世界，忽略了現實生活中的人際互動與學習，而過度依賴手機就可能導致社交孤立，增加焦慮與抑鬱的風險。

作者稱人們因手機而變蠢：「手機這樣的科技，與其說是讓人類升級為2.0版，倒不如說是降級成為0.5版。」青少年的大腦發育與學習表現深受手機影響，因為快速滑動的資訊讓大腦習慣於接收碎片化的訊息，削弱了深度思考能力，也無法專注於深入的分析。

作者指出人們的腦袋與身體正在開始「退化」，不單是思考、還有抗壓能力和體魄。關注自己的壓力指數，減少無謂的網絡社交平台活動，積極在數位時代中找到平衡的生活，重新掌握專注力，並在真實世界裡找尋快樂，是這書對讀者的一些提醒。

2024年牛津詞典的年度字為「Brain Rot」（大腦腐化），廣東話可以用「腦殘」來表達；它的出現，是因為過度吸收無關痛癢、沒有挑戰性的網上資訊內容而導致人的思想與智力退化。[1] 那麼人們在網海中「遊歷」了哪些資訊以致腦殘？也許「短視頻」是其中一種讓人腦殘的資訊。

參考維基百科的資料，「短視頻」是指短至15秒，長至約三分鐘內的短片。短視頻平台如抖音（國際版為TikTok），還有Instagram中的Reels、YouTube裡的Shorts都相當普遍，它們成為了青少年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有不少兒童、青少年在下課後都會上網觀看短視頻，當作是輕鬆的娛樂。然而，亦有報告指出短視頻的快速節奏與高刺激性質的內容可能引發「TikTok腦」及「大腦腐化」現象，對未成年人的認知、心理及行為發展可能構成威脅。

甚麼是「TikTok腦」？

先說說TikTok，香港用戶則會使用「抖音」，其實大致上是同一樣東西，只是抖音用戶看不到TikTok平台上的內容。它們是短視頻社交平台，其用戶數量龐大，與facebook同為受歡迎的社交媒體，TikTok是以「精煉」的短片來吸引用戶注意，當中的內容可說是沒有多餘，而且濃縮、絕不沉悶，而且播放的模式有如玩老虎機一樣，令人感受到中獎的興奮，隨機一個接一個的短片頻頻出現，由於不知下一個內容是甚麼，讓人持續期待。

而TikTok就曾建議短視頻的最佳長度為21秒至34秒之間，指這個長度的短片能引起觀看者的高度注意力，而於2022年，有統計指用戶平均每天花95分鐘時間在該應用程式上，即每天觀看約160至270個短視頻，甚至更多。有研究人員就嘗試了解用戶在使用應用程式時的腦部狀況，腦掃描顯示，用戶在觀看迎合個人喜好的短片時，其腦部與成癮相關的區域會處於高度活躍狀態，研究也發現有些用戶難以控制自己何時停止觀看它們。[2]

當用戶連續觀看短片時，大腦會釋放大量「多巴胺」，他們會想繼續追求更多短暫刺激和愉悅感；而當不看短片時，多巴胺的減退會令人感到失落，用戶如渴望再次得到刺激，獲得更多的多巴胺，就要再看短片，情況就如「上癮」一樣。

這種情況就被稱為「TikTok腦」或「抖音腦」，這類用戶對於無法獲得即時快樂、滿足感的活動，如閱讀、學習新事物、練習樂器或做運動等，會欠缺參與的意欲。由於兒童、青少年腦部的前額葉仍未發育成熟，會比成人更易對收看短片上癮，其專注力及耐性會被削弱，對學習容易失去耐性。[3]

熱爆兒歌潛藏的風險

另外，有些高刺激性短片也可能對兒童認知、心理和行為帶來潛在風險。早期由美國公司創製的CoComelon兒歌短片，被指剪輯手法令影片的節奏太快，平均每個場景只有一至兩秒，令幼兒沒法掌握，要目不轉睛地盯著影片追看，而由於影片的畫面色彩鮮豔，對幼兒的刺激也過強，其視聽效果完全奪去孩子的專注力，更可能引發成癮行為，導致「抖音腦」出現。據報章報道，有家長試圖停止播放CoComelon短片，孩子因而表現得焦躁或出現敵對行為，專家稱這是戒斷症狀。[4]

其實這類短片深受歡迎，家長選擇讓孩子觀看，是因為它們既短兼有教育意義，就如CoComelon系列短片，其內容不少是改編自兒歌，重複唱頌可以豐富小孩子的詞彙，學習與生活相關的字詞，並建立健康的習慣。在CoComelon系列中，擁有超過71億觀看次數的短片Bath Song，它不單是一首與Baby Shark旋律結合而成的歌曲，更有趣地教導了小孩子洗澡時應該清潔的地方。[5]

必須控制螢幕使用時間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19年曾就兒童的成長需要提出以下建議：

1. 不足1歲的嬰兒：不建議他們接觸螢幕；
2. 1歲的兒童：不建議兒童久坐不動地看螢幕（如看電視或視頻，玩電腦遊戲）；
3. 2至4歲的兒童，久坐不動的螢幕時間不應超過1小時，少則更好。坐著時，兒童最好與照顧者一起閱讀和有故事時間。所有孩子都應該有與人互動及身體活動的時間，並應有優質的睡眠時間。[6]

專家都在提醒大眾要為孩子訂立合適的生活作息規則，如果我們這幾代人都完全無戒心、無警惕地繼續長時間使用手機、觀看螢幕，被其影響，人們的集中力可能會愈來愈差，難以實踐長遠目標，甚至無法集中注意力學習，問題可算是影響深遠。而對於小孩子來說，更可能影響其腦部發展，影響更是終身不能逆轉的，家長和老師，實在不能不察。

香港現今的健身文化可謂非常蓬勃，雖然自1986年開始營業的大型健身中心舒適堡（PHYSICAL）在去年結業，但健身氣氛仍未見減退，甚至某些健身中心分店愈開愈多，不少香港人也都擁有健身中心的會籍。不過，以筆者的經驗和觀察，願意花時間健身的人，並不全然為了追求健康，更多的是基於其他實在的原因，而健身亦與其他運動有著重大的分別，其特點引人反思。

健身運動的興起

其實香港的健身文化早已開展，其起始點在上世紀80、90年代，當時不同地區已出現一些大型健身中心，分店亦遍佈中環、銅鑼灣、尖沙咀等地區。而健身中心為要招攬會員，不少健身教練亦開始在街頭推銷各類型健身計劃。[1] 正因為街頭推銷的出現，健身業予人的印象漸漸變得負面。雖然健身文化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但健身從業員使用的推銷方式讓人聯想到「傳銷」，就是萬一被健身中心纏上，便「萬劫不復」。舒適堡便曾一度實行硬銷的手段，有媒體稱，舒適堡過去要承擔分店的租金、人手以至水電煤的龐大開支，維持營運的成本自然就轉嫁到消費者的身上，當中的健身教練需要跑單，久不久便有會員「被說服」為幾百堂健身課付費，類似的「劏客」新聞並不罕見。[2]

不少關於健身教練硬銷的投訴出現，有些更跑到報章上，「健身」的負面形象與「傳銷」、「保險」等行業的不良銷售手法幾乎畫上等號。但儘管如此，香港健身場地的規模和會員的人數在2000年代或以後仍不跌反升。[3] 單看如此的社會現象，腦袋不禁會冒起了數百個問號，亦即是代表有其他更重要的元素使得人們在「行頭複雜」的健身文化下，仍然選擇健身。

不少人會說，健身不就是與其他運動一樣，就是一項能夠提供多巴胺，且有益身心的運動，如同有人選擇跑步，有人選擇踩單車一樣，健身運動就只是其中一種選擇；而實際上似乎不是如此，至少從表面來看，健身比起其他運動更快更容易看到成效，只要願意在剛開始的肌肉敏感期投放時間，不出數個月便能看見肌肉的線條浮現。[4]

面對塵世中的變幻

人渴望永恆不變，卻活在時間的流變當中，不論生活環境還是人際關係，總有可能出現變化，而面對變化卻會令人無所適從，因為無法把握所有的變化。而當有人想在塵世中抓緊永恆不變的事物時，便容易因著抓不住而感到失落，就如傳道書所述，都是虛空、捕風。人抓不住充滿變幻的世界，抓不住人際關係，人最常遇見的，其實就是人際關係的問題，與家人、朋友、伴侶等關係的問題，難怪心理學家阿德勒會認為，幾乎所有的人生問題，都是人際關係的問題。而健身運動似乎讓人更容易掌握當中的變化，更能讓人從失落中恢復過來。

或許從與伴侶分離的情景開始談人際關係的問題，會更容易理解關係轉變對人的影響。早在2017年的時間，香港樂隊C AllStar的成員陳建安推出了一首名為《煉獄健身室》的歌曲，其主題是講述一個失戀的人，透過地獄式健身訓練，從失戀的痛苦中獲得釋放，當中的歌詞這樣寫到：「毛巾濕，淚水先乾透，自信方可再生」、「太多怨恨，何妨來煉獄洩憤，用身心虛脱，來換暴漲青筋，記起你便回來除掉戀愛癮」、「日子將有功，等每塊肉捱夠痛苦，就免疫你的可惡」、「情感偏像虧本生意，被騙子都帶走，因此我慢慢練出寬肩虎背，別人難偷，只有這套肉身的盔甲，才是我真擁有。」[5]

