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情緒的殺傷力

對香港人來說，憂鬱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抑鬱症亦是廣為人知的情緒病。香港心理衞生會在2024年發佈的「全港抗抑鬱　測試大行動」問卷調查結果，對比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和2020年舉行的相同調查，發現「受訪者的總體抑鬱指數持續增加」，而這次的抑鬱指數是六次調查中最令人擔心的一次。抑鬱困擾總分達一定分數的「臨床組別」人士，調查團隊估計他們需要接受專業治療及輔導，該組別人士的比例亦由2020年的8.4%增至11.1%。[1]

人們為何會患上抑鬱症？學業欠佳、事業失意、遭受欺凌或虐待、婚姻危機、家庭爭執、痛失親人、財務壓力、長期病患或年老等等的困難，都有可能引發抑鬱。抑鬱症的誘因錯綜複雜，亦因人而異，未必源於單一事件。例如，有人健康出現問題，痊癒後心情仍然不佳，若此時家中有人離世，便可能成為誘發當事人抑鬱的臨界點。除了遭遇外在的不幸事件，抑鬱症亦涉及個人及家庭等多重因素，這些因素有可能增加誘發抑鬱症的風險。有關因素如下：一、家族史，家庭成員有抑鬱症病史；二、懷孕及生育，女性在生育前後，體內荷爾蒙出現變化；三、更年期，女性在更年期間，體內荷爾蒙產生波動；四、藥物影響，服用了某些藥物如用於治療痤瘡的異維A酸（isotretinoin）、抗病毒藥物干擾素-α（interferon-alpha）和皮質類固醇（corticosteroids）等；五、個性，個人自我形象較低，又或是習慣對自己過度批評。[2]

同樣，上述因素亦不一定是單獨存在，而是互為影響。若一個人從小便遭受錯待，甚或虐待，便有可能形成低自我形象及自我批評的性格特質。因此，抑鬱症並不限於非信徒，即使重新得救的信徒，若未能妥善處理過去的傷害，也有可能患上抑鬱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的研究生賈天君，曾經寫過一篇以〈走過死蔭的幽谷——三位基督徒憂鬱敘說研究〉為題的碩士論文，他訪問了三位患上抑鬱症的基督徒，[3] 闡明了抑鬱症並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若當事人遭遇到的「新傷舊痕」未被處理，過度壓抑的情緒累積到一定程度便會一觸即發，甚或一發不可收拾，以下將簡單引述受訪者的故事闡明之。

傳統的華人家長一向不太稱讚孩子，怕孩子驕傲，受訪者A的媽媽也是如此，老是挑剔她的毛病。不單如此，由於她妹妹的情緒較易失控，一發怒時便亂丟東西，所以每當A和妹妹吵架，媽媽只會怪責A。到A長大了，她在工作環境中，也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明明是同事行為失當，其他人卻異口同聲要她忍讓，她的善良每每換來他人的欺負，她的界線也連連被人侵犯。[4] 受訪者B則從小便抑壓真實的感受，他的媽媽是一個難以感到滿足的人，只要他不配合她無理的要求，迎來的總是媽媽的怒氣。因此他長大後不懂設立個人界線，無法拒絕別人的要求，喪失說「不」的能力。[5] 同樣，受訪者C過去亦是活在權威之下，她的父母甚至對她作出過很多言語及精神暴力，她年幼時不懂抗議，慢慢變得相當沒自信，甚至當別人指責她時，她都會以「對，都是我的錯。」來回應。[6]

以上三位都是基督徒，當他們的情緒出現問題時，難道信仰不能醫治他們的抑鬱症嗎？坦白說，如果基督徒視基督信仰為一套律法規條，信仰非但不能幫助他們脫離情緒困擾或抑鬱症，而且其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糟。受訪者C回想當初她遭遇患難的時候，她確實面對過信仰掙扎，她很需要神，卻又感到神一直在剝奪她的東西，那時她選擇抑制自己的情緒及真實感受來處理這些衝突，她用經文或基督教的教導來說服自己：「祢拿去……祢收取……我只好take it！」、「不要發怨言，主將我剝奪……倒空」、「要信服要順服！上帝要剝奪你是為你好。」而長期沒有面對及處理自己真實情緒的結果，導致她「所有憤怒會從其他地方跑出來」，形成抑鬱及憤怒。[7] 另一位受訪者B，當他到了臨界點時，便以憤怒的方式來處理自己過去傷口，並且透過不道德的行為發洩出來，最終傷人又傷己。他的怒氣得以宣洩，但他卻活在自責中，不斷以信仰標準來批評自身的行為，甚至完全否定了之前的信仰經驗，以及熱心事奉的事實，一味認定自己是罪人並且陷入抑鬱。[8] 至於受訪者A，在媽媽的影響之下，她覺得自己不夠好，縱然她在抑鬱症期間尋求過諮商師的幫助，卻仍認為自己不夠好。她只要聽到律法式的聖經教導，例如她要按照基督真理，應該如何如何、否則神便會懲罰她等，便會變得異常憤怒，她因而選擇逃離那些「關心她」的人。[9]

這樣看來，基督信仰對於這三位抑鬱症過來人來說是否毫無幫助？答案當然不是。律法式的信仰不能拯救人，但神能，當他們不再用律法論斷自己，在與愛他們的神相遇以後，他們便會慢慢走出抑鬱症。受訪者A一直覺得自己不夠好，但後來她終於接受神真的很愛她，並且開始學習用神的眼光來看待及接納自己，她便有所改變，她認為做基督徒最美的就是，神不要她做甚麼，祂愛她就是因為她，不是因她的修行品德、做好事、捐錢、積德。她被釋放，因神說：她不需要做甚麼，她就是可愛，她就是可以被愛。這份釋放讓她可以放下過去的傷害，寬恕自己，也寬恕他人。[10] 受訪者B也改變了，因為他經驗到自己不再是罪人，而是神手中的作品，原來，他可以與神如父子或好朋友般對話。[11] 受訪者C的抑鬱症也得到醫治，因為她學會了以神的眼光來重構自我認同，並且經歷到神的愛及真實的接納，她甚至認為：「基督徒為何憂鬱是沒有真正認識上帝的愛，只認識教條、要求。」她指出基督徒也會抑鬱，卻能夠透過認識神更深而得以復原。[12]

人原本便有神的形象，人被造亦是奇妙可畏，但墮落後的世界變得不完美，加上人是容易受傷的動物，很容易在成長過程中經歷到大大小小不同的傷害。根據Ricard C. Schwartz博士所創的內在家庭系統療法（Internal Family Systems, IFS），當人無法處理或不敢處理自己的情緒，內在小孩便會先受到傷害，傷口太痛，人們自然希望把他們流放到外面，不去觸碰他們，也要確保其他人不會觸碰他們。這些純真的小孩被稱為流放者，至於其他的內在家庭成員被稱為保護者及消防員。[13] 保護者會盡一己之力，避免他人觸發流放者，但一旦保護者失守，流放者被觸發，當事人便會因著痛苦回憶而深受困擾，這時候，消防員在情急之下，惟有使用非一般的手段來控制流放者，累積的傷害愈多，手段便愈發極端。以受訪者B為例，他在成長過程中無法自主，也無力保護自己，長大之後，輔導他的導師表示想成為他的女友，但又突然改變主意想回到以往的關係，自小便失去自主權的他對此感到異常憤怒，於是在女導師面前假裝愛她，與她交往甚至發生關係，這或許便是消防員想要奪回自主權而做出的極端行為。

Schwartz相信每個人都沒有不好的部份，他綜合無數的臨床個案，相信當事人只要好好與自己傾談，與自己和好，便能化解保護者及消防員的心結，慢慢從破壞的角色轉化到有價值的角色。他亦提到「當你能愛所有的內在部份，你就能愛所有的人」。[14]

愛是轉化生命最大的動力，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若不能憑意志去愛自己，不必感到擔心或害怕，因為神的愛超越意志。但願有一天，所有信徒都能真實地經歷到神的愛，以至更能接納自己。

「神照著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照著神的形象，他創造了他們，男和女，他都創造了。神就賜福給他們，神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遍滿大地，主宰大地；也要統管海裡的魚、天空的飛鳥和一切在地上活動的野獸。』」(創世記1:27-28)

近日社會出現同性伴侶關係登記的爭議，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在7月3日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出制定「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機制」。雖然多個主要政黨提出反對意見，但是政府仍然按既定程序在7月11日將《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草案》）刊憲，並在立法會大會進行首讀及二讀，而《條例草案》委員會亦已完成逐項審議條文；期間委員會曾就《條例草案》進行公眾諮詢，共收到約10,000份意見書。到底政府為何如此積極推動同性伴侶關係的登記機制呢？我們需要回到2018年一宗司法覆核案件尋求答案。

《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

2018年已於美國與同性伴侶登記結婚的岑子杰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出司法覆核，質疑政府未為同性伴侶提供法律框架的做法。2020年原訟法庭駁回申請，認為《婚姻條例》僅適用於異性婚姻，且政府無義務為同性伴侶提供民事結合或其他替代框架。

岑子杰不服原判提出上訴。2022年上訴法庭維持原判，認為香港《基本法》第三十七條列明的婚姻自由是指異性伴侶透過婚姻制度締結婚姻，政府無法律責任提供替代框架。之後，岑子杰進一步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法院主要討論三個問題：

問題1：上訴人是否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二條享有同性婚姻的憲法權利。
問題2：沒有任何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其他途徑是否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四條及／或《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二條。
問題3：不承認外地同性婚姻是否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二條。

2023年9月5日終審法院作出裁決，一致駁回問題1和問題3，即香港沒有同性婚姻和不承認外地的同性婚姻並沒有違憲。在問題2上，終審法院以3:2裁定政府敗訴，指政府沒有履行其積極義務，另訂框架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也沒有訂明因承認同性伴侶關係所衍生的適當權利和義務，侵犯了上訴人根據《人權法案》第十四條享有的權利——私生活權利不受侵擾的權利。

