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我要和昨天的妳約會

《怎麼活怎麼死：死不了的時代，我們有權利決定如何離開》是日本學者村上陽一郎的著作，他以哲學與醫學的視角，探討在當代日本高齡化社會裡，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能夠「自然死亡」，而是經常要在醫院的機器「幫忙」下苟延殘喘，忍受一個死也死不了的狀態，受盡病痛折磨。這現象引發作者透過本書討論尊嚴死與安樂死這個核心議題。

在日本，「尊嚴死」是指對於喪失意識或沒有康復希望的末期病人，醫生依據其生前預囑或家屬請求，不作延長生命的積極治療，讓病患順其自然離世。這與「安樂死」不同，安樂死涉及主動介入，如透過注射藥物令病人死亡。雖然作者是少數有基督信仰的日本人，但他卻說自己是個不遵守戒律的信徒。他支持尊嚴死，視之為維護生命尊嚴的選擇，他甚至不完全反對安樂死。他認為在一個「死也死不了」的時代，人類有權決定如何離開，以避免無謂的痛苦，而這痛苦可以是現在經歷的，或預計未來會出現的。

安樂死在全球仍有倫理、宗教和法律上的爭議，村上並非鼓吹輕率結束生命，而是強調「向死而生」，如何在有限生命中活出意義，重病時又該如何渡過餘生。他認為安寧緩和醫療，可以緩解末期病人的痛苦，值得探討和考慮。

筆者雖然反對安樂死，但此書卻令人正視到照顧長期病患時要考慮的問題。跟日本社會相似，香港也是高齡化地區，人口老化帶來了挑戰。病患與家人應及早商討醫療安排，訂立預設醫療指示，這既可減輕家屬的負擔，也能幫助病患正面而非恐懼地看待死亡，這個決定可以讓他們有尊嚴及優雅地在人生旅程中「畢業」。

《一念間》於本年6月出版，於剛完結的書展獲得好評，它是一部深入探討自傷與自殺現象的心理學著作，由方婷、黃麒錄、郭倩衡、黃家盈、余鎮洋五位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輔導心理學家共同撰寫。這本書推出不久，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於7月便公佈了有關香港自殺率的最新數據，2024年共有1138宗自殺死亡個案，自殺率為15.10（即每10萬人有15.1人自殺身亡），兩個數字均是自2003年以來最高。

此書以輔導心理學家的視角，通過10個曾徘徊於生死邊緣的真實個案，揭示高自殺率背後人們的心理及精神狀況，探索將人們從絕望邊緣拉回來的「關鍵一念」。書中收錄了10個有關自傷或自殺的個案，當中的內容涵蓋了多重悲痛、被邊緣化的恐懼、校園欺凌創傷、長期的孤獨感、移民抉擇下引發的壓力、照顧者被遺忘的付出、缺乏認同的孤獨感、在破碎家庭中被忽視，還有網絡詐騙及應付升學壓力等情境，除了個案內容，還配上輔導過程、心理學家的筆記等資訊，為不同個案的情況作出了解說及分析，並附以相關理論。

寶貴的是作者們為各種處境提供了「自助五部曲」，讀者們如遇到相似的逆境，也有方法轉念，並作出積極的行動來幫助自己應對挑戰，增強克服逆境的能力。另外，書中亦有對自傷及自殺個案作出心理分析，讓讀者知道自殺行為的成因、機制與發展過程，它又解答了對自殺行為的一些疑問，並提出保護因素，讓讀者可以成為自殺防治的守門人。這本書適合關注心理健康及自殺預防工作的讀者。

「死亡」這個議題並不簡單，從自己面對成長、身體的變化與衰殘；面對親人或友伴的老去與死亡、於生育中的流產胎、寵物因病或意外的離開；再到新聞中聽到的青年自殺、長期病患者的臨終照顧需要、壽終殯葬的各種儀式 … … 這許多議題有關於我與自己、我與他人、我與世界、我與信仰等許多的關係與對死的看法，多元且接近。

「死亡」帶有神秘感，亦有許多民間傳說和禁忌，有許多人會不想亦不敢提及，生怕說了就會發生。為甚麼死亡有如此的禁忌？為何我們會恐懼去接觸？就連說個「死」字也不能？這些正正是值得大家去問的地方。作為基督徒，因相信耶穌已跨過、勝過死亡，我們也不必懼怕，可以多作了解這每人在世上正在邁向，亦必需要前往的「轉車站」及其間的過程。

此書分為四大章節，第一章「眾觀生死」，從哲學、法醫、人類學、社會學、公共衛生及不同宗教去看生死，擴闊讀者的眼界去看生與死。第二章「生死相安」，帶出了醫社合作如何幫助長者醫療需要、對於臨終者及喪親者的不同支援及輔導方式與服務，亦有對於生死工作人士心理的關注。第三章「生死熱話」內容觸及靈界與信仰、DNA、安樂死、遺體捐贈、動物離逝、流產與青年自殺等議題，內容雖不是很詳盡，但也足夠讓讀者作出反思，與及平日也應多作關注。而最後一章「生死之旅」，是不同學院的大學生、碩士生及講師在經歷過到台灣的生死教育學習團之後的得著分享，對歷史、死亡體驗，作為年輕人、父母的得著等回顧。

這書多角度的點出多個有關「死亡」值得我們探討之處，作為接觸這議題的開始，並不沉重，也可以作為與青少年一起傾談這議題的一本指南。及早與青少年談生論死，可以建立他們的人生觀及價值觀，反思人生的意義及方向，過無悔人生。

	生命熱線調查：近半自殺者家屬創傷超出臨界點　籲同理心陪伴走出傷痛
	(有線新聞．27-5-2025)

有報道指生命熱線於2022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間收集了超過180名自殺者家屬的數據，發現他們普遍面對「深層的心理困難」，包括「強烈的內疚感、反覆探究自殺原因」等，他們平均在「創傷後壓力」上超出臨界點，而報告亦指女性面對壓力反應較男性大。

面對及走過哀傷，相信有不少朋友知道普遍會經過五個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哀傷的時間逾半年至一年時間也屬正常。而致力推動生死教育的黃民牧師所任教的關懷哀傷的課程中，曾分享過自殺者親友所面對的非預期性死亡，是突如其來的，會容易使喪親者產生「不正常哀傷」，因為他們所預期的世界在毫無預警下粉碎，也沒法向逝者道別或完成其心願、衝擊著喪親者的安全感和信心。而外界（醫療或法律）介入事件也容易讓家屬產生複雜性哀悼（慢性化、延遲、誇大、轉向生理症狀或不良行為）及複雜性悲傷反應。

在生命熱線的記者會中有專家指出：「自殺者親友的痛不只是心理上、情緒上，而最大的困擾是思維上的迷宮，永遠在兜圈，找不到答案，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為何親友會離開。另外，他們很容易自責和內疚，就算別人如何安慰，他仍覺得自己有責任，不讓自己過得好。」

生命熱線亦呼籲社會應以同理心陪伴自殺者親友走出這突如其來的傷痛。根據一位於北美知名的死亡教育學者、哀傷輔導員Dr. Alan Wolfelt 所開發的「陪伴式悲傷照護模型」（Companioning Model of Grief Care），他建議以可以「陪伴」（companioning）而非「治療」的方式來支持喪親者。而作為陪伴者，可以為傷心者創造一個「安全的地方」—— 一顆清空、充滿同理的心，去陪伴對方，非引導，但關心、觀察和學習*喪親者的經驗、聆聽，並一起感受失去的事實、擁抱痛苦、回顧往昔及尋找意義。