歌詞中所帶出的主軸訊息，就是人需要利用健身訓練所給予的痛苦來掩蓋心靈的創傷，看見肌肉的變化，從而慢慢重新建立自信。而將時間投資在健身訓練上，比起投資在人身上更有回報，強壯的身軀才是人在變幻的世界中能夠真正擁有的東西，無怪乎會有人說出「人會背叛你，但肌肉卻不會」這一類的話。那種耕耘與收穫不對等的失落隨著音符在空氣中飄散，其實不少情歌也有這樣的表達，如曹格的《背叛》其中一句歌詞：「儘管我細心灌溉，你說不愛就不愛」，就表達到關係的不對等，以及不是努力就能夠成功維繫彼此感情的遺憾。

一項調查指出，在1,700位在過去五年曾經歷分手的受訪者中，有82%在分手不久以後花更多時間健身，當中多數人會長期維持這種生活方式。[6] 某程度上，「失戀」可能就是通往健康的其中一種路徑。一些健身網紅就製作了相關的迷因（meme），展示出分手前和分手後身形的分別。[7] 前述的調查又指，只在分手後首個月增加了健身時間的受訪者中，當中有31%的動機是「想要在前度面前炫耀自己的改變」，而神奇的是，這些人的健身時間隨後又會回到原先的狀況，[8] 反映了如果健身只為了報復前度，而不是為自己而進行，當事人的動力反而會減退，無法持之以恆。

相信健身運動能夠短時間內提升人一定的自信，助人重建自尊，故此對於人際關係的挫敗，有著一定的療癒效果。正因為健身運動能夠令人對身體變化有著某程度的掌握，訓練重量的提升與肌肉帶來的成就感，能提升人的自尊感，[9] 比起人際關係的莫測變幻，更容易掌控，符合人性的渴望，就如《煉獄健身室》的歌詞中所提及，情感關係會被奪去，惟有肌肉才不會被他人所奪去，對於一些選擇去健身的人來說，操練身體是最好的情感出口，也是將混沌的思緒重回秩序的方法。

ViuTV時有出品一些內容貼地、有深度的電視劇集，今年5月中開始在電視播出的15集《哪一天我們會紅》（Where is My Fifteen Minutes）劇集是其中一部。該劇以香港年輕人希望在網絡上成名的故事為主線，聚焦經營YouTube頻道背後的追夢、友情、競爭與網絡世界的挑戰。故事圍繞三位電影系學生Michelle、Gthan和Jacky創辦的YouTube頻道「無景深」，與另一頻道「層層疊」的競爭。通過幽默、諷刺和寫實的敘事手法，該劇深入探討了YouTube生態的改變、觀眾心態與網絡欺凌等議題，反映青年人於數碼時代的夢想追逐與所付的代價，劇集以兩條頻道的對壘，呈現了YouTuber之間的競爭、網絡瞬間轉向的殘酷實況與人性的掙扎。

劇集的英文名稱Where is My Fifteen Minutes源自於藝術家Andy Warhol的名言「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15分鐘」，[1] 的確有不少青少年很想成為YouTuber，透過影片呈現自己，想被看見、認同及關注。然而，短暫贏到like（讚），與能夠獲得subscribers（訂閱者）及長期維持view數（觀看次數）則是兩回事，如果頻道想要在YouTube裡「生存」甚至獲利（即有廣告收入），有可能就會連最基本的人性、初心都會漸漸被磨掉及遺忘。

金句譜寫實況

該劇第一集的主題：「Follower（追縱者）就係你嘅價值！Subscriber就係你嘅戰鬥力！」，反映了現時網絡常見的情況，而製片的YouTuber堅持的往往不是影片的質素和深度，而是以胸部及臀部作為賣點吸引觀眾（Gthan 的想法）。如他們亦認同劇中金句「YouTuber 精神：view數越大，責任越大，責任就係服侍觀眾！」的話（「無景深」Anna 的理念），製片者會失去了把關的功能，會為了追求觀眾流量，而把質量降低，以討好大多數只想被娛樂的觀眾。

另外，對於一些想追求藝術感、拍攝有質素內容的製片者來說，他們可能要面對的就是低流量，少人關注及沒有話語權的情況。YouTuber想要有腰骨，堅持自己的理念，生存便會變得困難，可能要打工兼職才能支持頻道的運作。

虛假的人設與關係

如果單靠訂閱者及廣告收入來維持營運的話，為了迎合觀眾口味、滿足其好奇心、吸引廣告商落廣告，YouTuber少不免要有一套人設（人物設定）。就如劇中的Yannis 由「無景深」過檔到「層層疊」，老闆況哥為她創作了一個新的人設，待她再離開「層層疊」時，她就需要放棄建立多時、廣為人認識的形象，其收入、公眾支持度都會被影響，要放棄或放下就需要勇氣。相對來說，另一人物Bobby於YouTube 中多年來謊稱自己有多重人格，他以此形象做直播，一直小心翼翼不讓人設「解離」崩壞，以防頻道消失及追縱者數目下滑。但當他向公眾坦承他是專業演員兼沒有精神分裂時，網民及haters（惡意攻擊者）在留言中表達出對他的不信任、質疑及謾罵令他陷入瘋狂，究竟他應繼續做戲挽回支持，或是選擇被人遺忘？既想做回真正的自己，又得面對廣大網民，實在不易。

此劇更講述到情侶相互利用的情況。士多甩與格拉底為了營運頻道表面恩愛，但實在男方因受不了女方的橫蠻無理而出軌，女方就算知道也啞忍。「層層疊」的況哥與Kimchi這對情侶在分手後，於網上直播公開數落對方的不是，有人甚至為了自保形象而抹黑前度患有精神病，哪怕會讓對方聲譽受損，更引發網絡欺凌。

為求生存而忘記初心

此劇還有很多諷刺的小故事，如粉絲死心、虐貓事件、廣告費爭議等，可以讓觀眾了解到YouTube業界中，KOL 與粉絲、與同業或同業老大哥之間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當中往往牽扯到利益。劇集也揭示到在此業界中，爭到流量就可以得到話語權，這裡沒有永遠的支持者，因為網上風向飄忽不定，萬一捉錯風向或得罪網民，頻道就會陷入危機之中。

特別要一提凌老闆的出現，他只在劇中出現過一次，他與況哥對談，指出以往「內容為王」（Content is King）的快餐世代已過時（相比拍劇集、電影，YouTube短片其實已是速食快餐），現在的觀眾不是想吃快餐，而是想要娛樂，追求驅動多巴胺的「垃圾」。凌老闆提出若一條「舔廁板」的10秒直播片能獲得的流量比花100小時製作的高質量短片高，那為甚麼仍要浪費時間創作。況哥則比喻「垃圾」內容如同毒品（實在是指現在不少人正沉迷的短視頻），侵蝕觀眾的思考能力和耐心，影響創作者放棄深度創作。這一觀點不僅諷刺了網民的品味，也揭示了現實中YouTuber在流量壓力下的創作困境。

此劇恍如當前網絡文化的一面鏡子，具娛樂性之餘，也帶領觀眾思考真我與人設之間的價值衝突，在面對網絡謠言時自己是否能持守重要的同理心及人性？隨著現實與虛擬世界的界限愈見模糊，網絡成名的背後往往要付巨大代價。網絡的未來，會否如凌老闆所指，本來已沒甚麼養份的快餐短片，將會進一步變成零養份的即食餐，新一代網民的專注力會否變得短暫，甚至喪失耐性？值得我們反思及警惕。

《狗公心理學：渣男辨認手冊》，雖然書名有「心理學」一詞，但它卻不是一本學術研究書籍，作者只是嘗試從香港的語境下，介紹一下「狗公」文化，當中的資料大多從網絡論壇中取得，若要了解相關的香港通俗文化或“for fun”，這本書可以是一個選擇，身處相關年代的人會對當中內容產生共鳴。

「狗公」一詞，是一個文化詞彙，它在網絡上誕生，而文化詞彙的特點就在於網民大概知道它的意思，但又好像不太清楚，因為其定義不只一個。作者在書的開首便引用了某網絡論壇對「狗公」一詞所作出的定義，讓讀者能夠容易掌握何謂「狗公」。有時候，不得不佩服一些網民的文采和創意，既讓人驚嘆，也令人一路看一路發出會心微笑。

書本內容非常顯淺易懂，在講解「狗公」的定義後，在往後的內容，作者就提及坊間流傳過的「狗公」事件，附上不同界別的「狗公」故事，帶出「行行出狗公」的情況，當中涉及的行業包括地產、網約車司機等，他們透過交友軟件尋找目標，在學界、網紅界，或在社運時期，都發生過一些跟「狗公」有關的故事。

這本書提供了非常多的網絡事件與故事，雖然內容未必經過嚴謹的考證，但它們卻可以讓人認識以「性」為優先考慮的求偶文化與手段，並從中學習如何保護自己，而在性教育方面，當中的內容也能提供一些參考。不過，由於內容較粗俗及露骨，對心志未成熟的讀者並不適宜。

〈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一文曾提到，幾次工業革命對於人們的生活，特別是工作上的影響，不少人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之前的工業革命一樣，新的科技在取代原有工作崗位的同時，還是會在市場上為人類帶來不少新興的職位，但事實上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本質上與之前的工業革命截然不同，它對人類社會帶來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曾在Google及騰訊擔任要職的吳軍博士，在其著作《超級智能時代》中也提到：「與之前三次重大技術革命一樣，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將是巨大的，它會影響到上至國家，中到企業，下至個人的命運。從目前的發展來看，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甚至有可能超越過去幾次技術革命。」[1]