按終審法院的裁決，政府有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律承認，制定就該等承認所伴隨的適當權利和責任，並需在終審法院2023年10月27日頒布裁決後起計，暫緩兩年內生效。

因為終審法院的裁決具約束力，政府不能違反法庭裁決，必須履行相關的積極義務，在兩年暫緩期內制訂相關政策。最終，政府在本年7月推出《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條例草案》訂明申請人須年滿18歲，並已在海外註冊有效的同性婚姻或伴侶關係，才可在香港登記，可享參與同性伴侶醫療相關的事宜和處理同性伴侶身後事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重申《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所保證和保障的婚姻憲法自由只限於異性婚姻，並將同性婚姻排除在外，而現時政府建議設立的法律承認機制亦只限於同性伴侶關係，絕對不等同於男女婚姻關係。

雖然曾局長再三強調「一夫一妻」為特區政府唯一合法的婚姻制度，但《條例草案》內容未能得到大多數立法會議員的支持，有傳媒機構向立法會各政黨及多個無黨派議員了解投票意向，已表明反對或傾向反對的，加上傾向棄權的議員人數已超過議員總數的一半，即若現時舉行投票而全體議員均參與表決的話，法案將會被否決。

有持反對立場的議員認為現時擬定的登記機制，事實上與承認同性婚姻無異，也有議員擔心通過條例會對現行法律及社會以至價值觀帶來顛覆性的衝擊。支持《條例草案》的議員則認為政府提出的框架只是接受已在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登記，不過行了半步，已很克制。另一方面，《條例草案》內容也令同志團體感到不滿。岑子杰曾質疑政府提出的方案並非終審法院所要求的婚姻替代框架，同時政府要求同性伴侶先在海外登記結婚，對基層的同性伴侶做成障礙。話雖如此，部分同志朋友以「袋住先」的態度接受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

現在政府面臨一個困局，因應終審法院的裁決，政府有積極義務確立同性伴侶替代框架；但終審法院裁決對立法會不具約束力，因此立法會沒有責任和義務滿足終審法院的要求而通過政府是次提出的《條例草案》，而現階段《條例草案》是否足夠票通過，也是未知之數。如果最終法案不獲立法會通過，但終審法院裁決原則上繼續有效，政府仍有持續責任履行法律義務。

提出「緊密關係授權」的建議

明光社過去一直關注香港同性戀運動的發展，致力維護現有「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同時理解一些同性伴侶面對的生活困境，如醫療探視、醫療指示、生活與財務、身後事與遺產等安排的需要，並嘗試在兩者之間取其平衡。因此，我們自2018年提出「緊密關係授權」的建議。

「緊密關係授權」是指市民可以選擇自己最信任或關係親密的人，在有需要的時候代表自己處理包括醫院探視、醫療決定、財產及生活安排、遺體和骨灰處理，以及身後事等，透過簡化申請程序，獲得政府機關的承認，保障各種緊密的人際關係。緊密關係並不特別限定某種性關係的型態，也不限於血緣，而是平等對待一切緊密關係人士，例如契爺契仔、金蘭姊妹、同性伴侶、異性同居關係，而獨居長者最信任的可能是多年好友，又或是牧師、神父，政府不用制定量度關係緊密的準則，而是由市民主導授權給自己選擇的人。在維護包括同性伴侶在內的緊密關係者基本權益的同時，亦符合維護現行男女婚姻獨特性的原則。政府提出的《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並未涵蓋同性伴侶繼承遺產的問題，其實有關人士只需及早訂立遺囑，就可以順利解決此問題。

關注事態發展表達意見

如果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可以預視同志團體的下一步行動是爭取同性領養和同性伴侶的人工受孕或代孕安排等，嚴重侵犯將會出生嬰兒的權利，人為及故意地剝奪兒童由親生父親及母親共同撫養下健康成長的基本人權。

立法會《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委員會已完成審議條文的工作，《條例草案》估計將在9月交回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辯論。請大家繼續關注事態發展，也可繼續向政府和立法會議員表達意見。

你有沒有遇到孩子要求不上學的情況？當孩子揉著太陽穴說：「今天頭有點痛，我想請病假，不上學了。」這句說話有如一個需要解碼的訊號，孩子真的病了？還是孩子不想上學？表面是身體不適的陳述，卻可能隱藏著複雜的情況。若此類情況「不斷發生」，頻率漸增，父母便要提高警覺，以探究孩子不想上學背後的原因，因為這有可能是「拒學」行為的初始徵兆。

拒學的情況自疫情後十分普遍，由伯特利輔導中心出版的《輔聲》，去年也用「學童曠課探射燈」為題作專題探討，當中的文章提到疫情後的校園，很多學生都出現曠課、拒絕上學及不肯回校的情況。有作者提到出現此情況，有機會是跟學童不適應校園生活、功課壓力大、與同學相處有困難及與精神健康狀況有關，例如抑鬱症、焦慮等。孩子提出不想上學只是一個徵兆，家長要及時了解其背後真正的原因，才可以對症下藥。事實上，在疫情期間，很多時候家長都比較謹慎，偶有少許病徵，都會因安全起見而不讓孩子上學，這或許會讓他們以患病作為逃避上學的藉口。

解構「不想上學」背後的訊息

孩子不想上學，父母不應單純以為他們是「懶惰」或「只想玩手機」而責罵他們。這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可能關閉溝通大門。家長要嘗試理解孩子在學校遇到的困難，與孩子建立關係，並一起與孩子尋找可行的應對之策。不想上學的成因有很多，而最重要是帶領孩子建立正面的思維。如何幫助孩子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可以參考以下模式。

一、成為孩子的觀察者與傾聽者，試著了解孩子的感受

1. 按下「暫停鍵」： 聽到孩子說：「頭痛不想上學」，先深呼吸，壓下內心的焦慮或惱怒，避免第一時間質問：「你是不是在裝病？」或斷然拒絕：「不行，一定要返學！」
2. 表達關心，開啟對話：溫和、接納地問：「聽起來你很不舒服，頭痛是怎樣的感覺？」、「除了頭痛，還有沒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最近在學校，有沒有甚麼事讓你感到有點累或有壓力？」從以上的對話，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關心，而且是關心「人」，並不是關心「不想上學」一事。
3. 接納情緒： 當孩子開始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儘管聽起來不合理，也不要反駁或急於給建議。專注傾聽，讓孩子知道他們的感受被聽見、被認同。
4. 用時間改變思維：每天製造更多親子時間，讓孩子多分享學校點滴和內心感受，透過傾談，嘗試把孩子內心的負面感受轉化，而關係的建立是解決問題的好幫手。

二、成為「希望翻譯員」，轉化負面言語，走向正向思維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在明光社舉辦的一個網上聚會中，教導父母認識正向教育，助孩子建立正面思維，其中一項技巧是由大人（父母）充當「希望翻譯員」一職。她說，當孩子陷入困境時，言語常充滿負面思維（如會說自己「永遠學不會」）。黃博士提出「希望翻譯員」角色，可以將孩子絕望的語言，翻譯成充滿可能性和希望版本的語言。

實戰範例

孩子說：「數學很難，我永遠學不會！」

父母可以透過希望翻譯步驟將負面思維轉化。

第一步：肯定努力。父母可以對孩子說：「我看到你每天都很認真練習。」

第二步：替孩子重建句子。父母可以為孩子重建句子，如說：「『永遠』這個詞聽起來好有趣，我們試著換個詞看看？將『永遠學不會』換成『我暫時學不會』，你的感覺有沒有不一樣？」

第三步：行動與支持。父母可以問孩子需要甚麼具體的支持，如說：「你覺得在『暫時還沒掌握』的階段，哪一類的『幫手』是你最需要呢？是專門對付計算題的『計算超人』？還是擅長解應用題的『應用題忍者』？」

在翻譯的過程，家長不要否定孩子的感受，而是把他們的感受化為正面的訊息，由不可改變的方向，轉化為可改變、可行動的方向，並建立具體目標。黃博士又以搭地鐵作為人生的比喻。乘地鐵時要學懂轉線，即是要調整自己的方法，在轉線的過程中，學童需要指示、尋找資源，讓他們知道對的方向，有時候，他們也會有機會「搭錯車」，但這並不重要，因為人生總有失誤，學童需要學習調整自己，雖然搭錯車會令路途變得長一點，但他們總能到達目的地。她形容一個小孩的抗逆力，就像一棵小樹苗，它需要雨水（挑戰）、陽光（鼓勵）及支架（成人支持），才能長得壯健。

結語

孩子的一句「頭痛不想上學」，是敲響警鐘，亦是開啟深度對話的契機。家長的角色，並不只是解決「不上學」這個問題，而是要成為孩子面對逆境時的「希望翻譯員」與穩固的「支架」，給予他們支持和鼓勵，幫助他們轉化思維、學習應對逆境的技能。

在基金項目贊助下，明光社出版了生命繪本《總有出路》。為了介紹這本繪本及推動正向教育，本社於6月24及25日舉辦了兩場「正向教育線上導師訓練」，分別邀請了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深培中英文幼稚園校長黄月麗女士於兩天的網上訓練擔任講員，而同場也邀請了綠腳丫親子讀書會創辦人及《總有出路》繪本顧問柯佳列先生在當中分享繪本的教育理念。

黃靜雯博士以「希望在明天」為題，分享到小學生抗逆力的黃金三角；她認為孩子的抗逆力像一棵小樹苗，需要有陽光（鼓勵）、雨水（挑戰）和支架（成人的支持）才能健壯成長。她又指培養抗逆力好像教孩子乘坐地鐵，要到達目的地孩子要學懂轉線（調整方法）和尋找出口（找資源），同時也要接受偶爾有搭錯車的可能（接受失誤）。她鼓勵參加者，只要多給孩子自行經歷、逐步嘗試和重組的機會，他們就會愈敢面對挑戰、找尋出路。