在聖經中亦曾顯示過陪伴模式：「約伯的三個朋友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聽說有這一切的災禍臨到他身上、各人就從本處約會同來、為他悲傷、安慰他。他們遠遠的舉目觀看、認不出他來、就放聲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塵土向天揚起來、落在自己的頭上。 他們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個人也不向他說句話．因為他極其痛苦。」（約伯記 2:11-13）就是這種靜靜的陪伴，與他同哭，並感受約伯的痛苦。然而，他們後來與約伯的對話，卻變成了強加自己的看法於約伯，想以言語去折服他，不但抬高了自己，愛心、耐性亦就慢慢消失了。所以，如想作為哀傷人的陪伴者，求主賜下我們能有智慧與愛心，懷著善心作陪伴與守護。

*Dr. Wolfelt認為，只有喪親者能成為自己悲傷的專家。陪伴者的角色是向悲傷者學習，見證並正常化他的悲傷旅程。

在電影《破．地獄》中，有不少「金句」，其中一句是：「人一出世就在倒數」。對於較為年長的朋友來說，在年月的流逝中會發現自己的身體在經歷轉變，人不會一直的年輕，總會有一天由壯健慢慢的衰老、身邊的親友慢慢地離開……歲月在教導人慢慢地去接受及面對老、病、死，如能自我反思、與人討論、或找方法去了解，這會是接受「死亡教育」的一種方式。但青少年呢？他們仍在成長階段，身邊的同學、環境都是充滿朝氣，仍有很多時間可以追夢，甚至揮霍，「死亡」彷彿離他們很遠。

然而，了解「死亡」對於青少年來說其實也是重要的，因為不少人了解到生命有限期，才會珍惜光陰，找人生目標及方向，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經歷到老、病。當「朝見口晚見面」的同學或老師，甚至是至親的家人突然因意外、急病或輕生等原因離世，面對一些不可預知的狀況，對青少年來說，他們會感到很突然，亦會手足無措，不懂如何表達感受和消化事件。而華人社會普遍對「死亡」這題目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視之為忌諱，青少年心中即使帶著很多疑問、恐懼，哀傷的情緒，亦可能不懂抒發。

香港學校的課程涉及眾多課題，能給予「生命教育」的空間不多，亦沒有完整的框架及內容要求，要找尋機會與學生探討「死亡」更是不容易。在教育局網站中有一份名為「推行生命教育初探」的教材，[1] 當中提到「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加強他們面對逆境的能力……探索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建立珍惜自己、關愛他人和環境的信念和行為」，這些都是學校應該做的事情，以助學生尋找到做人的方向。教材中的生命教育內容，是從積極人生的方向中去讓學生認識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及探索生命等。雖然教材中有提及「生死教育」，並將它列舉於生命教育相關價值的範疇中，但之後並未有提供應用、內容、相關價值觀及它對學生的幫助。

2024年9月，民間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連同香港生死學協會發佈《香港中學生看生死研究報告》，[2] 當中有受訪學生表示，因覺得生命不到自己控制而感到無奈，亦有受訪同學指有認真想過自殺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報告又依據受訪學生對死亡態度的總平均分指出，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傾向接受，受訪學生中有人表示對死亡產生較強烈恐懼和擔憂，亦有部份學生逃避去想死亡。報告指出「學生的心理健康自我評價與其生命意義和死亡觀呈統計學上顯著關係，反映良好的生死教育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心理健康，減少自殺念頭和行為的產生。」[3]

那麼「生命教育」、「生死教育」及「死亡教育」又有甚麼不同，青少年可以如何學習及理解呢？香港生死學協會會長梁梓敦先生曾在其著作中指出，不少學者或機構對於「生命教育」的定義有不同的說法：如透過觀察與分享對生、老、病、死之感受的過程，並從中體會生命意義及存在價值，培養尊重及珍惜自己與他人的情懷；或教導人珍惜生命、開展生涯、實現生活、豐富人生；或引導人們從醫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宗教等脈絡去理解生命意義及生命現象，及找尋多元化的方式來展現生命意義。[4]

有部份生命教育工作者會採用的教育模式是將人作為核心，探討人與他人、環境、自己及宇宙／信仰的關係，有關死亡的課題就會放在人與宇宙的範疇中，當中會包括靈性超越之途徑、尋找永恆價值、生命歸宿等內容。[5] 而「生死教育」是「生命教育」的其中一個主題——死亡是生命裡的一個階段，但它不等於整個生命教育。梁梓敦就指出「死亡教育」是教導學生認識和探討死亡，從死看死；但「生死教育」是教導學生先了解死亡，然後反思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從死看生才是生死教育的最終方向。他認為生死教育是一種方式，讓人透過了解死亡，經討論及反思後，而達到「及早預備」和「活好當下」為目的。[6]

如果暫時校園未有空間觸及這題目，就由家庭或教會開始，與青少年談論「死亡」而毋須忌諱，透過不同的材料，如名人離世、災難或自殺新聞、歷史事件、家居環境生態、電影、文學作品、歌曲等，都可以是很好的題材來展開對話，來讓他們表達感受，說說他們學校或同學的故事，師長亦可以趁機了解他們對死亡的想法，並把自己的經驗與他們交流，回應他們的疑問，與他們一起反思。

有人工智能（AI）公司把已故歌后鄧麗君化成AI虛擬版本，不單於一場合中再次唱出經典歌曲《我怎能離開你》，還能即時與人交談說笑，就如該公司主持人所說，所有都是實時作出互動，就像她本人仍在世界的另一端，活生生的透過螢光幕與另一邊的人在溝通。

透過輸入大數據，例如許多有關她的歌曲、說話聲線、動作形態，或生活日常的資訊，便可以將資訊轉化為AI故人，令喜歡她的人能隨時見到她的影像，這對歌迷們可能是一大喜訊。這種科技，如果用在一些知名人士或歷史人物身上，當人們進入系統，甚至在沉浸式的AR環境，就可以與AI故人「面對面」地相處、交流。這種透過科技的進步呈現的「真實感」，未來相信只會愈來愈「真」，就如他們沒有離開過一樣。對於學習和了解歷史，相信也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然而，曾有報道指內地有多家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讓客戶已逝世的親人「復活」，這種服務甚至成為了一種生意。客戶可以通過視頻給已故的母親打電話，並見到一個與逝者相似的影像接聽電話，然後客戶就可以與之交談。客戶只要能提供愈多的數據，公司就能製作到十分逼真的「AI 故人」，當然涉及的價格就會愈高。

筆者有點猶疑，這會否令一些人因著隨時可以與如此逼真的「故人」聯繫，並與其互動，而久久不能亦不用接受他／她其實已經真實地離開了人世？AI憑著大數據所生成出來的影像，又是否繼續在改變在世者的記憶？又會否有人利用這些模擬聲音及影像來進行詐騙，帶來更多社會問題？

有說，面對親人突如其來死亡，需要經歷「哀傷四階段」，即麻木階段、否認階段、抑鬱階段及接受階段，其過渡時間長短難料。但現在如依靠AI能重現親人，逝者恍如從沒離開過，這會是一種安慰，還是會變成一種依賴，令人久久不能接受及放下？