衝擊有多大？在強勁的人工智能（AI）工具，如ChatGPT、Gemini、Perplexity、Midjourney、DeepSeek活躍於人類舞台之前，富士康前任董事長郭台銘在2013年的股東大會上，已經表示公司當時僱用了百萬人，但他打算在往後的日子建立百萬機械人大軍。[2] 一旦建成了一支機械人大軍，即使仍然需要人類監管及維修機械人，相信只有極少數人類員工可以加入富士康。關於AI革命的時代，吳軍提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負面影響，都花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來消化，至於第三次工業革命，至今還未消化完，而在全球化之下，世界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來開拓新市場，因此AI革命帶來的衝擊，強度將是過去的兩倍。[3] 另外，他更殘酷地指出AI革命要替代的，是人類最值得自豪的大腦。[4]

吳軍的話並非危言聳聽，德勤（Deloitte）的AI業務資深顧問Thomas H. Davenport及編輯兼作家Julia Kirby在他們的著作《下一個工作在這裡！——智慧科技時代，人類互助的5大決勝力》亦提到：「這次可能受害的人不再是銀行櫃員與高建公路收費員，更不會是農民與工廠工人，而是以為自己不會被機械取代的『知識工作者』，也就是本書的作者和讀者。」[5] 多年前，人們看到此番言論，或許會認為這只是吸引人眼球的誇大之詞，但時至今日，眼看各大AI工具，能寫文作詩、能繪圖、能製作工作計劃書、能編輯翻譯，還有許多尚待發展的功能，要與AI工具比記憶、比效率、比產量，人類無疑是立在必敗之地，那麼人類到底需要做甚麼，工作崗位才不致被AI取代？

而那些懂得率先運用新技術的人，是否就能立在不敗之地？假如一位設計師轉而學習開發應用程式，還能設計出新的AI工具，用以製作精美的設計圖，這便能確保自己有生之年都能以設計賴以為生嗎？又或是一名有職業操守的作者，雖然不會運用AI工具生成一篇文章，然後冠上自己的名字將之發佈，但當點子用光時，懂得「參考」一下AI工具建議的寫作大綱，又是否能夠保障自己永遠都有暢銷的作品推出？

正所謂知己知彼，在此可以先了解一下大概甚麼性質的工作，是容易被機械或AI取代。容易被取代的工作具備以下的特性：一、核心職務部份已經由自動化系統執行的工作；二、單純接觸機械的工作；三、工作內容單純的把資料傳輸給其他人或只作簡單的內容分析；四、單純依賴資料來回答問題的工作；五、在虛擬情境中便能模擬或執行的工作；六、重複及要求一致性的工作；七、只是依據正式的規矩辦事的工作等。[6] 從上屬的工作特性來看，不難想像以下的人類工作將有機會漸漸被機械或AI取代：一、有關機器操作的工作如產品處理、測試、包裝等；二、倉務員；三、司機；四、會計；五、研究分析員；六、財務分析和預測員；七、旅遊顧問；八、翻譯員；九、校對員；十、律師助理；十一、平面設計師；十二、電腦程式員；十三、內容寫作員等。[7]

雖然有些工作因其性質而容易令人類被AI取代，但也有一些傳統的工作是AI取代不來的，例如教師、護士、社工、治療師、雜工、維修技工、律師、人力資源專員、作家、藝術家、公司的執行長、宗教領袖及屬靈導師等。[8] 這些不容易被AI取代的工作都有一些特性，是在那些容易被AI替代的工作中找不到的，便是需要與人接觸、溝通及協調，能夠敏銳地感應他人的需要，具備獨特的洞察力及分析能力，又或是需要巧手來處理細微的工序。例如同是寫作，為甚麼內容寫作員的飯碗容易朝不保夕，作家卻難以替代，因為前者寫作的內容比較簡單，有時可以「搬字過紙」，而後者則需要運用創造力、想像力、洞察力，令其作品帶有感染力，又或是影響讀者的能力。當讀者親自體會到作者表達出自己不知如何表達的情感或意見時，自然會忍不住認同叫好，拍案叫絕，就如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提到：「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對讀者來說，一旦遇上這樣「深知我心」的作家，又怎會捨得放棄他們。

更甚者，人類能在工作中表現出狂熱、情感及愛心，絕對是機械及AI不能做到的。這裡所指的工作不是指一份職業（job），而是如《越工作，越自由》一書的作者Emily所界定的，工作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穿衣服的人為它賦予意義的。[9] 同樣是做售貨員，為甚麼有些人即使未等AI出現便已被淘汰，有些人則在寒冬期仍能業績不斷？很有可能因為後者不僅對工作投入熱情，也能夠靈活變通，懂得投其所好，為客人制定個人化的方案。[10]

的確，發展至今，人們能通過AI分析大數據掌握客人的喜好，並採用「由商品直接推薦商品」系統來推銷，像亞馬遜平台那樣，準確及有效地向客人推薦商品，[11] 但一個懂得察言觀色、能言善道的售貨員所帶來的成果，則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司徒永富博士在《老闆要的不是牛》一書中，說了一個令人會心微笑的小故事。話說一位印度人移民加州之後，到了一間大型百貨公司應徵做售貨員，老闆決定試用他，一天之後，這位售貨員只做了一宗生意，但交易的金額高達101,200美元。售貨員向老闆交代當中的細節，他說自己先賣了一個小魚鈎，再賣一個中魚鈎，然後再賣多一個大魚鈎，接著是魚竿和工具，買了這些東西，顧客自然想去海邊，於是售貨員提議他買一隻艇，當顧客表示其座駕的馬力不足以拉動小艇，售貨員就提議他買一部新車及露營帳篷、零食及啤酒。老闆正驚訝於此人竟然可以說服一個本來只想買魚鈎的客人去買其他東西時，售貨員卻提到，一開始，這位顧客只是隨便逛逛，是他先提議顧客去釣魚。[12] 故事是故事，不需要考究事件在現實中發生的機率如何，講這故事的作者，想要表達的是公司欣賞的不是那些按本子辦事的員工，而是能凡事想多一步的人才。在此提及這故事，則是想引申，AI可以取代運算力極強的大腦，卻難以取代一顆懂得靈活變通，就地取材，敏銳他人還未想到事情的大腦。[13] AI懂運算，人類則懂應用不同的方法與策略。

AI無論如何強大，都只是模擬人類的「作品」，神創造人類有豐富的特質：幽默感、創造力、想像力、自主能力、意志力、反思能力、好奇心及同理心等，這些特質推動人類在不同時代創作出嶄新的事情，這些事情都是只顧「吞」資料的AI難以完成的。

掌握AI的動向，學習使用AI工具迎戰未來固然重要，發現自己的特質，發揮自己所長，善用而不過份依賴AI，則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生命熱線調查：近半自殺者家屬創傷超出臨界點　籲同理心陪伴走出傷痛
	(有線新聞．27-5-2025)

有報道指生命熱線於2022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間收集了超過180名自殺者家屬的數據，發現他們普遍面對「深層的心理困難」，包括「強烈的內疚感、反覆探究自殺原因」等，他們平均在「創傷後壓力」上超出臨界點，而報告亦指女性面對壓力反應較男性大。

面對及走過哀傷，相信有不少朋友知道普遍會經過五個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哀傷的時間逾半年至一年時間也屬正常。而致力推動生死教育的黃民牧師所任教的關懷哀傷的課程中，曾分享過自殺者親友所面對的非預期性死亡，是突如其來的，會容易使喪親者產生「不正常哀傷」，因為他們所預期的世界在毫無預警下粉碎，也沒法向逝者道別或完成其心願、衝擊著喪親者的安全感和信心。而外界（醫療或法律）介入事件也容易讓家屬產生複雜性哀悼（慢性化、延遲、誇大、轉向生理症狀或不良行為）及複雜性悲傷反應。

在生命熱線的記者會中有專家指出：「自殺者親友的痛不只是心理上、情緒上，而最大的困擾是思維上的迷宮，永遠在兜圈，找不到答案，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為何親友會離開。另外，他們很容易自責和內疚，就算別人如何安慰，他仍覺得自己有責任，不讓自己過得好。」

生命熱線亦呼籲社會應以同理心陪伴自殺者親友走出這突如其來的傷痛。根據一位於北美知名的死亡教育學者、哀傷輔導員Dr. Alan Wolfelt 所開發的「陪伴式悲傷照護模型」（Companioning Model of Grief Care），他建議以可以「陪伴」（companioning）而非「治療」的方式來支持喪親者。而作為陪伴者，可以為傷心者創造一個「安全的地方」—— 一顆清空、充滿同理的心，去陪伴對方，非引導，但關心、觀察和學習*喪親者的經驗、聆聽，並一起感受失去的事實、擁抱痛苦、回顧往昔及尋找意義。

在聖經中亦曾顯示過陪伴模式：「約伯的三個朋友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聽說有這一切的災禍臨到他身上、各人就從本處約會同來、為他悲傷、安慰他。他們遠遠的舉目觀看、認不出他來、就放聲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塵土向天揚起來、落在自己的頭上。 他們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個人也不向他說句話．因為他極其痛苦。」（約伯記 2:11-13）就是這種靜靜的陪伴，與他同哭，並感受約伯的痛苦。然而，他們後來與約伯的對話，卻變成了強加自己的看法於約伯，想以言語去折服他，不但抬高了自己，愛心、耐性亦就慢慢消失了。所以，如想作為哀傷人的陪伴者，求主賜下我們能有智慧與愛心，懷著善心作陪伴與守護。