而黄月麗校長分享到她的教學經驗，她認為正向教育理念中，好奇心、心流（享受所做的事）、成長思維（擁抱挑戰）、感恩和仁慈（愛人愛己）對幼稚園階段的學生成長最為重要。從認識自己、親身經驗，到表達感受和欣賞他人，都是孩子必修的課題。而藝術欣賞和社區關懷活動，可以讓孩子學習觀察、辨識情緒和傳遞愛的訊息。透過一些由孩子主導活動，老師和家長都可以更多聆聽孩子的聲音和發現他們的潛能。她鼓勵家長多與孩子建立共同經歷，這對親子關係和孩子成長有很大的幫助。

《總有出路》繪本顧問柯佳列先生則表示，兒童正處於自我探索的階段，而閱讀繪本可為他們提供一個探索自己的空間，故事往往會反映出現實生活的一些矛盾，社會對人的期待，以及人自己想成為怎樣的自己，這中間是存在矛盾，在閱讀故事時，小朋友可以去選擇，了解「我」想成為怎樣的「我」。而一個良好的共同閱讀（共讀）過程，能讓大人與孩子有一個平等對話的空間，讓孩子可以表達看法和心情，也體會到自己的聲音被聽見和受到關注。

柯先生提到，閱讀繪本有助建立兒童的品格，而兒童閱讀繪本的心理歷程有六個階段：一、投入，兒童想知道繪本故事的發展；二、認同，兒童透過故事看到自己，和建立一些情感上的連結；三、投射，兒童嘗試用自己的智慧為故事中的主角解決當中的問題；四、淨化，兒童會稍為從故事中抽離，並思考自己閱讀時的反應；五、領悟，兒童會將自己與故事中的人物比較，重新認識自己面對的問題；六、應用，將閱讀過程中的領悟轉變成自己未來的行動力，模擬新的行為模式。

他鼓勵老師成為孩子與繪本之間的橋樑，帶動孩子進入每個部份的討論。他介紹了《總有出路》的故事，以及它可以讓孩子體驗到的心理歷程。故事先從一個困局開始，幾位主角都迷了路，故事的發展會引導讀者尋找答案，尋找出路。

1. 三位主角有不同性格和特質，讀者會對他們產生「認同」，明白人人都會遇到困難，孩子也可從中看到自己，想想自己像哪個人物？或是有其他可能？
2. 從三位主角的經歷，孩子會有所「投射」，想辦法為主角解決問題，並練習解難。
3. 孩子從故事中「領悟」到不同的路都能到達終點，而心態比方法更重要，所以當面對困難時，要學習保持積極，有所期盼。

最後，柯先生又建議，除了共讀和討論，老師還可以將《總有出路》繪本製作成圖畫卡，讓學生按自己的邏輯為故事情節排序，述說自己的版本。兩場導師訓練的反應都相當正面，參加者覺得當中的內容都對教學很有幫助，也能幫助他們如何善用繪本教學。我們感恩能與教育界一起推動正向教育，幫助孩子常存盼望、善用天賦，勇敢尋找成長路上的出路。

《陪你走最後一程：晚期病患全人關顧手冊》是一本充滿溫暖與實務指引的書，作者孫岩以自己的院牧經驗為基礎，結合身、心、社、靈四個面向，將有關內容結集成書，以為晚期病患及其照顧者提供支持，實現全人關顧，讓讀者有機會學習善終、善別、善生。

香港統計處在2022年公佈全港無酬照顧者高達16.4萬人，他們因長期投入照顧家人，常忽略自身的身心健康，不少人面臨情緒和壓力問題，甚至弄出家庭悲劇。因此這書不僅關注病患需求，也強調照顧者的自我關懷，特別在香港社會的現況下，這方面的內容顯得尤為重要。書中載有一些簡單的自我檢驗方法，讓照顧者評估一下自己的狀況，亦為負荷指數高的照顧者提供一些紓壓的方法。

書中亦關注晚期病患的身體情況，當生命進入最後階段時他們的身體會日漸衰竭，而家屬往往希望醫護人員盡一切努力作出挽救，但作者提醒讀者心肺復甦法和導管餵食等醫療安排對臨終者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讓病人不得安寧。如果能夠透過一些方法拯救病者的生命當然是好事，但病者日後的生活質素也不容忽視，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孝道，其實在合適的時間放手也是一個孝順的表現，這可以讓臨終者平靜地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程。當親人走畢人生最後一程，喪親者的哀痛之路便開始，作者亦關心喪親者情況，提供了幫助他們處理哀傷的資訊。

陪伴病患是一個需要智慧與勇氣的旅程，這書不僅是照顧者的實用指南，也是一本讓人重新思考生命價值的著作，值得每一位正在或將會面對生命終點議題的人細讀。

對移居英國的港人來說，衣與食，甚至「住」也是相對容易處理。

在這裡，應酬少，不用太多配襯的衣服。入冬，一件禦寒及防水（因秋、冬是下雨、雪的季節）的外衣／大褸，實用比款式新潮的衣服更為重要。食就更簡單，為要尋回「家鄉味」，港人通常也會在家自行烹調食物。由一杯港式奶茶開始，再自製「菠蘿油」，打貢丸、牛丸，炮製燒肉、叉燒、燒鴨……在沒有工人姐姐，又難找餐廳食肆的情況下，不少人的廚藝也能「解鎖」，成為美女（或俊男）廚神。

但說到「行」，就真的不易。久居於繁華、便利的小島，市民只需要一張已充值的「八達通」，就可以透過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遊走港、九、新界及離島。最貴的巴士車資，一程才50多港元，卻可以全程安坐一個多小時。在這裡，一程巴士，定價成人單程票價是3英鎊（約30港元），由我家到市中心，不到15分鐘，就要付3鎊車資。而由我家到倫敦，坐火車需時半個小時，單程車票大概要24鎊（約257港元或960新台幣），還未計來回火車站的巴士車資。這票價足以由台北到高雄。再加上巴士不時誤點，鐵路工人經常罷工，因此，在這裡「行」真的是不容易，所費不菲。

以私家車代步並不像居於小島時，被認為是奢侈的擁有或活動，而是成為生活日常的必需。沒有駕照的人，在英國是不易考車牌，「一剔PASS」的是絕無僅有，考兩、三次是常態。能以別國駕照換取英國駕照的人，也要重新適應這裡的交通規則。稍有不慎誤入私家路、巴士線、停在「黃格區」、超速……罰單就會寄到府上。80或100鎊的罰金是基本的，若立即繳交，不作上訴，就享有折扣優惠。縱然在這裡開車是日常，既可省時又可減輕車費開支，但每年的保險費卻是貴得驚人，尤其是對年青人或「新牌仔」，保險費足以購入一輛不錯的車子。

因著「行」的不易，這亦可能造成家人關係的繃緊。若要外出購物，就需要家中有能力開車的人作司機。每天接送孩子上課及家人上班，進進出出就好像當「專線小巴」司機。不管出門前與家人有甚麼爭執、衝突、冷戰，彼此仍要在不情不願下，困在狹小的車廂內。聰明的人會暫停之前激烈的對話，以確保行車安全。但那股焦躁不安、怒氣未平，猶如將炸彈置於車廂內，一觸即發。

少年人更是不得已地「宅」在家中。要到市中心逛逛、相約朋友聚聚、到咖啡廳坐坐、看電影、往圖書館、運動場……也要求助於父母，而父母不一定每次都「樂意」或有空接送，每次外出，均需要申請、排期。過程需要協調，不一定是造成衝突的原因，但總有一股不是味兒的感覺，就是一種「自由」受限的感覺。

如何「行」在不易中，比如何行在「不義」中更為困難，畢竟行義就像選擇進窄門！行「不義」只需簡單地把良心拋棄，用今天的「我」推倒昨日的「我」，把過去披在外的羊皮脫掉就可以。但「行」不易，卻要花更多的心思去解決難題。一些技術因素，如考取駕照、突破開車的恐懼、熟習這裡的行車習慣……是可以一步一步處理，但要甘心樂意成為家人的「司機」，要解開求助家人或彼此協調（或依賴）的尷尬，要緩和怒氣並在「同車」的氛圍中忍耐著，就真的不太容易。

人在異鄉，家人肯定是最緊密的羈絆。但如何把覊絆化作相伴，由緊密轉為親密，就需要多花時間、心思，要刻意的堅持、經營才有機會出現。在「行．不易」的路上，需要學習以鼓勵代替意見，以欣賞取代批評，以柔和化解怒氣，以愛行先。「行」也許是不易，但不是不能，因為有繼續走下去的動力存在，讓人在「不易」行的路上，仍有向前進的可能。

《完美主義的陷阱：在總想要更多的世界，掌握「足夠好」的力量》作者湯瑪斯．庫蘭在書中剖析到當代社會，對「完美」的病態追求。作者直指完美主義並非追求卓越的動力，它只會讓人們永不滿足，在成功時仍自我質疑，無法舒服地站在成功的旁邊，人們即使成功也總會覺得一切只是出於幸運或偶然，還要不斷努力地去證明自己的價值。作者在29歲時獲邀擔任TED演講的講員，卻在5,000美元入場費的壓力下陷入焦慮循環。即便反覆觀摩數百場頂尖演講，但過度思考反而讓他表現瀕臨失控，揭露完美主義如何偽裝成「萬全準備」，實則是恐懼的枷鎖。

本書把完美主義區分成三種類型：第一類是自我導向型，這類人會將「必須完美」的標準內化，他們必須盡一切可能避免失敗，不可露出缺點；第二類是社會期許型，這類人認為社會總期待自己要完美，幻想他人時刻監視及批評自己，他們必須要迎合他人的期待，才能獲得他人的接受、愛與認同；第三種是他人導向型，這類人會將自身的高標準強加於別人，別人達不到標準他們便會生氣，令彼此的關係緊繃。父母如果「過度期望」子女時常達到高標準，直接助長社會期許型完美主義者出現，形成代代相傳的惡性循環。當社交媒體充斥著完美人設、職場文化高舉不斷加班及自我壓榨，本書是令人清醒的解藥。它拆解社會鼓吹消費，令人迷失在專門打造完全形象的廣告，以至贏在起跑線的迷思，指出完美本是虛妄，接納人的脆弱才是自由的起點。