死亡對基督徒而言是止息勞苦，進入安息，亦讓信徒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及短暫的。然而，「AI再現故人」這種逼真的互動，可能真的叫人對逝者更留戀及難以釋懷，更難接受死亡這個現實了。

參考資料

〈AI鄧麗君現身 嘉賓點唱《我怎能離開你》〉。《大公報》。2024年7月25日。網站：https://www.takungpao.com.hk/finance/236131/2024/0725/994223.html。

藍骨。〈中國公司用生成式 AI「複製」故人　據稱半年已接 200單生意〉。unwire.hk。2023年9月14日。網站：https://unwire.hk/2023/09/14/ai-simulate-dead-people-china/fun-tech/。

〈利用AI復活死者畫面，去世母親脫離病痛30年後終於笑了...這技術卻意外引發爭議？〉。2024年7月18日。Japhub日本集合、Yahoo！集合。網站：https://hk.news.yahoo.com/%E5%88%A9%E7%94%A8ai%E5%BE%A9%E6%B4%BB%E6%AD%BB%E8%80%85%E7%95%AB%E9%9D%A2-%E5%8E%BB%E4%B8%96%E6%AF%8D%E8%A6%AA%E8%84%AB%E9%9B%A2%E7%97%85%E7%97%9B30%E5%B9%B4%E5%BE%8C%E7%B5%82%E6%96%BC%E7%AC%91%E4%BA%86-%E9%80%99%E6%8A%80%E8%A1%93%E5%8D%BB%E6%84%8F%E5%A4%96%E5%BC%95%E7%99%BC%E7%88%AD%E8%AD%B0-132108936.html。

香港推行生死教育的情況，與台灣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離。為何生死教育如此重要？據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稱，台灣因為有推行各種生死教育的課程，結果自殺率曾經減低了，成效有目共睹。然而，香港自殺的新聞近期卻此起彼落，聞者惋惜。台灣的生死教育有哪些例子可以成為香港的借鏡，如何可以有效教導人們珍惜生命，活出正向人生呢？明光社於2024年3月26日晚上舉辦了網上專題講座「生與死的邊緣」，並邀請了黃民牧師來講解。

重視生死教育

黃牧師認為，香港雖然有推行生死教育的課程，但形式十分片面，並不是整體性的。生死教育在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做得較好，然而這個題目並不是學校的主要科目，推行有限，情況並不理想。參考台灣，無論在小學、中學、大學，都有生命教育、生死教育的課程，學生在成長過程一定會在教科書上獲得相關的知識，他們會接觸過重視生命、情緒支援及靈性關注等內容。由於其關注度、重視度十分高，值得香港學習。現在，香港只有一些志願機構有限度地推行生死教育，內容也十分簡單，此外，大學也偶然會有一些相關的課程，但不普遍；然而在台灣，他們已開辦生死教育的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可見其重視度十分高。

生死教育研討會

台灣中、小學的老師經常會舉辦全台灣的生死教育研討會，分享在學校推動生死教育的個案，黃牧師也曾聽過他們的匯報，驚嘆他們願意在人力、物力、資源等方面付出，也花了很多時間去做，以完成一個有深度的生死教育計劃，事後更有成效及評估，十分認真。這些計劃的目的是要幫助學生處理情緒、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提升人際關係等。在這個情況下，社會的整體氣氛不再一樣，據黃牧師的觀察，感到學生的個人品格提升了，市民也較有禮貌、積極等，這可歸功於他們從小就願意談人生，談死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生死教育課程

他又舉例指，在台灣的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會安排學生睡在不同的棺材上，讓他們體驗死亡，課程計劃有整套設計，如事前講解、看影片、寫遺書，然後親自讀出遺書，開始準備死亡時的心理質素。代入其中後，參加課程的學生開始會想臨終前的掛慮、真情流露說出心底的說話等。儘管同學當中也有富經驗的醫護人員，但當他們睡在棺材的那一刻，都有重生的感覺，因為他們感受到生命的可貴，並懂得珍惜生命，才明白當生命去到最後的一刻，甚麼是最不捨，最掛心的，再重新反省生命。黃牧師體會到，課程完結後，這些課程的影響力不會短時間就減退，而是會栽種在學生的心裡，甚至影響他們的一生。

死亡咖啡館

不只是以研討會、課堂形式去談生死，台灣亦有死亡咖啡館，可以一邊飲咖啡一邊探討人生、生死、自殺、臨終等不同的題目。死亡咖啡館由一位生死教育工作者引進台灣，後來她又籌組了「生死關懷教育推廣協會」，期望不用課堂而是用優閒的形式來討論這些話題，令生死教育貼近地面，易於與人分享和與大眾互動。咖啡館在近10年來已在台灣舉辦超過400場與談論生死有關的活動，由台北開始推展到整個台灣，總共有30,000人次參加，年齡由8歲到90歲都有，目的是推動民間談論生死，籌辦得十分成功。

與學童談死亡

黃牧師認為我們應該開放地談死亡，他說：「不是我們多說死亡，我們便會即時死亡。有生就會有死，所以我們兩方面都要關注，不可只談生，不談死。」故此，他認為人要活在當下，為了生活，便要更加珍惜生命，更加關心身邊的人。有一天，當我們離開世界時，若能貢獻一生給社會，那便沒有遺憾，沒有浪費一生。生命是有期限的，故此我們要教學童珍惜生命，並要與他們一起談死。很多家長忌諱與學童談生死，然而黃牧師認為儘管家長不提及，學童總會在不同的途徑，如在新聞上接觸到，這是不能逃避的題目。由於小朋友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死亡的話題，而死亡亦是人生的一部份，總有一天會來，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他鼓勵家長不應太害怕與小朋友談死亡，建議家長可以用一些另類的方法與小朋友談生死，如繪畫、繪本、短片或用家中的寵物作為話題，以建立正確的生命觀，令他們的人生更堅強。

若果面對認識的人自殺，黃牧師稱：「家長可從正面的態度教學童，要珍惜生命。若然自殺死了，就不會再見到家人，而家人亦會很傷心、痛苦、內疚。」他認為這是一個學習死亡的時機，並建議應與學童談自殺的後果。最後，他總結說：「死亡是必經的，我們應處之泰然，內心要培養正確的價值觀、生命觀，並要訓練抗逆力，在我們經歷苦難時也可以變得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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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公義如同高山，你的公正如同深淵；耶和華啊！人和牲畜，你都庇佑。」
（詩篇36:6《環球聖經譯本》）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被遺忘，從自己最後一位親人去世，只剩下自己一個時，他們的存在價值彷彿被抹去，因為世上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他們住在哪裡，他們的名字是甚麼，然後他們就獨自孤伶伶地死去。人被拋進世界之中，活在一個充滿不同群體、不同身份的世界，故此，在解釋一個人的存在時，無法不提及其所屬群體、關係。當一個人的身份被遺忘，無法再用任何群體、關係去解釋其存在時，他就如消失在塵世之中，或許就只有上帝仍然知道他們的名字。