*Dr. Wolfelt認為，只有喪親者能成為自己悲傷的專家。陪伴者的角色是向悲傷者學習，見證並正常化他的悲傷旅程。

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人生有如棋局，有時下錯了一步棋，就算不會立即輸，但亦隨時會令自己身陷困境、損失慘重，因此，小心思量每一步，是人生的重要功課，在教養孩童的時候更當如此，因為三歲定八十，有些事若一早烙印在兒童的心中，恐怕日後要花一倍、甚至好幾倍的功夫才能改變過來，就如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影響著我們對下一代的教養方法。而在當前科技高速發展的環境下，我們的日常生活已離不開電子產品，無論通訊、娛樂、查詢、購物、以至出入屋苑和乘車，沒有手機有時寸步難行，但正因如此，不少父母都以手機作為電子奶嘴，讓幼童消遣以及讓自己有更多休息的空間，但電子奶嘴的遺害卻絕對不能忽視。

不單在家庭，在教會和社會，有時當遇到嚴峻的挑戰時，亦可能會以錯誤的行動回應，例如當堂會奉獻收入減少，一些堂會很自然會首先考慮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或差傳事工的奉獻，誰不知堂會愈退縮卻可能愈萎縮。當政府因為財困便考慮以最方便快捷的方法，增設運動賭博的項目（如籃球）以增加稅收，後果卻是令更多市民（特別是青少年）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徒。賭博對貪慾的刺激，有時和復仇心態差不多，會令人愈陷愈深，最後不能自已。

當然，這樣說不是要否定一切，而是要大家在一些會對自己和其他人有深遠影響的事情上三思而後行，就像下棋一樣，有時有危才有機，正如人工智能（AI）在高速發展，甚至可以作曲、拍片、出報紙，這是危、也是機；一子對，也許會化腐朽為神奇，一子錯，卻教人追悔莫及。

Netflix英國劇集《混沌少年時》被英國《衛報》的劇評人稱之為「幾十年來最接近完美的電視劇」，該劇共有四集，故事以13歲少年Jamie涉嫌以刀殺害同學的事件作為開端，透過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呈現英國校園朋輩間的相處、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自我形象及對女性看法等），與及親子關係疏離等情況如何令悲劇釀成。

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

劇集採用極具挑戰性的一鏡到底方式來拍攝，每集約60分鐘不間斷的鏡頭移動，展現了導演Philip Barantini的功力，而此種運用鏡頭的手法要求演員們及拍攝團隊有非常高的合作性。這種連續不間斷的拍攝也讓觀眾彷彿置身於劇中人身邊，體驗他們的惶恐、掙扎與情感。這種技巧時有運用於電影裡，如《1917》和《飛鳥俠》，以營造出令人窒息的真實感。

劇集選擇這種拍攝手法，能讓觀眾從一小時的細心觀察中有所反思，如在校園裡、人物傾談中，可以細察到孩子的心理變化與想法，透過鏡頭直接呈現出青少年所面對的世界。從美學角度來看，這種拍攝手法也捕捉了時間的流逝，就像現實生活同樣沒有被剪接的機會。

編劇在說故事時所使用的藝術表達手法，沒有刻意為觀眾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透過多重視角拼湊事件全貌。喧鬧的校園、青少年與心理學家對話時流露的心靈需要，以及家庭成員對話時呈現的緊張感等，都在連續鏡頭下，被拍攝下來無所遁形，這種藝術手法迫使身為家長的觀眾正視一個狀況，青少年的困境，從來不是單一因素造成，也無法用簡化標籤理解。

社交媒體的隱形殺傷力

劇集亦反映了在現實生活中，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英國天空新聞台的網站刊出了一個調查，當中指出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可能對男孩心智構成的「毒害」，40%的14至17歲受訪的青少年，每天至少上網六小時。[1] 《混沌少年時》的編劇Jack Thorne曾在一篇文章裡提到，與他自己少年時不同，現代青少年在網絡上接觸到的可能是極端思想，而他少年時只是閱讀書籍，這正是劇中主角Jamie與他的關鍵差異。[2]

劇集也反映了一些現實狀況，成人們無從得知孩子於社交平台接觸到甚麼群體，也不知道網絡文化或「暗語」可能會令青少年扭曲地看這個世界，而這些群體和資訊也影響到孩子如何看自己。如劇中提及的「非自願單身族群」（incel）、男女關係的「80/20法則」及「男權之圈」（manosphere）的觀念，深深地影響著心智未成熟的13歲少年，影響Jamie的自信心、自我形象與觀感，甚至影響到他對異性作出的行為。

就如劇中提到，網絡上的男權之圈是一群反女權主義的擁護者，這圈子的人貶低女性，推崇男性主義，將權力與控制連結在一起。在社交平台形成的「迴聲廊」，令用戶只接收到類似的資訊，導致Jamie相信此種極端想法及行為是正常。在面對女同學Katie對自己的拒絕和人身攻擊時，Jamie惱羞成怒，就直接以暴力方式來回應。

在現實生活中，家長很多時都教導孩子要有規有矩，但卻容易放手讓子女於青少年時期任意上網，令他們透過社交平台的「窗口」窺探世界，也就是沒有年齡差別的去面對成人世界。有些孩子上網時，甚至為了取得網友的關注而以言論、圖像來討好別人，這些不經意的忽略令孩子可能會陷入被欺凌或暴露私隱的危險。身兼演員和編劇工作的Stephen Graham，在劇中飾演Jamie的父親Eddie，他為了工作早出晚歸，或許會和孩子去打球，但父子沒有深入傾談，這位父親不知道兒子在網上被人欺凌，並且在內心對自己及男女關係感到焦慮。

在場的缺席令隔閡形成

此劇具有警世的意義，Jamie的父母雖然充滿愛心，卻對兒子的數位足跡一無所知。這種「愛的不對稱」正是當代教養的致命盲點——人們關心孩子吃甚麼、何時就寢，卻對已經成為他們精神食糧的網絡世界一無所知或者視而不見。劇集提醒了家長必須跨越科技上的鴻溝，理解「數位原住民」的生活環境，而非將智能設備簡單視為電子保母。

Eddie也代表了傳統教養面對的困境，他愛兒子卻不懂如何表達，重視家庭卻與孩子缺乏情感交流。這種「在場的缺席」隨著Jamie被捕而徹底崩解。劇集第三集的心理治療場景揭示了殘酷真相——Jamie的失控並非偶發事件，而是長期孤獨和掙扎帶來的結果。但劇集也留下了希望的伏線，當Eddie最終崩潰地躺在兒子床上，象徵著權威父親形象的瓦解，他卻有著重生的可能，願意繼續以愛守護孩子。這呼應了Graham在訪談中的觀點：「養育孩子需要整個村子的力量」（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3] 家長需要意識到，在數位時代，教養已不能僅依賴直覺與經驗，而必須建立全新的、與孩子溝通的能力，並建立支援系統，了解孩子在網絡中研究、討論甚麼，及他們面對著甚麼事情。

《混沌少年時》最珍貴之處，在於它拒絕將悲劇歸因於一個原因。每個環節失去一點的功能——父母的不察、學校的疏忽、群體的冷漠，以及演算法的推波助瀾——共同構成了一個吞噬少年的系統。而這面鏡子反映的不是單一事件，是整個Z世代，社會及家長們必須共同面對的教育現實。與其急著尋找「誰該負責」，不如思考「我能改變甚麼」，這或許是劇集留給家長最寶貴的功課。

[1] Tamara Cohen, “Teenagers exposed to ‘horrific’ content online - and this survey reveals the scale of the problem,” Sky News, last modified March 19, 2025, https://news.sky.com/story/teenagers-exposed-to-horrific-content-online-and-this-survey-reveals-the-scale-of-the-problem-13331556.

2025年3月18日，意大利報章《頁報》（Il Foglio）推出了全球第一份人工智能（AI）報紙——《AI頁報》（Il Foglio AI），[1] 它既有紙本也有網頁版。而據報道，出版它是該新聞機構的一項實驗，而實驗為期一個月。這份AI報紙的內容、標題、摘要等都是由AI創建，而記者的角色僅限於「向AI工具提問並閱讀答案」，[2] 進行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探索AI的能力與侷限，同時也向新聞界發出警示」。[3] 這確是一個既有趣亦帶有警世意味的實驗，因為該新聞機構不單應用AI來寫新聞，亦與它對話，請它不斷的作出「反思」，而很明顯，反思是帶來進步和發展的一種重要方法。

人工智能發展是一個不斷適應及突破的進程，機器在學習模仿人類的思考，起初專注於特定的領域學習，例如棋藝博弈，經過訓練員不斷的放入以往的棋局資料，AI在分析、學習、修正後，慢慢就勝過人類（如象棋、圍棋），這種演練也推展至電子遊戲方面。及後企業OpenAI於2020年創建了一個能生成人類語言及文字的機器（GPT-3），更可生成文本，而另一款模型DALL-E則可以根據文字提示產生及處理圖像。於2022年OpenAI推出了免費聊天機器人ChatGPT讓人使用，令人工智能進一步走向普及化。[4]

AI記者訪問人類主編

AI的不斷學習及進步（能夠「不斷」前進，是因為它不用休息，人進步的速度與它的速度是不能相提並論），AI報紙也終於出現了。《AI頁報》在實驗中能把文件分析，能閱讀書籍，並將圖像轉化為文字以及總結演講內容，甚至能做訪問，與該報的主編對話，口吻亦帶有意大利人說話的幽默。[5]