閱畢《為青少年立界線：何時該說好，要如何說不》，深感共鳴，因為家中也有一位年青人，隨著年紀的增長，年青人的性格也不斷地轉變，由從前的順從，到現在如書中所說：「很多問題種子在發芽」，若果處理不好，這些問題將會慢慢成長。此書針對家長的需要，列舉一些例子及方法，最重要是要為青少年立界線，只要願意，甚麼時候開始都不算晚。

《為青少年立界線》引述現今父母所遇到的難題，作者一方面教導家長一旦與孩子陷入拉鋸戰時，要學習在當中認識自己，然後才知進退。另一方面，父母須幫助青少年學習何謂界線，這樣才可以讓他們安然度過人生的風暴期。作者又會帶領父母重返自己的青春期，讓他們更明白孩子的想法，然後再與孩子定清界線，父母在當中要學習建立分離的能力，誠實地與孩子溝通，並且對設立界線一事堅持到底。無論孩子如何挑戰自己的決定，家長也要守著界線。守界線並非無情的，父母仍可以與子女建立美好的結連，明白青少年的想法與自己的不一樣。在界線中，父母要給予孩子更多的愛及時間，因為有時間才可以聆聽青少年的聲音，並與他們保持連結，不要讓他們感到世界比家庭更重要。

書中亦介紹了設立界線的四個錨（原則），第一是愛，因為愛可以幫助青少年接受那嚴格無情的界線。第二是真理，要有界線青少年才會知道甚麼是真理，是不可以跨越的。第三是自由，作者認為讓青少年擁有自由去做出不好的選擇，是做出正確選擇的必經之路。第四是現實，是一個平衡原則，亦即選擇所帶來的後果。

整本書都在說界線，但這界線需要不同的因素去互相配合。作者用他過去數十年的輔導經驗及以家長的角度出發，為一班同樣在迷惘當中的父母找出路，幫助孩子走向正確的人生。

有報道一名年輕男子在西環某海傍墮海，後來證實該男子為藝人姜濤。當筆者知悉此報道時，腦海出現了兩種想法：

第一種想法：慘了，凡於社交媒體有為此新聞發出此貼文的報章，其留言必定大多充滿冷血與惡毒的言論，又會掀起一波大型網絡欺凌事件了；第二種想法：不會吧！姜濤竟然會自殺？

當晚，果然不出所料，冷血以及惡毒言論遍佈網海。稍為慶幸的是，報道指姜濤所屬公司發出了聲明，墮海事件是因為頭暈不適，姜濤本人亦稱只是發生了小意外， 相信墮海事件並非自殺。不過，要面對排山倒海的惡毒言論，不知道往後的日子要面對的壓力會否真的把他迫至走向絕路？

自姜濤出道以來，要面對不少haters (仇恨者) 與欺凌言論，相信他要承受的心理壓力十分巨大，從較早前他在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的言辭就已開始讓人擔心他的心理狀態。而讓人好奇的是，他到底做了甚麼事讓一些人會如此「憎恨」他？他也許做錯了一些事，或他所作的事未必可以討好所有人，但都不足以令他被人「憎恨」至這個程度，有些人更以人身攻擊的言論來痛罵他。

從言論中可以看見，haters認為姜濤犯了錯，他被人仇恨是應該的。但姜濤所作的既不是殺人放火，又不是甚麼渣男欺騙他人感情(至今仍沒見他有這類新聞出現)… …如果這已是「抵死」的話，那麼haters會否將同樣標準放在自己身上？其實肥胖不是罪，更不必然是不自律的表現（精神科藥物可致肥胖），但只要人們內心對姜濤有仇恨與妒忌，可能連他「呼吸」也會是錯，更何況容易成為攻擊目標的「身形」呢？

仇恨言論是不會消失的，這是一個能夠預想到的悲慘情況。或許這個世代的公眾人物，更需要訓練一個強大的心理質素去面對不同和不友善的言論，讓自己成為自己。

	姜濤墮海｜姜濤指屬小意外聽日照出活動 Makerville：一切安好
	(Yahoo 娛樂圈．24-6-2025)

	姜濤墮海︱Haters繼續轟　練美娟岑珈其睇唔過眼鬧黑心
	(on.cc．25-6-2025)

〈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一文曾提到，幾次工業革命對於人們的生活，特別是工作上的影響，不少人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之前的工業革命一樣，新的科技在取代原有工作崗位的同時，還是會在市場上為人類帶來不少新興的職位，但事實上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本質上與之前的工業革命截然不同，它對人類社會帶來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曾在Google及騰訊擔任要職的吳軍博士，在其著作《超級智能時代》中也提到：「與之前三次重大技術革命一樣，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將是巨大的，它會影響到上至國家，中到企業，下至個人的命運。從目前的發展來看，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甚至有可能超越過去幾次技術革命。」[1]

衝擊有多大？在強勁的人工智能（AI）工具，如ChatGPT、Gemini、Perplexity、Midjourney、DeepSeek活躍於人類舞台之前，富士康前任董事長郭台銘在2013年的股東大會上，已經表示公司當時僱用了百萬人，但他打算在往後的日子建立百萬機械人大軍。[2] 一旦建成了一支機械人大軍，即使仍然需要人類監管及維修機械人，相信只有極少數人類員工可以加入富士康。關於AI革命的時代，吳軍提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負面影響，都花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來消化，至於第三次工業革命，至今還未消化完，而在全球化之下，世界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來開拓新市場，因此AI革命帶來的衝擊，強度將是過去的兩倍。[3] 另外，他更殘酷地指出AI革命要替代的，是人類最值得自豪的大腦。[4]

吳軍的話並非危言聳聽，德勤（Deloitte）的AI業務資深顧問Thomas H. Davenport及編輯兼作家Julia Kirby在他們的著作《下一個工作在這裡！——智慧科技時代，人類互助的5大決勝力》亦提到：「這次可能受害的人不再是銀行櫃員與高建公路收費員，更不會是農民與工廠工人，而是以為自己不會被機械取代的『知識工作者』，也就是本書的作者和讀者。」[5] 多年前，人們看到此番言論，或許會認為這只是吸引人眼球的誇大之詞，但時至今日，眼看各大AI工具，能寫文作詩、能繪圖、能製作工作計劃書、能編輯翻譯，還有許多尚待發展的功能，要與AI工具比記憶、比效率、比產量，人類無疑是立在必敗之地，那麼人類到底需要做甚麼，工作崗位才不致被AI取代？

而那些懂得率先運用新技術的人，是否就能立在不敗之地？假如一位設計師轉而學習開發應用程式，還能設計出新的AI工具，用以製作精美的設計圖，這便能確保自己有生之年都能以設計賴以為生嗎？又或是一名有職業操守的作者，雖然不會運用AI工具生成一篇文章，然後冠上自己的名字將之發佈，但當點子用光時，懂得「參考」一下AI工具建議的寫作大綱，又是否能夠保障自己永遠都有暢銷的作品推出？

正所謂知己知彼，在此可以先了解一下大概甚麼性質的工作，是容易被機械或AI取代。容易被取代的工作具備以下的特性：一、核心職務部份已經由自動化系統執行的工作；二、單純接觸機械的工作；三、工作內容單純的把資料傳輸給其他人或只作簡單的內容分析；四、單純依賴資料來回答問題的工作；五、在虛擬情境中便能模擬或執行的工作；六、重複及要求一致性的工作；七、只是依據正式的規矩辦事的工作等。[6] 從上屬的工作特性來看，不難想像以下的人類工作將有機會漸漸被機械或AI取代：一、有關機器操作的工作如產品處理、測試、包裝等；二、倉務員；三、司機；四、會計；五、研究分析員；六、財務分析和預測員；七、旅遊顧問；八、翻譯員；九、校對員；十、律師助理；十一、平面設計師；十二、電腦程式員；十三、內容寫作員等。[7]

雖然有些工作因其性質而容易令人類被AI取代，但也有一些傳統的工作是AI取代不來的，例如教師、護士、社工、治療師、雜工、維修技工、律師、人力資源專員、作家、藝術家、公司的執行長、宗教領袖及屬靈導師等。[8] 這些不容易被AI取代的工作都有一些特性，是在那些容易被AI替代的工作中找不到的，便是需要與人接觸、溝通及協調，能夠敏銳地感應他人的需要，具備獨特的洞察力及分析能力，又或是需要巧手來處理細微的工序。例如同是寫作，為甚麼內容寫作員的飯碗容易朝不保夕，作家卻難以替代，因為前者寫作的內容比較簡單，有時可以「搬字過紙」，而後者則需要運用創造力、想像力、洞察力，令其作品帶有感染力，又或是影響讀者的能力。當讀者親自體會到作者表達出自己不知如何表達的情感或意見時，自然會忍不住認同叫好，拍案叫絕，就如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提到：「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對讀者來說，一旦遇上這樣「深知我心」的作家，又怎會捨得放棄他們。

更甚者，人類能在工作中表現出狂熱、情感及愛心，絕對是機械及AI不能做到的。這裡所指的工作不是指一份職業（job），而是如《越工作，越自由》一書的作者Emily所界定的，工作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穿衣服的人為它賦予意義的。[9] 同樣是做售貨員，為甚麼有些人即使未等AI出現便已被淘汰，有些人則在寒冬期仍能業績不斷？很有可能因為後者不僅對工作投入熱情，也能夠靈活變通，懂得投其所好，為客人制定個人化的方案。[10]