說起記憶和遺忘，不得不提及美國神經科學家David Eagleman在他的著作《死後四十種生活》中，一句很著名的說話：

「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第一次，當你的心跳停止，呼吸消逝，你在生物學上被宣告了死亡。第二次，當你下葬，人們穿著黑衣出席你的葬禮，他們宣告，你在這個社會上不復存在，你從人際關係網裡消逝，你悄然離去。而第三次死亡，是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記得你的人，把你忘記，於是，你就真正地死去。整個宇宙都將不再和你有關。」[1]

簡單一點來說，一個人真真正正的死亡，便是再沒有任何人記得其存在，但人是否必然會依照上述次序經歷三次死亡呢？

你的名字是？

事實上，所謂記得一個人，都不能夠離開他的名字。名字代表著一個人的存在、一個人對自己的認同以及提醒自己是誰的記號。若失去了名字，或許會令人經歷有如死亡的感覺。自古以來，人們對選取名字都非常講究，中國傳統便喜歡取一個「旺」、「吉利」的名字，他們相信命運的走向，取決於名字的選取。在《聖經》中，上帝亦賦予了名字有其獨特的意義，祂曾經將亞伯蘭的名字改為亞伯拉罕，將雅各的名字改為以色列。

在著名異世界動漫《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中，就有很明顯關於名字的描述，主角到了異世界，就發現許多不同種族的人本身都沒有名字，而主角一一為他們取名後，他們便進化了變得更加強大，他們開始知道自己是誰，自己為了甚麼而活；又如在經典動畫電影《千與千尋》之中，主角若記不起自己的名字是千尋，就會永遠找不到回家的道路了。名字，就是身份的認同，也是確認自己存在的最有力證據。最後在動畫電影《你的名字》之中，名字也是其中一個重要主題及敘述重點。電影的男女主角因時空交錯而認識對方，兩人活在不同的時空裡，當女主角的生命在其時間終結時，男主角便逐漸忘記她的名字，因為她的時間已經終止，已經不復存在。惟有在男主角喝了女主角製作的口嚼酒以後，才記起她的名字，才能感受到對方的存在，甚至令時間逆轉。

可能讀者會認為，談論了一大段有關名字與存在的意義，到底想說些甚麼呢？其實這裡想帶出的訊息非常簡單，就是名字對於一個人的重要性。當名字與一個人的存在意義有關聯時，可在現實的處境中，帶給我們一些有關名字的反思。

名字與社會關懷

在建立關係上，無可否認，記住別人的名字是一種禮貌的表現。若果認識了一個人，三番四次跟對方見面時，都無法記住別人的名字，除了會引發尷尬場面，也會令對方覺得不被重視，覺得你「無禮貌」。

人生來渴望被認同、渴望被記住，所以有些人，也會很在意別人是否記得自己的名字。筆者試過去某間中學帶領同學之間的小組分享，活動是每兩個月一次，而第一次去到學校時，大家都有自我介紹，當然我也非常努力去記住他們的名字。在兩個月後，第二次與組員相聚之時，有一位同學刻意問我記不記得他叫甚麼名字，令我更明白有些人其實很在意別人是否記住他們的名字。故此，記住別人的名字，不單是禮貌上的功夫，亦可以是一種關懷；當對方知道自己被記住時，他會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獲得了肯定。

而近來，因為受疫情影響的關係，令許多原本獨居的人士，失去外出娛樂的機會，他們被困在家中，無人知道他們的情況，這正正是我們需要去關注的問題，就是孤獨死的問題。有研究指出，在美國，有47%的65歲以上長者因受疫情、退休及喪偶的因素影響而感到孤獨。至於經常使用社交媒體而甚少與他人面對面接觸的年輕人，也有研究指在他們中間感到孤獨的人也不少。[2]

究竟孤獨死是甚麼呢？孤獨死是一個社會現象，指一個人獨居，與家人或親戚長期隔絕，他們因自殺或疾病而死亡，在死後多日，甚至是因其住所傳出臭味以後才被發現已離世。[3] 這個現象自1970年代以後在日本社會出現，而在韓國，隨著人口逐漸老化，孤獨死也成為了韓國必須正視的社會現象，參照韓國政府公佈的數字，2017至2021年這五年間，男性孤獨死的人數每年都是女性的四倍以上。[4]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孤獨死已經不限於在老年人中間才出現，它亦有年輕化的趨勢，而在韓國其中一宗令人震撼的孤獨死事件，就是一名28歲女性在家中獨自死去，其遺體倒臥在母親的遺照旁，但她的家仍然非常整潔，只因生活困難，身兼兩職的她仍舊承擔不了房租等等的雜費。[5]

許多地方都有孤獨死這個社會現象，當然香港也不例外。兩年前播出的一集《星期日檔案》便訪問了數位孤獨老人，他們都指出，晚年時伴侶的離世，子女的成家立室，都令孤獨感隨之而來。他們有的早已與子女長時間失去聯絡，並且身患重病，加上疫情的關係，終日臥在床上，他們擔心死後無人為自己辦葬禮；有的獨自一人，縱然閒時會有家人購買日用品來探望自己，但心靈中的孤獨感也無法消解，需要依靠電視機發出的聲音來掩蓋孤獨感，像是有人陪伴一樣。[6] 當一個人無人陪伴左右，並且年老及體弱多病，都會削弱他的求生意志，令他難以繼續對抗病魔。

節目最後提到，在羅湖管制站旁邊的一個墓園中，豎立著一堆堆只寫上了數字的墓碑，而這些墓碑正正代表了一些人，他們死後沒有人為他們料理身後事，沒有人認識他們，他們是一早被遺忘的生命，他們獨自離開了世界。而從事殯儀業的伍桂麟在節目中指出，其實獨居老人的孤獨感，來自於將來離開世界後，沒有人再記得自己的這種感覺。[7] 當墓碑上只有一堆數字而非名字，沒有人記得那些孤獨的人的名字，或許從與世界隔絕的瞬間，他們便已經消失於塵世之中。故此，作為子女，父母若已經年紀老邁，應該對他們更多關心，時常探望他們，讓他們知道仍然有人記得他們，記得他們的名字。

心目中重要的人忘記了自己的名字，會令人感覺到失落，因為自己視對方十分重要，但原來只是一廂情願。當然，這種情況很少發生，但也並非沒有可能。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情況是不可抗力的，且令人更加難過——也就是當照顧者需要照顧一些患上腦退化的親人時，就如在照顧一個不認識自己的人。筆者也有一個年紀老邁的親人需要照顧，在照顧她的時候，她一度問起筆者的名字，那時頓感莫名其妙的失落，因為她不是刻意忘記自己，而是腦退化讓筆者逐漸在她記憶中消失。

名字非常重要，它讓一個人感覺到自己具體地存在於世上，一個人的名字不再存在，無人記起，這才是真真正正的死亡。David Eagleman提出的三個階段，理論上沒有錯，但現實的處境，有許多的人孤獨地，未經過生理上的死亡、下葬，但整個社會和宇宙已經全然與他們無關，他們直達第三層次的死亡，甚至我們在照顧一些已經不認得自己的親人時，也在經歷類似第三層次的死亡。或許，為了讓人不感到孤單、不被遺忘，適時呼喚一下對方的名字，恰好可以讓人經歷一趟出死入生了。

編輯﹕謝芳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神都安慰我們，使我們能用他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樣患難中的人。」
《聖經新譯本》〈哥林多後書1﹕4〉