要了解人工智能的威力，筆者亦試著用AI聊天機器人Grok 3來生成一份文字天氣報告，只要輸入基本文章規格，如主題、語言與地區、版面結構、字數、風格（嚴肅、幽默）及受眾目標群（學生、長者），再加入內容數據，如天氣預報的數據、引用或聲明等，報告還可以加上圖片、四格漫畫，以及選擇當中的風格，便可以生成一份報告。用戶更可以使用「DeepSearch」功能，AI便會將收到的資料於網上作出搜尋比對，之後列出它的思考流程、比對過多少資料來源，其表現相當「細心」。

初步體驗不俗，因為速度相當快，當筆者輸入完上述的資料後，也使用了DeepSearch功能，AI要生成一篇文章只需要兩、三分鐘，如再使用它製作多一個提醒讀者收看天氣報告的四格漫畫也只是需要多三分鐘左右，當然裡面的文字會有「沙石」，需要時間去修改，但的確節省了許多時間。

AI偏見與幻覺

AI發展的速度很快，改變著人們不少生活、工作的習慣。然而，每個AI工具都不同，不少人為求快捷在使用它們時忘卻了它們有可能因為受訓練員倒入的資料（包括數據、文字、圖像）所限制，而產生偏見，如生成的內容有性別刻板印象或過於「政治正確」，亦沒有理會不同地區或文化的差異。

另外，亦有可能會出現「AI幻覺」（AI hallucinations），因著過度訓練，AI有可能會出現過度擬合，失去了概括、偵測趨勢或於新資料中得出準確結論的能力。[6] 因此，投入給AI學習的資料應該要更多更好，並作更廣泛的測試及持續改進，當未能找到答案時，AI工具應以「我沒有足夠資訊回答這個問題」來回應，而非編造答案。

AI給人類的啟示

說回《AI頁報》，它於4月22日刊出了一篇反思文章，撰文的AI謙稱自己並沒有超越新聞業，而是踏出了一小步，呈現了當代一種帶有自嘲意味的評論文章風格，而因著AI沒有獲取事實的特權，評論式新聞會是AI最擅長的領域。[7] 因為它需要人類提供資料，讓它生成新聞，而人類可以加入提示，令AI寫出不同風格的文章。AI又在文中指出，有關它的模仿能力，《頁報》有記者曾指出，它文筆流暢，尊重風格，且學習能力快。但亦有人提出，如果AI能因著得到合適的提示，就能夠刺激整個負責寫社論的團隊，那意味著新聞工作者需要「重塑自我」（意大利文reinventarci，英語大概是to reinvent ourselves）。

筆者不禁反思，AI能模仿人類所說的語言、所寫的文字、繪畫風格（如近期人們火熱地用AI把相片轉化成「吉卜力風格」圖片），AI接受訓練時所使用的材料，當中是否牽涉到創作人的版權？如作家、藝術家獨有的創作風格？對於新聞工作者來說，他有沒有自己的獨特的視野或人性化的評論風格？如剔除了他的名字，AI又是否能取代他的工作？新聞工作者的價值會否因著AI出現而有所改變，這是值得討論的。

倒入文字及圖片去訓練AI，讓它模仿相對是容易的，但那些資訊卻是新聞機構、文化藝術工作者一生的心血，如何尊重他們，當然是一重點；另一方面，如何讓人繼續追求進步，而不只是停留於使用AI的便利，滿足於按幾個鍵就能生成一篇篇雅緻的文章及一幅幅讓人驚豔的圖畫，這也是很重要。筆者擔心現代的文化內容都會成為AI的數據，但那些文化創意手藝（craftsmanship）就會從現在開始漸漸失傳。

2025年3月29日是明光社的開放日，當日的活動分為五個時段舉行，由本社董事和總幹事分享我們關注的各項議題和介紹我們的工作，全日約有100人次出席活動。

子女嚷著要手機，父母怎麼辦？

第一個時段由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擔任講員，她表示子女打機的問題往往令不少父母掛心，但她認為父母不用將打機視為錯誤，而是要教導子女自律。父母需與子女一同制定使用智能手機的時間表；而限制使用手機的規則，除了子女，父母也要一同遵守。

與躺平一代尋夢想

第二個時段由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擔任講員，他指出這世代的青少年最需要的是盼望。而人們常常將夢想與職業掛鈎，但他指出夢想其實不是指向職業，而是指向人的性格、能力和價值觀。如青少年夢想是做巴士司機，背後可能是渴求操作大型機械，家長和老師可把握機會與青少年傾談，鼓勵他們建立自己的能力，實踐夢想。

現今香港教會的社關路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博士在第三個時段指出，行公義好憐憫是上主的作為，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當中的信徒群體應關心自身的世界和社會。雖然社會關懷不等於傳福音，但傳福音卻不能與社會關懷分割。今天香港說話的空間好像少了，但在信徒自身的崗位，無論是在家庭、學校、教會、工作場所也需要行公義好憐憫，讓自己成為他人的祝福。

跨性別運動對社會的影響

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在第四個時段指出跨性別運動的三大趨勢：性別主觀化，以主觀心理性別取代客觀的生理性別；變性低齡化，鼓勵未成年孩子變性；提出「反歧視」訴訟，以法律懲罰反對跨性別運動人士。他認為教會必須正視性別議題帶來的挑戰，也要作出信仰反思，持守信仰之餘，也要關懷變性人和跨性別人士。

離婚的法律考慮

私人執業律師丘志強先生在第五個時段分享了家事調解的工作，當夫婦的婚姻出現問題或考慮離婚，需要旁人協助，除了循法律途徑，也可透過家事調解來解決問題，此方法能減少對雙方的傷害。調解員會以中立的立場，找出雙方的爭議點，探求和擬定解決方案，促進溝通助爭議，助夫婦達成協議，以和諧方式解決問題和衝突。

無論是在報章、電視、網絡都會看到很多文章、報道……那麼，甚麼是「新聞」？如何分析和閱讀它們？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在2023年撰寫了《閲讀新聞——專業價值和媒體批判》一書，根據他以往任教了10年的一個碩士課程科目——「新聞理論與分析」，把理論與現實世界具體個案連繫起來，以此來教導學生。這書的結構也源自當年的碩士課程大綱，李立峯向讀者解說大眾所看的新聞有著甚麼變化，也講解了一些影響新聞生產及內容的重要因素，如政治經濟、新聞機構、消息來源、專業主義、文化意義及科技實踐等，使讀者了解香港現時媒體的狀況。

此書有許多例子讓讀者了解到，香港的新聞媒體能夠生存，不少是靠著背後的財團支持來營運，新聞工作者的報道要面對不同的商家或政治的期望，大眾看到的訊息或評論，也可能是跟著新聞機構自己既有的立場，連評論也是媒體「友好」慣常受訪以回應事件，因此其評論角度也是可以預知。上述的一些情況令專業的記者需要花心力為自己爭取專業空間及新聞自由。

不同的媒體都在努力寫「新聞故事」，不論立場如何，其社會意義也是促進人們對社會多元的認知，並能增進同理心。作者指出，如人們能對生活經驗的多樣性有充份理解，以及對他人有基本尊重，可以幫助解決社會矛盾和衝突。另外，此書內容亦有討論網絡、直播、自媒體如何讓人反思新聞的專業、為何新聞總是傾向負面，並探討辨別真與假新聞與傳媒素養的關係。

透過此書，我們可以學習判斷甚麼是好的新聞，並了解到新聞的專業，更懂得如何去支持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及媒體，讓有價值的新聞，更好的新聞能繼續出現、廣傳。

「耶穌直起身來，問她：『婦人，他們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從現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8:10-11《環球聖經譯本》）

如果有關注網絡生態的話，在整個三月，網絡上出現的「娛樂」新聞可算是把整個華人網絡弄個翻天覆地。面對迂迴曲折，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現實，我們的情緒可以在短時間內被不同的事件所牽引而產生快速的情感變化。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也會估計到我所談論的「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事情是甚麼。當然是指香港網紅連環出軌事件、震撼台灣的網紅勞資糾紛，以及韓國知名藝人與已故演員的關係引發的爭議。當中牽涉有關權力、網絡欺凌、罪人以及懲罰的議題，我們身為無知的網民，又該用甚麼態度面對？

網絡生態的真相

網絡的出現，人們的情緒很容易受到網絡所影響。網絡將人的時間與空間混合在一起，某一小角落所發生的事，瞬間便可以傳遍每一個人的手機當中。有人會對於國際局勢而感到緊張，也有人會因為某些藝人被揭發失德行為而感到失望或憤怒。然而，這些事都不是我們從身邊周圍的環境直接感受到的事。加上短視頻當道，假設15秒一條片段，而每一條片段都掀起一種情緒的話，我們便會在一分鐘內出現四種不同的情緒變化。

從情緒管理的角度來看，認識自己的情緒的最終極目的就是了解自己，但短視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人們看了速度猶如洪流的短視頻，事後根本不會記得自己看過甚麼；連整理自己情緒的空間都沒有，又如何了解自己？去年出現的字詞「腦腐」(Brain rot)，恰好形容這種情況。這個名詞指：「個人心智狀態在過度消費瑣碎或單調的內容（目前尤指線上內容）後，呈現衰退的現象。」一些看似瑣碎的網絡內容，其實會使人「降智」。