的確，發展至今，人們能通過AI分析大數據掌握客人的喜好，並採用「由商品直接推薦商品」系統來推銷，像亞馬遜平台那樣，準確及有效地向客人推薦商品，[11] 但一個懂得察言觀色、能言善道的售貨員所帶來的成果，則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司徒永富博士在《老闆要的不是牛》一書中，說了一個令人會心微笑的小故事。話說一位印度人移民加州之後，到了一間大型百貨公司應徵做售貨員，老闆決定試用他，一天之後，這位售貨員只做了一宗生意，但交易的金額高達101,200美元。售貨員向老闆交代當中的細節，他說自己先賣了一個小魚鈎，再賣一個中魚鈎，然後再賣多一個大魚鈎，接著是魚竿和工具，買了這些東西，顧客自然想去海邊，於是售貨員提議他買一隻艇，當顧客表示其座駕的馬力不足以拉動小艇，售貨員就提議他買一部新車及露營帳篷、零食及啤酒。老闆正驚訝於此人竟然可以說服一個本來只想買魚鈎的客人去買其他東西時，售貨員卻提到，一開始，這位顧客只是隨便逛逛，是他先提議顧客去釣魚。[12] 故事是故事，不需要考究事件在現實中發生的機率如何，講這故事的作者，想要表達的是公司欣賞的不是那些按本子辦事的員工，而是能凡事想多一步的人才。在此提及這故事，則是想引申，AI可以取代運算力極強的大腦，卻難以取代一顆懂得靈活變通，就地取材，敏銳他人還未想到事情的大腦。[13] AI懂運算，人類則懂應用不同的方法與策略。

AI無論如何強大，都只是模擬人類的「作品」，神創造人類有豐富的特質：幽默感、創造力、想像力、自主能力、意志力、反思能力、好奇心及同理心等，這些特質推動人類在不同時代創作出嶄新的事情，這些事情都是只顧「吞」資料的AI難以完成的。

掌握AI的動向，學習使用AI工具迎戰未來固然重要，發現自己的特質，發揮自己所長，善用而不過份依賴AI，則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適逢母校中國神學研究院50週年院慶，有機會聽一些老師校友分享對剛實行了幾年新課程的感受，自己沒有機會親身體會「反思協作」的教學模式，於是認真地細讀了一遍中神在2021年出版的《反思．協作：神學教育新想像》，感受最深的是不少已臨近退休或剛建立自己教學模式的不同年代學者，都願意為了回應時代的轉變，一起投身一個充滿挑戰、摸著石頭過河、範式轉移的改革。反思協作強調的就是對話和夥伴，作為老師的不能再只逗留在自己熟悉的領域作世外高人，而是要多聆聽同學和不同專長老師的聲音，透過對話、承認一己的不足，願意和其他人一起思想如何回應不同的處境。而新課程在2018年推出不久，便遇上2019年的社會運動和自2020年開始的三年新冠疫情，為改革帶來更大的挑戰。

本書由中神全體有份參與改革的教職員執筆，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反思協作的問題，當中最令人感動的是他們為了要為香港教會培養更適切時代的牧者、教會領袖、輔導人才而願意放下身段，即使這在旁人看來可能是自尋煩惱的事情，但仍然願意試著作出改變。誠如有份推動此改革的前副院長張略牧師所說：「這課程所用的範式是『反思協作者』（Reflective Collaborators），這範式能恰當地反映這個時代神國僕人所需的素質——接受幾年神學訓練不代表達到目的，而是要終身學習，以聖經、神學為基礎，透過我們的處境，不斷作出反思。這年代的服侍，不可能再是英雄主義式的單打獨鬥，而是要連結肢體，彼此協作。」

中神的課程改革是否成功言之尚早，但必須承認的是面對時代的丕變，改革不一定會立竿見影，但不改革恐怕只會是死路一條。神學院如是、堂會如是、機構如是，老本總有吃完的一天，不要等到被迫上絕路時才反思，恐怕屆時已無法協作，而是需要找仵作。

「死亡」這個議題並不簡單，從自己面對成長、身體的變化與衰殘；面對親人或友伴的老去與死亡、於生育中的流產胎、寵物因病或意外的離開；再到新聞中聽到的青年自殺、長期病患者的臨終照顧需要、壽終殯葬的各種儀式 … … 這許多議題有關於我與自己、我與他人、我與世界、我與信仰等許多的關係與對死的看法，多元且接近。

「死亡」帶有神秘感，亦有許多民間傳說和禁忌，有許多人會不想亦不敢提及，生怕說了就會發生。為甚麼死亡有如此的禁忌？為何我們會恐懼去接觸？就連說個「死」字也不能？這些正正是值得大家去問的地方。作為基督徒，因相信耶穌已跨過、勝過死亡，我們也不必懼怕，可以多作了解這每人在世上正在邁向，亦必需要前往的「轉車站」及其間的過程。

此書分為四大章節，第一章「眾觀生死」，從哲學、法醫、人類學、社會學、公共衛生及不同宗教去看生死，擴闊讀者的眼界去看生與死。第二章「生死相安」，帶出了醫社合作如何幫助長者醫療需要、對於臨終者及喪親者的不同支援及輔導方式與服務，亦有對於生死工作人士心理的關注。第三章「生死熱話」內容觸及靈界與信仰、DNA、安樂死、遺體捐贈、動物離逝、流產與青年自殺等議題，內容雖不是很詳盡，但也足夠讓讀者作出反思，與及平日也應多作關注。而最後一章「生死之旅」，是不同學院的大學生、碩士生及講師在經歷過到台灣的生死教育學習團之後的得著分享，對歷史、死亡體驗，作為年輕人、父母的得著等回顧。

這書多角度的點出多個有關「死亡」值得我們探討之處，作為接觸這議題的開始，並不沉重，也可以作為與青少年一起傾談這議題的一本指南。及早與青少年談生論死，可以建立他們的人生觀及價值觀，反思人生的意義及方向，過無悔人生。

「有一條路，人以為正當，走到盡頭，卻通向死亡。」
(箴言十六25《環球聖經譯本》)

「我曾經熱愛觀看足球賽事，但現在看足球賽事，內心猶有餘悸。」阿俊(化名)自賭波合法化之後，也一嘗賭波的滋味，不料愈賭愈大，最終欠債累累。

由熱愛到有餘悸的足球

足球本是一項健康的運動，但對阿俊來說並不健康，還留下深深的陰影，至今揮之不去。原因是足球不單令他失去金錢，也令他失去未婚妻。阿俊一向沒有賭博的習慣，他只希望預備更多金錢為日後結婚、買樓之用，他才由熟悉的足球開始接觸賭博。「我不懂六合彩，也不熟悉賽馬；但我有觀看足球比賽，略懂看輸贏，於是我就靠這少少認識，去接觸賭博。」他續稱，「睇波」變成賭波不單因為認識，而且因為容易。他從來沒有進入投注站，環境陌生令他卻步，而賭波不需要他親身進入投注站，他說：「我只要有手機，便可以用APPS合法地賭。再者，差不多每晚都有足球比賽，每天投注都可以。」起初，阿俊投注很保守，不敢投放太多金錢，用玩、試的心態去接觸賭博，可是後來愈賭愈大。他說：「因為太容易賭，逐漸形成了心癮，每天都很想投注，投注金額愈來愈高。」六合彩每星期開彩兩次，但足球每天都可以投注，令他每天沉醉賭波，因為貪念而一發不可收拾。

甜蜜初衷變分離收場

他起初希望與未婚妻建立幸福快樂的家庭而賭，然而最終的結局是拆毀了未來的家庭。賭波的結局讓他輸掉辛苦儲蓄而來的「老婆本」，大概一百萬港元，令他的未婚妻離他而去。「當未婚妻知道我賭，並欠下巨債時，她很擔心，最終離開了我。」他感恩仍有家人對他不離不棄，先幫他重組債務及規劃未來的還債之路。現在，他每月的工資都由家人管理，家人只給予他基本的開支費用，其他額外的支出實報實銷，直至還清所有債務為止。問他會不會再賭？他說：「現在我根本沒有錢再賭，要到我還清所有債務，重拾自由時才知道自己的定力。不過，回首這段痛苦的經歷，每天節衣縮食去償還高昂的利息，我也不想再次經歷同樣事情。」在這個艱難的時期，他的姐姐主動邀請他返教會。雖然阿俊聲稱並未相信，但他每星期恆常地去教會，內心有一份平安，相信天父一定有祂的時間及帶領。現在有教會弟兄姊妹與他同行，給他幫助，讓他不感到孤單；通過教會分享的見證，他更體會到賭的禍害。現在他希望能盡快償還所有欠債，起來重新走下去。

中三初次賭馬

外表斯文、沉默寡言的阿明(化名)沒有想到有一個難以擺脫的惡習──賭。自中三起，他因一個「貪」字，跌入賭的陷阱。儘管他多次希望擺脫賭的引誘，掙扎過後，仍是賭。直至今天，他喜悅地與人分享：「我自去年11月至現在都沒有再賭了。」阿明接近50歲，半生都在賭，最終因為上帝的大能把他拉回來。

阿明中三時見到同學賭馬，他也花了數十元下注，結果贏了數百元；他以為得到幸運之神眷顧，故一直賭下去，直至去年11月。旁人不禁問：為何中三可以進入投注站？原來當時有相熟的成人專門替學生下注。貪心、容易投注、容易「贏錢」……以上的誘因令他一生沉迷其中。「我買馬，買10次贏6次。」當時的他可真豪氣，以為幸運永遠陪伴他；然而這些日子總會有一天結束，他也沒有想過有一天會欠債。