生命非常寶貴，人生中的「生命影響生命」之傳承，無論長或短，都極具價值和意義。回想面對新生命的到來時，心感歡喜雀躍；見證其成長歷程亦滿有新的希望，也會樂於與人分享。但是，當生命歷經於「老、病、死」之中，與失去、痛苦、哀傷等負面情緒和感覺絲絲扣連，人們卻會退步，鮮有提及，更遑論一起探討或面對……甚或最後成了文化上的忌諱。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歷程，自出娘胎，就是向著老、死的方向走；身體的老化，亦是「病」的痛苦的來源，難以逃避。雖然坊間常以「保青春」、「保健康」、「逆齡」等功效來推銷健康產品，消費了也只能美白了或精神了一點，向著「終點」的方向或有了迂迴，但結局仍是一樣。如果我們在漸老的路上，能夠時刻觀察和分享面對「生、老、病、死」時的感受，就可與他人同樣體會到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值，亦能尊重及珍惜自己與他人的生命，當談論「生死」就能成為一種「生命教育」。

面對「死亡」帶來的兩個挑戰

常人認為，死亡如燈滅，是生命的終結，而有信仰者則認為死後還有生命，由此生的生命形態轉化到另一種生命形態。但無論是否有基督信仰，在真正面對死亡時，不少人除了怕痛苦外，就是對自己將往怎樣的「地方」，經歷過程會如何心存恐懼。的確，這些都是在生的人不能確實知道，滿滿的神秘，特別是死亡這種的「不可知」，帶來超級的挑戰，人們會為此而感到焦慮。如何安撫這種「焦慮」是死亡帶來的第一個挑戰。

人活著就有盼望，可以發揮自己所長，許多事情可以改變。那麼，當人生的終結在即時，盼望就可能減少，尤其對相信「人死如燈滅」之民眾來說，可以看到的就是衰敗和絶望。如何面對這種絶望就是第二個死亡帶來的挑戰。

雖然，我們對死亡的「未知」是沒法去解決，但當我們能夠好好的去了解與死亡有關的題材，如了解癌病的死亡的過程、紓緩治療、遺囑及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並能打開心窗與親人一起去談論大家不同信仰的生死觀、想採用的喪禮儀式等，相信都能令人在面對死亡的路途中，不會感到孤單，並能減輕恐懼。

應及早開展討論

筆者為戲劇教育的碩士研究生，上月為東華三院「圓滿人生服務」一 生死教育活動——「存為愛」生命探索之旅導演了一個名為《愛．及時》的論壇劇場，主角炳叔患上癌症，與其家人溝通、接受家人照顧、面對病苦與死亡的各種情況下，出現了多個問題與困境，主持帶領著觀眾互動，除了聆聽他們的心聲，還邀請他們成為演員走進劇場取代角色，以行動去改變劇情。觀眾反應很好，無論是長者們或是年青人都認為要早點溝通，而且更要「行動」，多關心家人和說出自己的意願及想法。

應用劇場的目的，是讓觀眾體會到病患者可能因各種原因而未能及早與子女溝通，未能講出自己想要的臨終醫療方式、身後事如何處理等而可能引起的問題。同樣地，關心到照顧者的辛勞及感受，叫觀眾代入病患者及照顧者的角度，了解到及早互相關心和溝通的重要性。雖然這類劇場不是常有，但仍鼓勵大家可以善用任何一個機會去談論，如新聞、劇集、電影等。當看到合適的故事，都可以輕鬆地展開討論，不必忌諱太多。及早了解長者的心願，可以免除很多家庭在處理身後事的爭拗及不必要的花費。這不單是為了節儉，更是為免花了一大筆費用，而作了逝者根本不喜歡的儀式。

善生、善別、善終

當我們仍在生命燦爛之時，早應思想生死的意義，活在當下，也讓自己多處於正面的心境，並與人分享美好的事情。而對於臨終的病人來說，他們仍有其才能、興趣與能力，應多鼓勵及給予機會去繼續發揮，好好活著，此為「善生」。

另外，如能與臨終者「善別」，與他慢慢回顧一生，看看照片，談談難忘事和深刻回憶之事是十分重要。除了好好「道別」外，如能聽他「道歉」和「道諒」，使其解脫人生中的一些愧疚、哀傷和放下憤恨；向他「道謝」，講出自己最欣賞他和感謝他的地方，讓他知道自己的價值；並向他「道愛」，永遠會記得他…… 這就是「五道人生」。當家屬與即將離世的親人雙方知道將要分開，難免會感到悲傷，而透過溝通能互相安慰，能多陪伴和傾談溝通，就能減少遺憾。

而最後在「善終」上應要選取合適時機溝通，了解病人想要的護理意願、治療取向、醫療決定、照顧地點、財務安排及身後安排等，都是同樣重要。根據香港生死學協會副會長及公共衞生學者鍾一諾教授稱：每8位受訪者，有7位傾向在被診斷為末期病患之時，接受以安舒為目標的紓緩治療，而非「不惜代價」來延長生命。所以，並不是每位末期病患者都願意忍受因治療帶來的不適甚至苦痛，而要盡一切方法延長生命的。作為家屬，亦應尊重臨終者的選擇和決定。

面對生死，要開啟對話溝通，傾聽的、談論的，先要預備好的，就是我們自己。只要開始了話題，相信恐懼就會慢慢減退。藉著家人彼此的愛，病者就會知道自己的心願會被聆聽、了解及完成，而得到最終的安慰。

參考書籍：

陳偉雄牧師（2017）。《生死無憾——死亡要我們學習的六堂課》。亮光文化有限公司

馮家柏、陸亮（2017）。《坦然——面對生死的21堂課》。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伍桂麟、鍾一諾、梁梓敦（2020）。《生死教育講呢啲》。明窗出版社。

受訪者：伍桂麟先生（簡約殯儀有限公司的創辦人）

人生最悲痛的莫過如生離死別。「逝者已矣，來者未已」，逝去的已經逝去，但活著的人還有未來，還有好多事情等待完成，不過當務之急，還是先要處理死者的身後事，以及自己的心情。主力籌備喪禮的人，縱然自己在哀傷期，仍需要主持大局，顧及其他家人的情緒，期間還有可能因為喪禮的儀式而與家人發生磨擦。作為一個喪禮的籌備者（以下簡稱籌備者），想要堅持信仰，又想與非信徒的家人達成共識，到底如何是好？教會可以如何支援籌備者？一個喪禮的核心又是甚麼？今次「我有話說」邀請了「一切從簡」：簡約殯儀有限公司的創辦人伍桂麟先生（Pasu）與大家一起思考一下喪禮。

最差的喪禮是做給人看，最好的喪禮是做給「人」看

籌備者很多時壓力的源頭都在於把喪禮做給其他人看，當籌備者太在乎「外人」的看法，想要風光大葬，怕「做漏」甚麼而被視為不孝，必然會相當吃力。Pasu表示如果一個喪禮只是做給「外人」看，只會是一個差的喪禮，相反，如果大家明白「死者為大」，把喪禮做給死者及其所愛的人看，這便會是一個好的喪禮。

Pasu提醒大家，籌備者一味遷就外人，即使做足所有人的要求，最終或會讓死者成為受害者。擇日、大場面，籌備的禮儀愈多，喪禮往往需要押後，結果不單是增加花費，也增加了遺體變壞的機會。死者才是喪禮的主角，籌備者可以嘗試帶領家人去思想，死者想要所愛的人做甚麼，而不是外人想他們做甚麼，這樣比較容易安排喪禮，還有，即使喪禮很簡單，甚或簡陋，當大家知道死者的心意，知道死者的接受程度，便不必怕「做漏」甚麼。