網絡與傳播息息相關。「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是由一位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今天所看見或吸收到的訊息，其實已經被媒介所選擇，即媒體如何傳達訊息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訊息。基本上，每一個自稱「新聞媒體」的媒體所報道的「新聞」，他們已經有預設的立場。如果我們只留意單一渠道的資訊來源，我們以為自己的立場好像是自己經過思考得出，但其實只是媒體所帶動的方向。就如我們不會在與政府相同意見的媒體中看到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文章；也不會在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媒體看見與政府意見相同的文章一樣。所以，當我們喋喋不休，在網絡爭論個你死我活，背後或許只是媒介的控制與塑造。你所選擇的媒介是甚麼，也決定了你的立場和想法是甚麼，網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赤裸生命

網絡，在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政治場景。因為網絡生態正正就有著非常強烈的敵我之分。隨著媒介的迅速發展，大數據、演算法等功能創造了一個一個同溫層環境，而某一個同溫層與另一個同溫層互相謾罵已經屢見不鮮，即便普通討論某種食物美味與否，已經可以產生一場激烈的罵戰，當中更牽涉不少人身攻擊言辭。明顯地，大眾網絡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討論環境，即使有理有據也不擔保能夠理性討論。這個擁有強烈敵我之分的網絡政治環境，讓有些生命被帶進一個批鬥現場，由眾人定他們的罪，以及給予個人認為最「適當的」懲罰。他們的生命被赤裸地呈現在網絡上，他們被懸置，能夠被任何人殺害，但殺害他們的人都不需被法律所制裁，這種形式可被稱為「網絡欺凌」。

在討論網絡欺凌之先，筆者先討論「公審」的正面意義。有人認為，「公審」就是用來懲治那些法律無法制裁到的人，例如一些藝人的婚外情行為，網民便可透過網絡的輿論壓力讓藝人退出公眾舞台。不過，這是在一個基於對事件有很大程度上的了解，且最好的狀況就是當事人承認過犯的處境下進行；否則，都會容易變成純粹且充滿人身攻擊的網絡欺凌。但，正面意義下的「公審」在諸多限制下的網絡環境，其實難以實現。因為難以確保每個人接受到的資訊是客觀的，並且有「底線」地發表言論。

「罪」與「罰」是一個在網絡生態中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究竟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那些罪，真的是罪該萬死嗎？誰人又可以懲罰他人？那些懲罰，真的是合乎中道嗎？往往有不少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因微小的事或誤會便被一些審判者（網民）置他們於死地，這些懲罰與事主所做的事相稱嗎？

意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將一些被懸置的赤裸生命命名為「homo sacer」，可被翻譯為「可以被殺死且不能用於獻祭的人」，而直接一些的解釋就是這些人無論在「人法」和「神法」都得不到保障。用網絡生態的環境來理解，就是主權者（網民，可以由世界各地組成）將某人的生命抽離保護（即犯網民認為須受到公審的「罪行」的人），而決定進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使「罪人」成為赤裸生命，由主權者決斷來定其被殺與存活的合法與非法性。

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

網絡公審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知道的「事實」從而用自己的標準來審判他人，仿佛他人犯錯後已經不能再有悔改的機會，也有不少的人以為自己只是隨口一句，但每人一句的累積已經足以對其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公眾人物被公審到自殺的事件亦不少，而微小至學校當中，也有一些人捏造其他同學的醜聞，從而進行攻擊，使應該充滿希望的校園對被欺凌者而言就是一個如地獄般的存在，甚至因微小的事迫使他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特別在緬甸地震發生後，有些網民抱怨著問：「為何地震不發生在詐騙園當中？為何天災不懲罰他們？」其實大家也清楚，詐騙園也有許多被迫詐騙的受害者，這些人值得被懲罰嗎？

我們身處網絡世界，無法避免使用網絡。但至少在面對事件時，有些問題可以問問自己：

1. 我對事件有多大程度的了解？
2. 我是否只是純粹想宣洩情緒，渴望被認同，才參與評論？
3. 我說的話是否客觀？還是只想作人身攻擊？
4. 我是否有參考過其他資料來源？
5. 我是否有資格評論事件？
6. 當事人真是罪該萬死嗎？

筆者想起耶穌為行淫的婦人解圍的故事，而在網絡上，就是一些自以為清高的人決斷他人的生死大權，看見他人的「罪」，卻看不見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去年出版的《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The Anxious Generation：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引起了多國家長們的關注，因為當中的內容與他們的孩子有密切關係，特別是在社交媒體中成長的Z世代。不少家長都以為要保護孩子，最好就不要讓他們到戶外地方，因為這樣他們便有機會遇上壞人，也可能會在外受傷，所以，讓孩子、青少年在家中上網就是比較安全了。但本書作者Jonathan Haidt卻正正指出，沒界限地讓他們在網上瀏覽任何內容，接觸不同的價值觀，讓他們在社交媒體中營運著自己的賬戶，獨自面對著網民的評頭品足及承受著壓力與欺凌，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裡，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

Haidt指出，家長在實體世界對孩子的過份保護造成了孩子成長的第一類「體驗阻斷器」，所有都安全至上的措施會阻礙了他們自由地透過玩耍來學習及成長，令他們錯失了社交機會，無法學習克服焦慮、管控風險等，這會令孩子停留在脆弱階段。而另一類「體驗阻斷器」就是智能手機，作者認為手機一旦進入兒童的生活，就會令他們排擠或減少所有其他非手機形態的活動，而這些經歷是青少年處於成長期的大腦最需要的活動。因為兒童花了大量時間在線（online），令他們無法達成許多的里程碑，大腦接收的東西，是來自沒有年齡分級或限制的無差別資訊洪流，而它們每日都在刺激大腦。這亦是其中一個原因，作者稱網絡及手機正在rewiring，即重塑著孩子的大腦，影響著Z世代及之後的青少年腦部，令患上了焦慮等情緒問題的青少年數量急速上升。

這是一本每位家長，甚至有上網的朋友都值得看及深入了解的好書。是時候為孩子及自己打一支「預防針」，在留連在社交媒體之前，先了解它會帶來甚麼深遠的影響。或許，這也是關注青少年的團體及家長一起攜手行動的時候，把孩子帶離網海，於實體世界中開心地與人交流，讓他們更健康地成長。

本書還有一個網站，提供了有關的研究資料及有用資訊：

“Free The Anxious Generation”, https://www.anxiousgeneration.com/

「我不斷追求拍出完美的自拍，當我意識到我無法做到這一點時，我想死去。我失去了朋友、教育、健康，甚至差點失去我的生命。」2014年，19歲的Danny Bowman在接受英國《鏡報》訪問時，說出了這一番說話。媒體估計Danny是英國首位自拍成癮患者，他從15歲開始便把自拍照上載於facebook，在接受戒癮療程之前，曾有一段時間，他為了拍攝一張完美的照片，每天都花上10小時自拍。[1] 面對自拍成癮，Danny並不是孤身一人，另一位來自英國的Charlotte Michaels同樣不能自控，每天必須自拍上千張照片才能鬆一口氣。對她來說，自拍比睡眠重要，甚至比愛情更重要，她為了製作一張完美的照片，往往從深夜編輯照片至拂曉。[2] Charlotte感受到「自拍成癮」那一份真實，她坦承，如果她的帖子在15分鐘內沒有獲得足夠的「點讚」，她便會「崩潰」。她表示：「當『點讚』開始湧入時，那種解脫的感覺無法形容。我喜歡別人告訴我，我很漂亮。」[3]

「自拍」的英文為selfie，此詞匯最早是在2002年出現在澳洲一個新聞網頁上，經過10年的時間，人們不再對它感到陌生，牛津英語詞典在2013年把selfie納入網上版詞典內，它更成為了年度詞匯，自此selfie便晉升為日常用語。[4] 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自拍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一環，[5] 而對於那些生長在智能手機興起時期的Z世代及千禧世代，更是機不離手，他們更喜歡隨手自拍，並且會把照片上載至社交平台。[6]

網上的社交平台是非常有意思的發明，其中如facebook的官方主要目標，便是幫助用戶與親朋好友聯繫，以及分享更多資訊，讓人們有能力建立社群，並使世界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7] 這目標非常美好，人們想與親友透過網絡分享彼此生活點滴，只需簡單註冊便可以擁有一個免費戶口。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所謂的免費其實是假象，facebook前高級管理人員Tim Kendall，以及前工程主管Justin Rosenstein清楚告訴大家，facebook是一間賺取盈利的公司，他們獲利的主要方式便是透過販賣用戶的注意力給廣告商牟利，就如許多科技公司或其他社交平台都是透過類似方法來賺錢。它們都努力設計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功能，藉此留住用戶，只要用戶在平台停留的時間愈長，公司便可以推送更多廣告給用戶。[8]

在眾多功能中，相信「點讚」是其中一個讓人欲罷不能、泥足深陷的功能。社交平台是經過演算法精心打造出來的，它想要用戶點擊那個「點讚」的按鈕，這樣便能確保，把用戶最有可能參與互動的帖子推至用戶社交平台專頁的頂部，鼓勵他們製作點讚和發帖的循環，幫助用戶培養出保持活躍並且不斷滑手機的習慣。點讚按鈕的設計絕對符合人天性的心理需求，人類從童年開始，便渴望及尋求來自父母、老師和同齡人的認可，亦希望可以與他人聯繫，在群體中有歸屬感，社交平台知道人類需要甚麼，並將這種本能數位化，以及巧妙地利用這種需求成為一股巨大的驅動力，推動人們給予點讚，同時也渴求獲得點讚。當人們發佈一張圖片或分享一條帖文時，給予點讚是一場社會交流，獲得點讚可以因著得到他人認可而帶來即時滿足感，而當獲得的點讚愈多，其自我價值亦會愈高。[9]