賭到說謊的人生

不單在香港賭，阿明更去澳門賭場，把辛苦積蓄得來的金錢全部捧到賭枱上。他試過拿著一萬港元過澳門，最終輸了9,000元，但他並沒有受到教訓。返港後，他繼續儲蓄，然後又去澳門。輸也繼續賭？他說：「因為我不服氣，所以要再賭，贏回失去的。」就是這種心態，無論贏或輸，總會找到原因繼續賭下去。後來，他去了佈道會，信主了。他知道耶穌不喜歡賭，他開始掙扎，最後還是力不從心，繼續賭。在2021年，他認識一位朋友，這是他欠債之始。這位朋友視阿明如親弟弟，當阿明說「結婚」需要用錢，朋友毫無猜疑借錢給他。誰料這是謊言？他把借來的錢用在賭博上，當然全部輸光了，他展開欠債之路。

祈禱得勝

阿明的工資全由太太保管，他根本沒有餘錢還債，他唯有向太太坦白，好讓她幫忙。太太聽了這個消息之後，立時感到徬徨與驚慌，因為她當時才知道枕邊人原來是一個賭徒。愛主的太太唯有祈禱及尋找教會幫忙，最終找到「戒賭牧師」的教會。他回想賭博的經歷，他說：「我一直都有賭馬，愈賭愈大，有時一次過花5萬元來賭。除了賭馬，我也賭波，我見同事下注，我又一起加入。原來很易玩，於是就玩在一起。」以往，喜歡「睇波」的他一直沒有想過賭波。賭波合法化後，他開始嘗試，加入賭波行列，並一直投注，直至去年11月。問他為何有這轉變？他說：「我與太太多了追求神的話語，聽了很多見證分享。但是，我也不是突然不賭。我信主後，一直不斷減少賭博；我知道錯，但我按捺不住！首先，我由每週賭10次變成賭3次，慢慢減少至現在不再賭博。」在教會，跟弟兄姊妹聚會後，一起吃飯，一起傾談，一起守望；有家人、教會的支持和見證，愛令阿明軟化。「現在我每晚都與太太一起祈禱，望上帝取走心中的貪念和心癮。靠自己很難，惟有靠主，才會不賭。現在我多了親近神，返主日學，唱詩歌，期望能學像耶穌。」

為下一代守望

自賭足球博彩合法化後，馬會從年頭到年尾都可讓市民參與賭博，週末更可連續賭博50場賽事。足球博彩自2003年8月開始，賽馬會的投注額已由2003/2004年度的160億元，增至2023/2024年度的1,603億元，成為歷史新高。若籃球博彩也合法化，相信香港會有更多青少年成為賭徒，請我們一起為下一代守望祈禱。

	生命熱線調查：近半自殺者家屬創傷超出臨界點　籲同理心陪伴走出傷痛
	(有線新聞．27-5-2025)

有報道指生命熱線於2022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間收集了超過180名自殺者家屬的數據，發現他們普遍面對「深層的心理困難」，包括「強烈的內疚感、反覆探究自殺原因」等，他們平均在「創傷後壓力」上超出臨界點，而報告亦指女性面對壓力反應較男性大。

面對及走過哀傷，相信有不少朋友知道普遍會經過五個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哀傷的時間逾半年至一年時間也屬正常。而致力推動生死教育的黃民牧師所任教的關懷哀傷的課程中，曾分享過自殺者親友所面對的非預期性死亡，是突如其來的，會容易使喪親者產生「不正常哀傷」，因為他們所預期的世界在毫無預警下粉碎，也沒法向逝者道別或完成其心願、衝擊著喪親者的安全感和信心。而外界（醫療或法律）介入事件也容易讓家屬產生複雜性哀悼（慢性化、延遲、誇大、轉向生理症狀或不良行為）及複雜性悲傷反應。

在生命熱線的記者會中有專家指出：「自殺者親友的痛不只是心理上、情緒上，而最大的困擾是思維上的迷宮，永遠在兜圈，找不到答案，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為何親友會離開。另外，他們很容易自責和內疚，就算別人如何安慰，他仍覺得自己有責任，不讓自己過得好。」

生命熱線亦呼籲社會應以同理心陪伴自殺者親友走出這突如其來的傷痛。根據一位於北美知名的死亡教育學者、哀傷輔導員Dr. Alan Wolfelt 所開發的「陪伴式悲傷照護模型」（Companioning Model of Grief Care），他建議以可以「陪伴」（companioning）而非「治療」的方式來支持喪親者。而作為陪伴者，可以為傷心者創造一個「安全的地方」—— 一顆清空、充滿同理的心，去陪伴對方，非引導，但關心、觀察和學習*喪親者的經驗、聆聽，並一起感受失去的事實、擁抱痛苦、回顧往昔及尋找意義。

在聖經中亦曾顯示過陪伴模式：「約伯的三個朋友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聽說有這一切的災禍臨到他身上、各人就從本處約會同來、為他悲傷、安慰他。他們遠遠的舉目觀看、認不出他來、就放聲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塵土向天揚起來、落在自己的頭上。 他們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個人也不向他說句話．因為他極其痛苦。」（約伯記 2:11-13）就是這種靜靜的陪伴，與他同哭，並感受約伯的痛苦。然而，他們後來與約伯的對話，卻變成了強加自己的看法於約伯，想以言語去折服他，不但抬高了自己，愛心、耐性亦就慢慢消失了。所以，如想作為哀傷人的陪伴者，求主賜下我們能有智慧與愛心，懷著善心作陪伴與守護。

*Dr. Wolfelt認為，只有喪親者能成為自己悲傷的專家。陪伴者的角色是向悲傷者學習，見證並正常化他的悲傷旅程。

《是旦主義》一書的作者許龍杰是位精神科專科醫生，他提出「唯有認真地是旦，才能對抗現實的荒謬」。本書不談深奧的理論，而是從診療室裡的真實對話，以及日常生活的困局中，提出另一條情緒出路。「是旦主義」（sidanism）提倡的絕非消極躺平，而是主張「認真的事是旦，是旦的事認真」。面對生活的各種不如意，是旦主義提出要接受（acceptance）真實的自己、解決不了就放下（jump over the problem）、活在當下（mindful life）的生活態度，它鼓勵人推開社會上過高的期望，並為真正在乎的人和事物保留力氣。當社會要求人要每刻都笑容滿臉，作者鼓勵讀者輕拍自己的肩膀：「黑吓面、頹廢一輪，明天又是新一天」。他還說出一句令人釋懷的話：「解決不了就放下」；跳過難題、繞道而行，這種放過自己的勇氣，反而讓人在亂局中找回行動的主導權。 

這本書的動人之處，在於接納人生的真實和人的軟弱。作者不鼓吹永遠積極的人生態度，反而說做人就是苦多樂少，鼓勵讀者留意生活裡的小美好，這就是幸福。對於人生各樣困苦，作者不會給讀者灌「心靈大補湯」，反而用「是旦啦，食碟混醬腸粉再上路」的格言來勉勵讀者，讓精神繃緊的讀者發出會心微笑。面對各種人生考驗，容許自己偶爾跳題、偶爾留白，可能是在高壓社會裡的另一個選項，讓人尋找到新的出路。

社會變，教會亦變，經歷了社會運動和三年的疫情，在社會撕裂和移民潮的夾擊之下，《202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的結果一如所料，幾乎所有指標齊齊向下滑。過去五年華語堂會數目雖然比2019年同類調查輕微增加至1,318間，但崇拜出席人數卻大幅下跌26%，只得約19.8萬人，比起2019年少了7萬多人，而比2014年更少了超過10萬人，堂會規模愈大，流失愈嚴重，而堂會15至44歲的年輕信徒人數顯著減少，比率少於會眾的三成，而堂會人口老化的情況亦嚴重，65歲以上會眾比率更高於全港同齡人口比率，每四名會眾就有一名是長者，反映堂會的斷層情況嚴重。面對移民潮和退休潮，中產信徒流失，有接近55%的堂會奉獻收入減少，有些更出現不敷。不少堂會因此減少、甚至完全沒有對外奉獻，不過，亦有部份堂會增加了差傳經費，出現兩極化的趨勢。

面對奉獻收入減少、再加上經濟環境轉差，堂會為求自保而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的奉獻看似合情合理，但這種心態其實是建基於錯誤的教會觀，當教牧和會眾想到教會的時候，若只想起自己的堂會、將奉獻給堂會、在堂會事奉、關心堂會的弟兄姊妹，就等如關心教會，建立基督的身體，恐怕只會將堂會變成了「自己友俱樂部」！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最重要的是想讓弟兄姊妹明白機構就是教會的一部份，而不是與堂會無關的第三者。

堂會和機構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甚至相依為命的，機構其實是堂會的延伸，很多堂會較少接觸或接觸不到的群眾，例如新移民、傷健群體、少數族裔和基層家庭等等，正是機構服侍的對象。而對許多中小型堂會來說，很多時堂會沒有的專才和訓練，例如差傳、釋經、音樂、影音、社關和制服團隊等等，正是機構的強項，惟有堂會加強與機構合作，才能共創雙贏。若果堂會因為會友流失、奉獻減少而只求自保，將堂會與外界接觸的空間收窄，只會加速堂會的萎縮；猶如聖經所說，有僕人將主人交託的銀子埋在地裡，結果那位沒有忠心回應主人吩咐的僕人連本來有的銀子也失去了。當堂會願意奉獻給機構、與機構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使用機構的服務、出版、製作和訓練，透過機構去接觸和服侍有需要的群眾，才有機會引領更多人信主和作門徒，否則堂會的人口只會持續老化和流失。

每年我都會到很多不同的堂會講道，有部份堂會的會眾人口明顯老化，雖然有一批忠心的會友，數十年如一日參與聚會，但畢竟年事愈來愈高，就算未返天家亦可能因為病痛及行動不便而少了出席聚會，有些堂會在年邁的牧者退休之後，根本沒有能力聘請新的同工，只能由老牧者繼續當顧問、或者由長執兼任，若不用捱貴租還可以支撐較長的時間，否則恐怕只會光榮／黯然結業。