如果死者是基督徒，喪禮採用基督教儀式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如果死者及其他家人都不是基督徒呢？很多時基督徒會堅持以基督教儀式舉行喪禮，甚至為此而與其他親人發生衝突。Pasu提到籌備者需要放下外人的目光，卻不代表完全不用考慮「其他人」的意見，這裡的「其他人」指的是死者所愛的人。籌備者需要放下自己的執著，因為喪禮的主角固之然是死者，也包括死者所愛的生者。如果每一位家庭成員都要按照自己最愛死者的方式去舉辦喪禮，而大家的立場又不同，便容易起紛爭。籌備者想要堅持信仰，也要考慮到死者及其他家人都不是基督徒，如果決意「堅持」以基督教形式去進行喪禮，這種「堅持」或會破壞家人之間的關係，反讓其他家人對基督教產生不好的印象。

堅持信仰，靈巧像蛇

當然，基督徒即使尊重他人而採取傳統的喪禮儀式，也不能沒有底線的。Pasu相信籌備者答應以傳統儀式舉行喪禮，並不是出於妥協，而是為了家庭和睦，也是代死者去照顧、去愛仍然在世的人，這些人都是死者所重視，所掛心的人，籌備者這樣做，也是為了愛及尊重死者。到了實際操作時，其實籌備者可以選擇只做傳統儀式最基本的部份，讓家人安心，又不至於跌入迷信的網羅之中。

Pasu指出真正相信傳統的人其實不多，非信徒家人想以傳統儀式舉辦喪禮，很多時不是因為相信，而是但求心安，怕做得不足，怕被老人家話，只要能令他們心裡感到安穩，他們才有空間去接收信徒的關心及訊息，否則他們一直心不安，最動聽的大道理也無法聽入耳。

況且喪禮也不是一個「硬銷」基督教信仰的場景，它反而是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家庭聚會，讓平時甚少見面的家庭成員聚首一堂，如果連這時候都爭吵，將來更難有再見的機會，更難向他們傳講基督信仰。籌備者可以在安排儀式的同時，以時移世易為由，反過來教育家人時代在變，有些傳統會因著時代而改變，有些以前應該做，現在已經不需要做，如以前需要為死者守孝三年，現在已經不用。Pasu相信以此方式引導家人，對於原本要守傳統的人來說，讓他們能多用理性的批判去看待喪禮儀式，知道原來有些東西可做可不做。籌備者可以再慢慢加入想要加入的禮儀，例如在傳統儀式中加入分享部份，若然無法分享，也可以嘗試做一本場刊紀念死者，即使沒有唱詩或讀經，也可以嘗試做一些短片，表達對死者的愛，又或者在喪禮中加入基督信仰元素。

互為肢體，彼此支持

喪親之痛本來便是非比尋常，更何況籌備者同時也是喪親者，他們要主持大局的同時，亦有可能收藏了自己的情緒，以幫助他們先去照顧其他人的情緒，以及花心力與非信徒家人商討喪禮儀式，這時，牧者及弟兄姊妹的關愛，對喪親者或籌備者都非常重要。Pasu相信教會各人如能按照自己的恩賜及能力，承托喪親者的心情及需要，這樣做不單支援了喪親者，同時也見證了基督信仰。

牧者除了可以在靈性上支持喪親者，與他們一起禱告，鼓勵他們，也可以如社工一樣多方面關顧他們。Pasu提到一般來說，信徒是十分信靠牧者的，因為牧者經常主持安息禮拜，在舉辦葬禮一事也很有經驗，牧者為信徒提供有關殯儀的資料，又或是其他方面的指導，都非常實用，可以減少喪親者找尋資料的時間、減少無助及不知如何處理事情的憂慮。另外，牧者亦要留心，如喪親者的情緒反應過大或過於長久，已經影響到他各方面的生活，牧者便要分辨喪親者是否需要社工跟進，或是需要哀傷輔導。如果喪親者的家人死於新冠肺炎，面對突如其來的死亡，喪親者或會有很多譴責及憤怒、很想追究、很無奈、很無助、很委屈及抑鬱等複雜情緒。這時，陪伴他們的牧者，便需要更有同理心。

喪親者的確需要學習與哀傷共存，自己慢慢去療癒，直到回復正常，重投生活。牧者及弟兄姊妹要給喪親者空間，讓他們可以與哀傷共存，不過，這並不表示讓他們孤獨地與哀傷共存，他們也需要有人在旁邊支持。牧者不是萬能的，除了牧者，教會的弟兄姊妹也可以陪伴及幫忙喪親者。Pasu認為基督教互為肢體，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能力，可以互相連結。每個人幫忙的部份可能都有限，但可以盡到自己的能力是非常美好的。教會中的弟兄姊妹角色、恩賜及能力不盡相同，有些是聆聽者，有些則可以給喪親者提供指引。疫情期間，籌備者或許未能處理文件、購物等，又或是需要有人代為照顧小朋友才能處理喪事。弟兄姊妹未必能夠背負他們的重擔，但若能分擔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瑣事，可以幫助他們有多一些空間去處理自己的情緒。

懷念死者，抒發情感

教會的牧者及弟兄姊妹固之然可以幫助到喪親者，一場好的喪禮儀式，其實也可以幫助在世的人好好向死者道別，然後慢慢回復正常生活。

上文提到，基督徒與非信徒之間，可能因著儀式而發生衝突，這時，「時移世易」是一個關鍵詞，其實對於全家都是基督徒的家庭來說，也是同樣適用，因為在疫情期間，有很多可能原先想進行的禮儀，其實已經無法進行。Pasu分享到他會提供另外可行的方案給籌備者選擇，也引導他們不要站在覺得應該如何做的角度去思考事情，而是站在死者的立場去思考，化解他們因為與心中預期的不同而感到的遺憾。例如死者是因新冠肺炎確診者，現實是無法被人瞻仰遺容，喪親者必然感到難過及遺憾，Pasu會反問他們，讓他們想想死者會否想要他們冒著確診的風險去瞻仰遺容？他亦會告訴他們，喪禮想去表達對死者的愛，也是讓死者表達他對於生者的愛，死者的愛是不想生者冒著確診的風險瞻仰遺容，也不想他們長期太過傷心而影響生活。

Pasu強調不要覺得要做到滿分，才對得起死者，和計劃不同的行動，仍然可以表達出對死者的愛，Pasu分享他設計葬禮時，會讓整件事變得很人性化。他或會在喪禮現場佈置一個記念角，建議喪親者寫卡、寫信，在選擇相片時選擇一些較為生活化的相片，精心選擇陪葬品，通過不同的方式去表達對死者的懷念。疫情期間，有很多儀式都被迫簡化及壓縮，Pasu提到不要完了一個喪禮儀式，便把它視為終結，喪親者仍可以在家中舉行悼念儀式。

華人文化比較難在人面前表達負面情緒，喪禮是難得可以不在乎別人的目光，盡情流淚的場景。Pasu知道喪禮儀式有助於疏導哀傷的情緒，他在禮儀安排上，會製造更多機會讓喪親者表達他們對死者的情感，讓他們可以在安全的情況下釋放自己的情緒。