被他人認同確實會帶給人們莫大的喜悅及滿足，也讓人發帖時愈發興奮及起勁，因為當發放的帖子被人點讚、有正面的評論及大量轉發的數量，這些正面的回饋及收穫，將喚起人們大腦底部的神經元，釋放出多巴胺。[10] 多巴胺是非常神奇的神經傳遞物質，它影響人們的情緒、愉悅感、做事的動機，甚至活動能力。低水平的多巴胺降低人們對事物的興趣和興奮感，讓人感到乏力；過高水平的多巴胺則有可能導致人們出現衝動行為，增加攻擊性或敵對情緒。[11] 很明顯，當人們看見自己的帖子不斷被讚賞及分享，多巴胺水平自然會提高，亦促使人們更勤力及更有動力發放帖子，希望獲得更多讚賞及多巴胺。這解釋了為何Danny及Charlotte會自拍成癮，並且希望拍出完美照片，他們過度沉溺於他人的讚美及評語之中，並且把自己的價值，等同於自己所能獲得的點讚數量。[12]

Danny及Charlotte的自拍成癮是較為極端的例子，但青少年對社交平台成癮，這問題實在不能忽視，值得大家關注。青少年大腦的額葉皮質要到20多歲才發育成熟，而十來歲青少年的特質是自控力較低，對群體或社交活動缺乏安全感，很容易受同儕壓力影響，並會參與社群認可的活動。[13] 2019年，有一項研究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發表，結果顯示，每天使用社交媒體超過三小時的青少年，可能有更高的機會面臨心理健康問題風險，而社交媒體的過度使用亦可能導致社交上的比較、孤獨感以及負面影響自我形象。研究的結論提出「未來的研究應該確定，設定每日社交媒體使用限制、加強媒體素養，而重新設計社交平台是減低有關群體心理健康問題負擔的有效方法。」[14]

所有的癮，想要戒都不是易事，當人們享受過多巴胺，只會為了得到更多多巴胺而願意付出更多心思、精神及時間。[15] 重新設計社交媒體平台是絕對有幫助的，簡單如刪除點讚數量的功能，只讓用戶知道有人點讚，人們成癮的情況便會有所改善，不過，營運社交平台的公司可不會樂意為了青少年健康而減少收入。沒有社交平台的配合，單靠限制青少年每日上社交平台的時間，實在難以阻止他們繼續依戀社交平台。Danny的父親Robert Bowman表示，他和太太都是認可的心理健康護士，他們對於社交網絡和手機技術可能帶來的危險一直感到擔憂，特別是它們對本來已沒有安全感的年輕人的影響，一直沒有獲得正視。[16] Danny本人也指出：「人們並不知道，當他們在facebook或Twitter上發佈自己的照片時，事情已迅速失控，它成為了一種尋求認可的使命，更可以摧毀任何人。」[17]

「失控」非必然，卻不足為奇，有些人以為只要人有足夠的自制力，便可以好好控制及管理自己使用社交平台或滑手機的時間，但試問在現實中，有多少人說好了再滑五分鐘手機便停止，但五分鐘之後又五分鐘，無數的五分鐘過後，該做的事情沒有做，時間便被扼殺了。神經科學家Andrew Huberman在接受網紅Chris Williamson訪問時，表達出對社交平台的看法，他打了一個比喻，當人們看見一隻狗不能停下來，在角落裡挖掘，不斷地尋找骨頭，人們會想，這隻狗病了，牠的行為教人感到悲哀。人類何嘗不是如這隻狗般，社交媒體激發多巴胺的釋放，帶來獎勵、驚喜和興奮感，使用者因而感到愉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愉悅感漸漸變為類似強迫症的行為，使用者可能會不斷地查看社交媒體，陷入一種重複的行為模式。[18]

很多現代人都生病，但誠如設計倫理學家Tristan Harris表示，問題不在於人們缺乏意志力，而在於「螢幕背後有上千人不斷努力瓦解你的自制力」。很多成癮行為主要是環境與處境造成的。很多科技巨人清楚這件事，Steve Jobs知道孩子很容易受到iPhone及iPad誘惑，所以他限制自己的孩子玩iPhone及iPad；Bill Gates的孩子，到了14歲才能擁有手機，並且不能在午餐、晚餐時及睡覺前使用。[19] 如果連這些科技專家都對電子產品保持高度戒備，普通人為了自己及下一代的好處，應否採取一些行動？[20]

不要高估智能手機用家的自制力，亦不要低估社交平台想要賺錢的動力。

最新結合ChatGPT技術的智能人形伴侶機械人引發關注，該款矽膠娃娃不僅可提供八種性格選項與長期記憶對話功能，能與使用者持續互動，推出人形伴侶機械人的公司聲稱，它們可以提供情緒上支持。該款產品以1,500至2,000美元的價格在海外銷售，預計4月將走進內地市場。有市場研究機構預測，全球情趣機械人市場規模今年將突破300億美元，其中AI情感互動類型的產品佔超過40%的市場份額。購買該款矽膠娃娃用戶，必須額外多付每年100美元的訂閱費，才可解鎖完整AI互動功能，若停止付費，對話服務便會中斷。智能伴侶機械人成為受市場歡迎的產品，可以想像得到，科技正在重塑親密關係的定義，也引發更多科技倫理的討論。

現今社會瀰漫著矛盾的情感焦慮——人們既渴望被無條件接納，卻不願承受關係中的磨合風險，也害怕付出愛。這種「單向索取」的愛情幻想，正是AI矽膠娃娃熱銷的基礎。使用者明知眼前只是演算法編織出來的溫柔假象，仍選擇將情感投射在無生命的物體上，這反映出人性深處的孤獨與對愛的渴求。然而，這種完全可以掌控的「完美關係」自然是會帶來危險，使用者在心理上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的惡性循環。當人類習慣從程式化回應中獲取即時滿足時，現實中需要耐心經營的人際關係反而顯得更具挑戰性，甚至可能導致失去與人相處的能耐。

真正的親密關係本質上包含彼此的接納與欣賞，需要雙方在碰撞中互相遷就。與其用科技填補情感空窗，不如學習在「暫時不被滿足」的狀態共處。我們需要培養的是「延遲滿足」的智慧，在單身時深化友誼、發展個人興趣、提升溝通能力，這些體驗都將成為未來經營真實關係的養份。愛情最珍貴之處在於透過彼此相愛，讓人遇見更好的自己。因此，面對科技帶來的便利與誘惑，我們更應珍惜現實中的人際互動，並在等待中成長，迎接真正的情感連結。

參考資料：

〈內地廠推AI矽膠娃娃大受海外歡迎 額外付費可談心〉。東網。2025年2月23日。

「喜樂的心就是良藥」箴言17:22上《環球聖經譯本》

當提及學校的教育，不少人指出應包括「五育」──德、智、體、群、美。許多學校很著重培養學科知識、理性、批判思考及解難探究精神的「智育」，這是學生升學及畢業過程中被視為必要的能力；然而其他「四育」所引申出來有關生命教育的關鍵點，對於生命成長卻具有長久不變的重要性。

生命教育包括很多內容，如將人作為核心，了解生命除了以生物學、文學和歷史之外，還要體會生命的多變和無常、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如何接納自己、欣賞他人、尊重他人、體驗生命、施與受、觀察和認識不同環境、時間管理……這許多的內容，學校課程可能未必觸及很多。不過，這種種有關生命本質、天我關係、人我關係、物我關係、我我關係等不能忽略。明白學生承受著沉重的學習壓力，不想給他們添加壓力的話，遊戲是不錯的方法，讓他們輕鬆地從玩樂中感受、體會及領悟一些生命應重視的地方。

遊戲特質

「遊戲」有一些值得我們留意的特質：一、有特定目標要玩家達到或完成；二、要有挑戰性才好玩：按「心流理論」指出，好玩的遊戲要達到的目標不能太易或太難，否則玩家會感到無聊或認為無可能做到而不享受或放棄；三、要遵守規則，否則參與者任意破壞規則會失去遊戲的挑戰性；四、內容有虛實：模擬的情境讓玩家投入，放下現實身份，但當中可以連繫到現實的處境和真實的情感；五、有時限性：投入的處境會完結，擔當角色有結束的時候。

玩家要面對失敗：對於有目標要達成或完成，無論對一人遊戲或多人合作的遊戲來說，從這個角度來看，即玩家有機會未能完成或失敗，但因為是「遊戲一場」，可以讓玩家於非真實的情境下學習接受自己或團隊有機會失敗；從另一角度來看，就是策略上、與人合作的技巧上或時間控制等不同方面都有機會改善。

互相尊重與接納：不同的遊戲有不同的目標和合適的參與年齡，與能力相符的人玩遊戲使人玩得有樂趣。面對不同的群體，遊戲可有其「創新」方法來讓不同能力的人都可以參與，如增加或減少完成時間、數量，流程或道具；把規則、男女、方向、角度、場地、動作逆轉或替換等都可以增加遊戲趣味。只要參與者一起同意哪些規則可改變，就不是任意破壞規則。這種關注到每位參加者的能力而作出的接納及調節做法，也是一種對不同個體的尊重和接納。

複雜性與吸引力：具有吸引力的遊戲可加入獎懲制度，增加參與者的認真程度、推動力及成就感；有技巧練習、級數、排行榜等讓人進入心流去繼續挑戰；另外還有競爭、戰略選擇、靈活性、幸運、意外等，頗接近現實生活。有說，遊戲的Fun其實很玄妙，不要預先告訴玩家要學懂甚麼，因為越想控制、越想預告，就會容易破壞玩家的玩樂心態，失去吸引力，更不要說要在當中深切體會了。