在三年的疫情裡，許多機構和堂會仍願意在艱難中繼續努力尋找服侍的群體和機遇，她們看似耗用了許多資源，但實情是她們得到的支持和奉獻是更多。在社會愈困難的時候，信仰能發揮的力量愈大，當人心惶惶的時候，正是信徒未信的親朋戚友觀察基督徒與他們有何不同的時刻。雖然很不幸過去幾年教牧和信徒的移民情況比未信主的群體更嚴重，不少信徒內心的不安並不比沒有信仰的人少，不過，當未信的市民轉眼看到仍然留在香港的教牧和信徒願意憑信心逆流而上，更積極事奉、奉獻、傳福音和關心社會，而不是只求自保、對其他人的需要視而不見的話，正是打開他們緊閉的心去思想人生的大好機會，最壞的時刻，往往亦是最好的機遇。

明光社在疫情期間由於看到基層的需要，開始學習服侍一些劏房戶，申請基金替他們改善家居的環境和應付生活需要，此外，我們亦關心他們心靈上的需要，在徵得當事人同意後會轉介他們到住所附近的堂會，有部份聚會亦借用合適的堂會舉行，協助這些劏房戶與堂會建立關係，結果在我們接觸的200個家庭之中，最後有近80人決志。後來我們覺得更好的方法是與一些有心的堂會合作，不單在堂會內舉行活動，更邀請同工和會友作義工，處理跟進工作，有堂會表示本來已幾乎沒有兒童出席聚會，但和我們合辦活動之後，多了許多兒童和他們的家長到來，為堂會帶來突破。

瑪拉基書三章10節提到：「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惟有信徒願意憑信心付出，才能看到神奇妙的作為。同時請記著，神的家遠遠大過我們本身的堂會。

過去的4月在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的贊助下，明光社推出了「『愛．童行』：畫出彩虹」計劃，在剛過去的4月，此計劃推出了兩場繪本故事書工作坊，當中共有17位高小至初中的學童參與。

由本社策劃推出的繪本故事書《總有出路》即將出版，故事由資深教育工作者李碧如女士創作，本地插畫師徐羨曾先生（阿徐）繪畫，故事圍繞三位小主角參加了歷奇活動，但途中各自遇到不同困難和考驗，當中帶出了逆境中要心存希望的訊息。繪本日後將免費派發到不同學校作教育用途。在製作繪本的同時，本社辦了兩場工作坊，讓有繪畫天賦的小朋友參與創作當中的一些插畫，發揮所長。

在工作坊中，阿徐以生動有趣的方式來演繹《總有出路》的故事，讓參加者投入情節，想像幾位小主角在遇到困難時的感受和掙扎，然後將它們繪畫出來。例如面對前路的未知，他們會有怎樣的心情和想像？當同伴身陷險境時，是選擇伸出援手還是置之不理？如果遇到突發情況，該如何抉擇？參加者透過聯想和創作，體會到成長路上有不同的可能，也明白到建立抗逆力的重要，而面對逆境時，他們也可以懷著勇氣和希望向前行。參加者既是這繪本的第一批讀者，同時也是創作者，他們所畫的插畫，將啟發往後的讀者。

有參加活動的小朋友當發現原來喜歡畫畫也可以帶出正面訊息和幫助別人時，覺得很驚訝和滿足。也有參加者表示，活動令他有機會認識自己，覺得很有意義。其實孩子各有天賦，需要被建立和提升，如果能以正面思維指引他們，便能讓他們踏前一步，除了有助他們發揮所長、提升自信心，更可以回饋社會、助己助人。

復仇心理離我們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但每個人總有經歷過想復仇／報復的時刻。復仇心理一旦出現，便會使人坐立不安，想令仇敵盡快受到該受的傷害，亦即是企圖用傷害他人的方式紓緩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前陣子在Netflix上架的劇集《混沌少年時》，講述青少年面對的校園欺凌問題，有學者便指出，本港約有八成的校園暴力屬於受欺負的復仇者所為。[1] 可見復仇想法不容忽視，情緒一旦得不到適切處理，便會陷入復仇行動的惡性循環。那麼，到底「復仇」是怎樣的一回事？如何令它消除？如果復仇是每個人心裡都會產生的心理現實（psychological facts），是否也有其正面意義？

復仇的正面意義？

研究過復仇與寬恕議題的學者麥卡洛（Michael McCullough）在其著作《超越復仇》裡提出：「復仇慾不是某些不幸者深受其害的一種疾病，而是人性的一個普遍特徵。」[2] 亦即是說，復仇的行動有其適應性，它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同時能促進社會更加合作和阻止負面行為。

麥卡洛又與另外兩位學者著書，提出了三種復仇的正面意義。第一種，就是直接透過復仇的行動來震懾入侵者，因為當他意識到復仇行動的出現，就會停止冒犯行動，這樣能夠直接阻止他再次做出傷害行動，情況就如監獄或黑幫文化一樣，讓人深切知道若然做錯事，就會遭人尋仇；第二種，就是透過針對特定行為的復仇來建立自己能夠接受的界線，以避免將來發生同樣衝突；第三種意義比較間接，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避免因看守疏忽而令同伴被動物襲擊致死（間接殺死同伴），看守者會擔心遭人報復（正當懲罰），而想辦法做好看守工作，即某程度上此種復仇形態是一種強迫的利他行為。[3]

雖然學者所提出的見解，都是受進化論影響，並將復仇行動合理化，但不能否認，復仇或多或少是一種出於人類本能的反應，為要保護自己和紓緩自己的痛苦情緒。不過，麥卡洛同時也提出：「寬恕的潛能也是人性的一個固有特徵。」[4]

復仇的感覺沒有想像中好

就「復仇」的行為而言，如果它真的有正面果效，按照「道理」和「邏輯」，完成復仇後的滋味，理應如話題韓劇《黑暗榮耀》所展示的結局一樣，女主角會感到舒暢無比，得到所預期的安穩與歡愉，但為何現實中復仇後的感覺總是令人不好受呢？現實也有一些家長教導孩子要「以牙還牙」，要學懂反擊，「打贏場交」，不要被別人欺負。當父母不懂得教導孩子如何應對衝突時，便會用這套方法。不過其實復仇行動除了感覺不似預期，甚至會令人陷入復仇循環。

心理學學者曾經透過遊戲來進行實驗，並將結果發表在一篇名為“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復仇的矛盾後果）的學術文章裡，發現在遊戲中，有玩家有機會懲罰其他玩家，並預期自己在作出懲罰後會感覺良好，但實際上他們比沒有機會作出懲罰的玩家感覺更差。[5] 這種期望的落差，讓復仇行動無法真正治癒自己，也無法令負面情緒得以紓減。同時，那些被報復的人，很容易又會覺得對方的復仇行動過火，於是又向對自己復仇的人復仇，冤冤相報，陷入無止境的循環。而那些沒有機會復仇或沒有選擇復仇的人則自我強迫地繼續前進，因為開始專注其他事情而感覺快樂。

進行上述實驗的學者又提出，實驗結果顯示，復仇行動引發的愉悅反應與懲罰者所預期的相反。復仇行動會延長懲罰者的愉悅感受，而懲罰行動會使懲罰者繼續想著曾經冒犯過他們、又遭他們懲罰過的人（而不是忘記）。[6] 可以想像得到，即使退一步回到復仇之前，在未執行任何行動前，一直想著要復仇的人，會想盡辦法讓自己保持復仇的衝動，即讓自己的傷口繼續淌血，否則它就會因時間過去而癒合。復仇某程度上，其實就是在傷害自己。

讓復仇者獲得釋放

復仇心理的確未必會出現在每個人身上，因為它是一個看待事情的反應，即每個人面對同一件傷害性事件，都不是必然有復仇的想法。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在2024年發佈「2024高小學生校園欺凌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學童曾被欺凌，四成的受害者表示想復仇。那麼，從另一角度來看，還有約近六成的受害者未必想要復仇。[7] 當然，可能他們的恐懼比復仇欲望更大。另外，也有不同的研究指出，高達20%的謀殺案和60%的校園槍擊案是與復仇有關，因此實在需要好好關注嚮往復仇後快感所引發的問題。[8]

解脫復仇者方法一：幫助受傷者重獲力量，助他們找到出路

著名小說《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篇名為“Revenge is Sour”（復仇是酸的）的文章指出：「復仇是一項行動，在你毫無力量的時候你會想做這件事，而且正因為你毫無力量你才會想做，一旦無力感被移除，復仇的欲望也會隨之被蒸發。」[9] 的確，在遭遇欺凌時，在權力關係上，受害者總是無助的，是感到無能、毫無力量的，所以會有復仇的願望。故此能夠幫助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主動提供幫助，助他們找出路，讓他們知道不是自己一人，是有隊友在他們身邊的，讓他們重獲力量。

解脫復仇者方法二：讓無助感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在《真相與修復》一書中，講述了不少關於性剝削的故事，那些性侵受害人被刻意孤立，當不同人士為她們發聲、伸出援手時，原本想報復的人，她們的報復心態，被轉化成義憤。[10] 當被孤立的人得不到幫助，在無助的情況下失去公義得到彰顯的機會，有些人或會因此將報復心態化為狂怒，累積成為復仇心切的能量，但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其無助感便有機會被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雖然復仇心理是人類在受到傷害時的本能反應，但其後果足以引發巨大的災害，復仇循環也是這樣出現。同時，上文提出的研究都表明復仇的實踐並不能夠帶來預期的愉快心情。除了即時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如果有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教導，提出人具備寬恕的潛能，就如麥卡洛所言，寬恕的潛能乃是人性的固有特徵，這絕對比起提出「以牙還牙」更能幫助受害者。別以為學習「寬恕」是放過別人，其實更多的是放過自己。