一切從簡的喪禮，不是被迫的從簡，而是心態上的從簡，比起形式，以死者及其所愛的人為中心，顧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尊重彼此的想法，牧者及信徒無私地關顧喪親者表現出愛心及好行為，這些更重要。

致力推行「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並得到社會正面回響的伍桂麟先生（Pasu），去年更獲得了香港紅十字會頒發的香港人道年獎。Pasu是生死教育工作者、遺體修復師及前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解剖室經理，最近，他接受了社創基金的資助，於深水涉開設了社會企業「一切從簡」，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簡約、莊嚴而可負擔的「醫院直接出殯」服務以及相關支援。我們特地把每月一次的網上直播講座移師到該社企，在今年7月28日與觀看直播的朋友一起了解殯儀服務及生死教育。

走進一切從簡，感覺絕不似紅磡傳統的殯儀店，而像走進一間書室，「文青」風格的裝修，配上閱耳的音樂，令人感覺很舒服。Pasu說：「這就是為了讓長者及他們的子女在沒有壓力下上來看看、談談及問問意見：『想這樣做、那樣做是否可以？』感覺似是『行街購物』，職員也只是介紹一下產品及服務而已。」Pasu就是要大家容易去接觸生死教育，把死亡臨到時大家要面對和談論的事，與我們的距離拉近許多。

Pasu認為人生比較重要的事，不外乎紅事、白事，所以殯葬對人來說是大事。而對基層來說，白事儀式花費不少，經濟有困難者可能會無法做一個莊嚴的告別禮。以往在解剖室工作的Pasu，面對無人認領、孤苦無依的死者，總希望顧及這些遺體的尊嚴，這個想法與現在成立社企一切從簡的目的一脈相連。

辦紅事有Wedding Planner（婚禮統籌師），辦白事，Pasu自稱為Ending Planner（或許我們可以稱他為臨終統籌師），他建議我們不只要預備好身後事，還要做好生前規劃、臨終醫療指示等，他說：「由身體開始衰退就要開始計劃，尤其當家中有長者患病了，就應趁他／她還是清清醒醒時，找個恰當的時間，大家輕輕鬆鬆地去講，是最好的。」

紛爭、過多花費往往因愛而起

Pasu分享到：「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在先人離世前已講好想如何辦理喪事，所以很多時候會引起家庭紛爭。」據他觀察，這些紛爭的出現，很多時是因為大家都想表達對先人的愛，但只用自己的角度去看、用自己的方法去愛，沒有好好表達和溝通，又認為兄弟姐妹所想的方法不夠自己的方法好。他表示假若先人知道大家這樣，可能會覺得很無辜。Pasu說：「因為先人生前沒講清楚就離開，家屬只是因為愛先人而起了爭執，影響了家庭關係，這完全是得不償失。」

生前告別禮、環保殯葬與悼念方式

Pasu認為：「在離開世界之前處理好關係，令自己無憾。」有些人知道自己患病而預計自己將離去，希望趁自己仍有精神而舉辦告別禮，與親友好好說出「四道」：道歉、道愛、道謝、道別。他認為若把心中的想法、心底話、介懷的事都說出來的話，以後所有被認為「大吉利是」、忌諱的說話都可以談，也自然可以把恐懼稍稍放下，去傾談有關喪禮的事宜。

簡約、環保的殯葬方式，是Pasu致力推廣的，在講座中，他亦為觀看直播的朋友介紹了很多不同的殯葬及悼念方式，如送別不足24週胎兒的方式、撒灰儀式及遺物轉化等，有關的殯葬或悼念方式，大部份都花費不多，亦很貼心。當Pasu被問及為何傳統喪禮往往花費巨大時，他回應指，這大多是因為先人生前沒有試過坦誠表達自己的意願，家人在沒預備之下面對至親離世，往往就會手忙腳亂，估計他／她想要甚麼！結果可能在一些殯儀店的推介下，不管甚麼都好、能做到的他們就做，亦會覺得用很多錢是理所當然，這才代表自己盡了孝道。顯然，如能及早在先人生前了解他／她的意願，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及舉辦不合先人意願的告別儀式。

從遺體修復師到關係修復師

Pasu從解剖室走到社會前線幫助基層人士，希望能陪伴他們走一段難行的路，給他們知道有很多東西是可以選擇和預備的，他說：「雖然自己不是那些被服侍的人最熟絡的朋友……但仍能陪他們走一段路，並告訴他們未來的路可以如何走。當然，之後還是要他們自己自癒自救。」

作為香港僅有的兩位專業遺體修復師之一的Pasu，會盡力為一些嚴重個案做遺體修復，但他直言，如要追求再好一些，要付出的金錢與時間就會更多。他說：「遺體修補得再好，也不及關係的修補。家屬是否應想想為何他／她會選擇這樣的方式的離開？」所以Pasu也會細思如何可以幫助社會，令非自然的死亡及難以修補的遺憾能夠減少。

這次講座令筆者感到一切從簡不單幫助基層人士籌劃喪禮，而更能讓逝者的家人的心被安慰、能釋懷，在哀傷的日子不致迷失方向、一蹶不振。願主賜福這社企，使哀傷的人的心被光照、被溫暖，使更多關係能夠復和、修補。

想看足本講座，請按這裡。

提到死亡，中國人或許總會有所忌諱，因為不想面對死亡帶來的不安和恐懼，但如果能為人生寫上一個美麗的句號，用回家的心態看死亡，其實它並可怕。研究中心在「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請來愛百合牧養總監及完美句號基金執行董事吳思源先生，在7月23日帶領參加者思考死亡，及如何與親人走人生最後一程。

吳先生以一張在馬來西亞古晉拍的照片作為開始，他說在那裡有一條河，河上有一條橋，傍晚時份，有很多人在橋上行走，由河的一邊走到另一邊。這情景令他聯想到，黃昏就像人生正在步向死亡。步向死亡聽起來好像不吉利，但他認為理性一點看，人出生以後，自然會步向終局，而死後則會進入另一個世界。

他又指，人無法控制自己在甚麼時候、甚麼地點、如何及因何而死。他指自己從事臨終的牧養工作，發現不少人患有重病，最多人患的是癌症，但他們往往不是因癌症而死。而死亡來臨時卻讓人覺得整個世界都反轉了。他認為如能及早在思想和感情方面作準備，便能操練自己迎接自己和至親的死亡。對於迎向死亡，可從信仰思考、實際關懷、了解死亡三方面去探討。

信仰思考

吳先生指出了基督教對死亡的看法，死就像人完成了神給人的責任，像保羅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後四7）人生終結並不是壯志未酬，而是像一首歌有它結束的時候。

他分享到，他認識一位主內弟兄，其父親在聖母醫院離世，後來院方在醫院的小聖堂，為其父及其他逝者舉行彌撒。神父在彌撒中讀出逝者的名字，為他們祈禱，將他們交給天主，並為他們每人點了一支蠟燭作為紀念。那位弟兄參加彌撒後覺得溫暖，他回想陪伴爸爸走過最後一程，看到他藥石無靈，他無法釋懷。但彌撒之後，他感到安慰，那一刻他才能接受爸爸已死的事實。

吳先生指出，死亡有時超越人所能理解的，有時卻是美好的終結，但無論是哪一種，人的感情上總會難捨難離，未必能欣然接受至親離世。因此，教會、醫院和社福機構才看重臨終服務。