超越性及同理心

有些遊戲，不論是劇本殺、桌遊或網上遊戲都會使玩家進入非真實的情境，如兇案現場、瘟疫、戰爭，甚至是喪屍出沒之地；而參加者要作角色扮演，如警探、兇手、革命軍、病毒感染者、病患家人……有人可能會質疑這些設定有甚麼益處？筆者認為，這些場境只是讓參加者放下現有身份，進入不同的處境去了解那個困境；因著玩家不同的身份、能力、擁有的物資等，去完成應要達成的任務。遊戲進行中，玩家的想像力會啟動，就著任務而使用策略來互相競爭或互相合作及幫助。

當遊戲完結，它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會開展，當中曾發生的事件、使用的道具、玩家之間曾作出的策略，自己曾有的反應，都可讓我們投射於生活中；反思之後，可以應用於生活或了解自己更多。很有趣，雖然是遊戲一場，但越投入越認真的玩家最後的得著及感受會越深刻。

此外，有一樣很重要的體會，就是當參與者投入處境中，以另一身份去處事及回應，玩的同時實在也是在練習同理心：從「他」的處境去感受那些困難、矛盾，以「他」的身份及能力去思考策略；那個「他」既是角色，也是玩家自己，如演員一樣去感受那角色，但又反映玩家本身。所以，如能在遊戲結束後互相分享感受，大家就可以回顧自己對別人及自己的觀察，與及這場「戲」應對生活、現實有何相似或不一樣的地方。

遊戲人生與人生遊戲

我們可以套用美國教育學家柯柏（David A. Kolb）的經驗學習模型的四個階段來解釋遊戲與生命教育的學習關係。親身參與的活動處境，縱是虛構，當中有不同的情境與人物，有陌生及危險的事情，參與者都會得到「具體經驗」（第一階段）；在經過他們的「反省觀察」（第二階段），即從回憶裡去觀察，在整理回憶的東西中反省；參與者如能憑著過去及遊戲中的經驗去尋找一些通則或道理，就會做到「建構概念」（第三階段）；當他們能再嘗試或於日常生活中「主動嘗試」（第四階段），將總結的類化通則應用，就能迎接未來一個新的經驗。學習是一個過程，人生不必每次學習都要在實際的環境中進行，在遊戲的虛擬場境中學習就更安全及充滿樂趣。

《神．經．遊戲》(2010)一書提及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曾於Theology of Play(1972)一書中提醒信徒：整個創造就是神的遊戲，這是神以不可思議與不需理據的智慧來玩的遊戲。作者鍾樹森牧師也提到，遊戲是第一身的屬靈經驗學習，在遊戲中歡笑、享受刺激、體驗失敗是「第一手經驗著神創造的韻律」。人生遊戲亦是一個第一身的屬靈經驗學習，要有第一手信仰，就好好地經驗成為人生玩家去經歷遊玩、規則與勝負；既重視結果，也重視生命的歷程。

當人生遊戲時間終結時，筆者希望在回望自己的經歷時，這一生是充滿玩樂(Playfulness)與歡笑。我們既然已被神「邀請」進去祂創造的萬物世界裡遊玩，與三一神一起玩著同過信仰生活，就讓我們變得更勇敢、更輕鬆去享受生命的每分每秒。

最近各大傳媒和社媒都已經被深度求索（DeepSeek）的消息洗版，相信讀者已經從鋪天蓋地的報道中獲得了不少資訊，因此筆者嘗試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一些較少人提及的問題。

根據深度求索的公司幻方所說，這大型語言模型的開發成本和時間很少，只需要大約二千片H800圖形處理器和少於六百萬美元，兩個月之內便完成。這說法頗受爭議，不過，若果這是真的，也不足為奇，因為美國公司已經花了龐大資金和長時間在研發上，許多成果都是開源模型，所以幻方能夠減省了研發成本，在現有基礎上改良，從而後發先至、彎道超車。

一些人工智能專家斷言，深度求索是建立在現有的開源模型之上的，例如Meta的LLaMA。Riot Games一位研究員的分析顯示，深度求索緊密遵循Llama 2的架構。就連深度求索在2024年1月發表的論文也是這麼說的：「在模型層面，我們總體上遵循了LLaMA的架構，但用一個多步驟學習率調度器，在促進持續訓練的同時保持性能。」

然而，當我詢問深度求索是否從Meta的LLaMA中學習時，它斬釘截鐵地否認了這一點：「不，我不是基於Meta的LLaMA（Meta AI的大型語言模型），我是由中國公司深度求索獨家打造的人工智能助理，我的模型是深度求索自主研發的，旨在為用戶提供廣泛的服務和資訊。」

以上各種說法互相矛盾，但無論如何，深度求索的確包含了獨特的演算法。Perplexity AI 執行長兼共同創辦人斯里尼瓦斯（Aravind Srinivas）在接受 CNBC採訪時，間接為深度求索辯護，他認為不必說誰抄襲誰，事實上，美國科技公司亦是互相參考，例如谷歌發展出Transformer的建構模式，Open AI的GPT就是基於Transformer。Open AI公開承認，而當我詢問ChatGPT是否參考了Transformer的時候，ChatGPT亦直言不諱：「是的，OpenAI 的 GPT 模型從根本上是基於Google的Transformer架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有重大的修改和進步。」

目前，Meta 已經組建了四個「作戰室」，以研究深度求索如何以極低的成本超越競爭對手。如果深度求索真的是建基於LLaMA這開源模型，那麼Meta可說是搬石頭砸自己腳。

儘管如此，Meta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楊立昆（Yann LeCun）仍然大力支持開源模式，他大方地表示，深度求索的成功不在於中國打敗了美國，更確切地說，這是開源模式勝過閉源模式。楊立昆表示，深度求索「從開放研究和開源中獲益匪淺。他們提出了新的想法，並在其他人的工作基礎上加以實現。由於他們的工作成果已發表並開源，因此每個人都可以從中獲益。」

熟識我的讀者會知道，我對開源模式一直保持懷疑態度，開源模式是基於一種近似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沒有壟斷，知識是公有財產，這是對人性非常樂觀的假設。可是，當所有人都可以獲取開源模型中的代碼時，而所有人還包括了俄羅斯人、北韓人、伊朗人等等。一方面，許多人工智能專家、倫理學家、政治家指出人工智能的威力巨大，若果被濫用或者不小心使用的話，可能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故此鼓吹嚴格監控；但另一方面，人們又同時要開放人工智能的技術予所有人，這兩種取向是否自相矛盾呢？

事實上，人工智能的開源模式已經出現了「潘朵拉盒子」的後果，2019年有人採用人工智能神經網絡發展出一個名為DeepNude的軟件，這軟件可以迅速地將任何人正常的照片變為裸照，軟件程式編寫人被千夫所指，最後DeepNude在群眾壓力下被下架，但為時已晚，因為DeepNude的程式是屬於開源模式，而訓練這機械學習模型的資料亦是公開地在互聯網上傳播，於是乎出現了無數抄襲的軟件，直至今日，你仍然可以輕而易舉地在互聯網上找到DeepNude的變種，即使有關當局嘗試立法禁絕，但情況已經完全失控。

筆者在大學教授一門人工智能倫理的課，在編寫課程時，我蒐集了許多人工智能已經和潛在上被濫用的地方，開源軟體的透明度是一把雙面刃，雖然這些公開的程式讓全世界人審查和改進它，但這也意味著存心不良的人可以研究程式碼以尋找漏洞，例如製造攻擊電腦系統的病毒，此外，人們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製造虛假資訊，從而達到操控、洗腦的效果，從前這需要龐大的資源，但在開源模式下，就變得易如反掌。

但無論如何，開源模式已經是無法逆轉的既定事實，我們只能夠步步為營。美國作家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說過：「科技的影響是難以預測，但並非無可避免的。」

《愛欲之死》作者韓炳哲，在不少作品中都點出現今世代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建構了一個功績／績效的社會，而在這種社會中，權力與掌控成為了生產模式裡的必要條件，而要確保工作績效的範疇竟然還包括了愛欲。

作者用了電影《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作為例子，劇中的男主角將自己對性關係的要求列明在招聘廣告中，如此反映「性」已被納入在績效與計算的當中，也將其變成工作以及純粹的色情。就如早前無綫電視節目《東張西望》追訪的私密照片被公開的事件，幾位女事主指控一男子偷拍其私密影像，又指他在社交媒體公開招募「性玩具」，事後更為性關係對象評分，並以性關係人數的多寡來炫耀自己的性經驗。這類行為正正就是韓炳哲所述成為績效的「性」，有人將「性」化為一種直白的要求，並展示自己有主宰他人的權力。韓炳哲認為「性」之所以成為績效的原因在於人對自己的過度熱愛，亦即是「自戀」，企圖在「愛欲」中佔有、抓住以及掌控他人，只想「他者」為自己服務。

他在暗中透露了人們從現代社會的愛欲中得到救贖的方法，就是承認自己在他人的個體性面前無能為力，亦即是讓他人成為他人自己本身，不試圖掌控、操縱與佔有對方，才能讓自己對他人保持好奇與想像力，純淨的愛欲才能因此而產生，否則就如韓炳哲在書中所述：「……現今的愛，萎縮成消費與享樂主義算計的對象。對於他者的渴望，被相同者的舒適所取代」。如想「在約砲、休閒式與舒壓式性愛當道的時代」清醒過來，《愛欲之死》或許能幫助我們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