一位名為Joseph Politano的經濟分析師及數據記者，在一段YouTube影片中，提到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不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他甚至認為AI會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而不是令它減少。他借用過去的歷史來證明科技變革雖然淘汰了某些工作，但創造的新職位數量遠遠超過被取代的職位。事實真的如此嗎？不少網民回應Politano的言論，有的表示：「這太愚蠢了。現在我認識的人之中，因人工智能而失業的人數多得驚人。我在娛樂圈工作，我大概認識50多人，他們有文案撰稿人、有插畫師，有編輯，他們有的直接失去了工作，即使是自由工作者，亦因人工智能而減少了一半的工作。」有從事字幕工作的合約員工指出，AI做了他工作容易的部份，他的工作量確實減少了，但難度卻增加了，工作機會減少，薪金亦有所縮減。[1] 這些反對之聲都很真實。每一次工業革命的出現，都為人類帶來極大影響；然而是次工業革命4.0，與之前出現的工業革命，性質上迥然不同。

1760年，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展開，它為英國及歐洲等國家帶來豐碩的利潤。[2] 蒸氣機等發明開啟了工廠生產模式，史無前例地提高了人類的生產力，產量增多，價格亦下降，但它有利亦有弊，壞處是人們為了營運工廠，投入了水、樹木、土壤、岩石和礦物等，令寶貴的自然資源減少及流失。大自然也開始受到污染，1750年以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其濃度維持於百萬分之275至290體積比（ppmv），到了2017年已攀升逾400ppmv。[3]

大自然受到挑戰，人類亦不能倖免，蒸汽紡織機取代了紡織員工，不少人為了生活便轉而學習操作機器，並且投身於刻板的流水作業式工作，遵守著嚴厲工作規條。這次革命，人們失去了較為自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工作，但仍面對不少工作機會，因為大量工廠的設立，創造了不同的工作崗位，例如需要工人去掘取煤礦以維持電力，而紡織原材料的增加，令印染工人的需求亦增加。工作機會多了，但人們的健康卻未得到保障。當時的工廠沒有安全措施和指引，工作環境極不安全，而工人聚居的地方，環境也是極其惡劣，斑疹傷寒、霍亂、天花及結核病等傳染病都威脅著工人的健康。[4]

第二次工業革命始於1870年，這段時期科技大放異彩，很多行業在科技上都有突破性發現，新發明的出現加速了發展，特別是在能源、材料、化工及醫藥等範疇。除了產量更上一層樓，微型發明的研究活動，也讓開發工作變得有效，更能迎合生產上的需要。[5] 以石油能源作為發電的方式促進了大規模生產、通訊技術和化學工程的發展，例如硫化技術改進了橡膠材料的品質，飛機及鐵路軌等建設也徹底改變了運輸業，亦促進了貿易和人口遷移。[6]

不過，第二次工業革命同樣帶來污染和令自然環境受到破壞，[7] 至於工作方面，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相比，人們需要學習更高水平的技能，例如，汽車出現之後，馬車「司機」便要從駕馭馬匹轉而學習操作機器，而當時學不會的「司機」，還可以在求職市場上找到不同的崗位，因為消費主義抬頭，不少商人渴望打造自己的王國，令擴建工廠變成了勢在必行的事情。另外，大型購物中心亦相繼出現，這意味著鋼鐵業、家電業、零售業等需要大量管理人才和員工，中產人士因而提升了經濟地位。[8] 但關於技術人員，以美國為例，在1940年開始出現中層技術人員數目不足的「空心化」情況。另外，由於年青人寧願進入企業工作，那些由傳統工匠師傅把技能傳承給徒弟的行業，在社會上漸漸式微。[9] 而大企業對財富及資源的掌握，也令貧富懸殊的狀況在社會日漸形成。[10]

如果說第二次工業革命為工人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及財富，第三次工業革命令勞動市場出現了結構性變化。20世紀下半葉開創了資訊、數位化、半導體、大型電腦、個人電腦及互聯網的天下。[11] 與前兩次工業革命相比，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出現節省了更多勞動力，更多低技術工人因而失去工作。國際勞工組織僱主活動局負責人Deborah France-Massin表示，柬埔寨、印尼、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的低薪工人，需要重新為自己定位，僅有工資低廉的優勢已經不足以令他們在勞動市場佔優勢。[12]

第三次工業革命發展之際，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創辦人Klaus Schwab創造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詞，並在2016年出版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書，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涵蓋人工智能、機器人、物聯網、無人駕駛交通工具、3D打印、納米技術、生物科技、材料科學、能源儲存及量子計算等諸多領域。[13] 第四次工業革命其後又被稱為工業革命4.0，根據新加坡國有控股公司出版的《淡馬錫年度報告2023》，在是次工業革命中，更多工作崗位被自動化機器、裝置等取代，而受到人工智能的影響，更多中等技能工人的工作受到威脅，社會的不平等將會加劇。[14] 從工業革命開始，人們若不想失業，惟有接受技能再培訓來提升自己的能力，問題是在工業4.0時代，有多少面臨失業的人士，有能力掌握新技術？即使他們學會了，誰又可以保證他們的崗位不會再被取代？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人類過去經歷的變革截然不同」。[15]

工業革命4.0涉及多個範疇，而在當中相信AI及其相關的深度學習，最讓人類深感不安。有YouTuber表示，其他工業革命「都是用來增加產量的，它是對生產方式的革命，而AI人工智能迄今為止，我的感覺它都是來毀掉你的工作的，是用來替代人的，它是對人的革命，這才是本質性的不同。」[16] 這位YouTuber的說法或許有些誇張，卻不無道理，雖然AI的興起創造了不少職位，市場也用相當高的薪酬聘請AI工程師，但其發展及影響之快，是超乎人想像的。例如以前的「司機」無馬可馭，只要學會駕駛汽車，便能以此為終身職業，但現在呢？無人駕駛的智能車如「蘿蔔快跑」，在內地已開始上路載客，那麼人類司機何去何從？一開始，司機可以轉型為駕駛AI訓練專員，在測試期間坐在主駕駛座監控自動車的運作。[17] 之後，他們便得退到後台成為安全員，透過螢幕監察車輛在路面的情況，待車輛出現狀況才幫它排難，但這時，一個安全員可以負責好幾台車，變相減少了所需的人手。[18] 將來不單司機、低技術的工人受到威脅，工匠手藝失傳，上文已提到，平面設計師、文案撰稿人、插畫師，編輯等都有機會加入失業大軍，失業之後，他們能加入AI行業嗎？即使他們接受培訓，轉型到AI行業，AI行業又能給他們多少發展空間？高技術一時學不來，低技術的競爭激烈，而隨著AI的自學能力愈來愈強，日後可能連低技術的工作都會漸漸式微，只需要精英中的精英參與運作。諷刺的是，在美國，科技產業出現的失業率，由2024年12月的3.9%，升至2025年1月的5.7%。[19]

身為人類不應該自限，面對新技術出現，不應該認定自己一定無法跟上並停止學習，但各地政府亦不宜太樂觀，認為所有人都有AI的觸覺，可以輕鬆轉型，對於一些天生只善於文字處理而對相關科技工作不甚了解的人，不能隨便責怪他們不思進取，縱然他們居安思危，想辦法吃「肉糜」，努力轉型，但就算多努力，現實中他們有多少人會被AI搶走工作機會？話說深圳福田區政府已「聘請」了70位「AI數智員工」，因著DeepSeek的技術，它們能從事應急管理、公文處理、招商引資等政務工作。[20]

世界大國誓必發展AI，但發展的同時，實在需要考慮科技對大自然及人類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提前構思保護地球及保障人類的措施。

《越工作，越自由：最大的探索，最豐盛的人生》
作者：Emily Liu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流出版
出版年份：2023年

一個準大學生開學前去百貨公司當兼職售貨員不算奇，一個大學生一邊讀書，一邊兼職擔任英文導師，同樣不足為奇，但有人在每次攀上事業高峰時，都會毅然放棄高薪厚職另覓新工作，則會讓人好奇，不禁問為何如此做？此人正是《越工作，越自由》的作者，要知道她不是因為工作怠倦才離職，正如她書名所言，她可是愈工作愈快樂。

一般人不愛上班，老是想著毋須上班的日子，又或是只想透過上班賺取生活費，作者可不是如此想，她區分了工作（work）及職業（job），認為職業是單獨存在的，不同職業列出了不同條件，等待人去應徵以滿足各條件，它像一件均碼的制服，因此有人穿得舒服，有人覺得不合身。工作卻不一樣，它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人替它賦予意義，就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作者從不追求職業，只要她覺得一份工作沒有給予她自主性及目的性，縱然坐擁最高位置，她都會退下來，尋找另一份對她生命有意義的工作。

甚麼是生命意義？在作者眼中，如果一份工作，既能證明人的自我價值，又能達成其生命特殊目的及意義，便是一份有生命意義的工作。這裡說的目的並非追趕業績，而是它讓人感到自由，喚起人工作的熱情。生命意義是內在的，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作者在工作的過程中探索自己，而探索和創造是她生命的主調，她的才能是領導者。

作者建議人們可以把工作視為蒐集個人能力拼圖的遊樂場，在每一項新的工作中，可以設定自己為老闆的角色，訓練自己的自主性而不是認為自己是社畜，她亦提議人要保持好奇心，對每樣事情都保持謙卑的態度。作者一路走來，便是如此，而每每到了能力無法再提升時，她便辭職不幹，轉移到完全不熟悉的行業去。大學生時期她成為了英語老師，畢業前已經進身英語學校的管理層，但她發現可以學習的東西差不多了，於是主修日語的她便跑到日本石油探勘公司，文科出身的她每天與理科出身的男性一起打拼，之後她被邀請到一間企業集團工作，新工作很不簡單，因為老闆開宗明義要她成為她的分身，替她下達命令，作者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她對老闆的位置不感興趣，她只想繼續探索與創新，最後她於英國及美國擔任全球流行預測分析師。

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命主調都是探索和創造，但「只有你的內在渴求，可以在夜晚呼喚你，在白日帶領你，堅定地往你要去的方向……任何無畏懼的探索，都會構築一條對你獨具意義的道路。」就如作者提到一位服務員，當他隨時留意客人的一舉一動，把服務做到極致，她認為這位服務員已自主地工作，而不是視它為一份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