實際關懷

談到臨終關懷服務，吳先生以日本為例，因為人口老化，有些人終身沒有結婚，親人又比自己早一步離世，在乏人照顧的情況下，他們在家中死後，才被人發現，這便是「孤獨死」。因著這樣的社會現象，日本亦開始有不同的關懷行動，讓人能夠「尊嚴死」。吳先生指，其實香港亦有類似的情況，有很多獨居長者因家人無法照料，而要孤獨地死去。

了解死亡

吳先生引用榮格學派的心理學家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的說法，一個人如果要成熟，其中一個條件就是要學習與生命中各樣負面東西交朋友，當中包括了死亡，而死亡應該是人類潛意識中最可怕的未知數。希爾曼指跟死亡「交朋友」，不等如催促對方早日來臨，而是如果人能將死亡視為朋友，而不是具威嚇性的陌生人，人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樣。

吳先生指對基督教來說，死亡是人生命的完成，神帶領人進入生命的另一個階段。但因為人的肉眼看不到來世，只看到現世，因此對現世不捨是很正常。對於天家，人感到不明白、不知道、不了解是很自然，但憑信心操練，人能夠嚮往天上的家。學習放心、放下已知的，並有信心、信靠迎向未知的，他指這對臨終牧養是有很重要的意義。

吳先生指出面臨人生最後一程，臨終者和家人難免難過和不捨。有時他見到病者家人無法放手，作為關懷者除了表示體諒，亦會提醒他們要明白臨終者心中的意念，勉強拉著他，只會令他感到辛苦。

他認為三善四道可以幫助臨終者和其家人。三善可以幫助臨終者，即善生、善別和善終。善生就是在生時好好生活，活得良善；善別就是知道自己患病時，與人好好話別；善終就是對過去的生命，能有好的總結。四道則可以幫助臨終者的家人，即道愛、道謝、道歉和道別。道愛就是家人說出自己對臨終者的愛，以及讓對方知道，自己領受了他的愛。中國人比較含蓄，但吳先生指，愛是需要講出來，不能夠「心照」就算。逝者若臨終時感受到家人的愛，他的遺容也會很安詳。道謝就是要對臨終者道謝。道歉就是請求臨終者原諒，或向臨終者表示，原諒他從前所犯的錯。吳先生指出，人如果帶著遺憾而死，就會鬱鬱而終，因此道歉是重要的。道別就是跟臨終者說再見，家人可以表示會好好照顧自己，讓他安然離去。

完美句號

死亡可以是「完美句號」嗎？吳先生認為人生不可能百分百完美，中間總有遺憾，不過句號代表著一個階段的完結，這包括了喪事平順的完成。喪事牧養包括了儀式、音樂和靈堂擺設。當然儀式並不能令逝者上天堂或下地獄，如果遇到親友為儀式爭執，他就會作調解。他指，人的死亡可能會帶動家中的矛盾和張力，但如能妥善處理，便能為那個家庭帶來祝福。

最後，吳先生也指出，哀傷在基督教是一種非常高貴的情操，可是近年有些教會，卻不容許送喪時表達哀傷，認為哀傷是沒信心的表現，他不同意這種講法，認為這是對人性的抹殺。面對逝者，留戀和不捨是人之常情，也是一種高貴的感情，反而接納哀傷，給予機會表達哀傷，才能為逝者寫下終結。

延伸閱讀

上野千鶴子著，賴庭筠譯。《一個人的臨終》。台北：時報文化，2017。
邁克．默瑟著，左婉薇譯。《優雅走向回家的路：在那天來臨前從容準備》。台北：上智文化事業，2018。
盧雲著，羅喬匡譯。《念母親：盧雲跟父親談生死》。香港：基督教文藝，2017。
瑪麗蓮．麥恩泰莉著，李小釧譯。《憑著信心說再見：以愛活出人生最終章》。香港：基督教文藝，2018年。
亨尼．舍夫、安奈莉．凱爾著，王榮輝譯。《告別的勇氣：讓我們談談死亡這件事，學著與生命說再見》。台北：商周出版，2017。
安琪拉．歐唐納著，譚璧輝譯。《穿越痛苦，看見愛：臨終的祝福》。台北：光啟文化，2017。

非常感謝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羅耀增博士及其研究助理袁以真小姐的支持及幫忙，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於2018年6月15日在香港城市大學順利完成，是次合辦活動共有168人參加。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羅耀增博士致歡迎辭時提到希望研究中心的「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臨終的看法」訪談報告，除了可以啟發大家，也盼望大家可以實際地運用當中的內容。訪談中有受訪者表示不想自己的身後事會麻煩到別人，有些卻忙於處理至親的喪禮。他建議大家可以早些與至親好好溝通，在臨終前預先交代親人做甚麼，因為能完成死者的心願，對生者來說帶有醫治及釋放的作用。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副教授雷競業教授在「我信身體復活」的主題演講中提到，身體是美麗及被祝福的，人與人的關係是藉著身體的接觸和溝通而建立。我們靠著肉身在地上生活，而人在地上所做的事，被洗滌過的經歷會延伸至天上。死亡是不能掌握，並且會隨時來到，死亡的可怕在於我們與其他人的關係撕裂。我們要以感恩的心珍惜生命，無遺憾的人生是成為他人的祝福，把握現世的光陰去安慰及鼓勵他人。對別人好不是當他們死亡時才去紀念他們，而是當他們在世時，我們去「打擾」他們，關心他們。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及高級研究員招雋寧先生匯報「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臨終的看法」的訪談，為大家展示死亡這課題所涵蓋的範圍是非常複雜及廣泛。受訪者多偏向要對社會有所貢獻，有人打算做無言老師，他們亦不喜歡麻煩其他人，特別是喪葬方面。受訪者有15位是基督徒，但有趣的是有受訪者不想家人用火葬處理其遺體，原因是他們怕痛；也有受訪者表示將自己的骨灰灑落大海中會「感覺」太冰冷。死亡牽涉傳承，有些受訪者希望可以把奮鬥、艱苦及貢獻的精神留給下一代。有受訪者表示很開心可以參加是次訪談，因為平時沒有人「夠膽」跟他討論這個課題。病牀前努力傳福音及為病患祈禱仍然是大部份受訪者所看重的，因為他們相信永生十分重要。盼望透過分享受訪者對死亡的看法，引起大家的共鳴。

愛百合機構牧養總監吳思源先生在「從喪禮到牧養」主題演講上提醒我們，華人辦理喪禮時，多注重場面，害怕失禮人，害怕忽略了某些應該邀請的人。而在喪禮的佈置上，則害怕花牌的先後次序放得不好，往往未能把心思及時間放在與生者一起悼念死者，以致忙亂於喪禮的籌備，反而未能藉著喪禮去釋放自己的哀傷。因此，生者的哀傷，往往在籌備喪禮之後才出現，教會可以在清明或重陽為到弟兄姊妹已過世的親屬祈禱，與他們一起紀念死者，陪伴他們慢慢回復正常的生活。死者的家屬或許對死亡不解，牧者不需要在生者面前急於為神辯解，只需要聆聽、同行、諒解、分擔弟兄姊妹的哀傷，與哀哭的人同哭便足夠了。

伯特利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李少秋教授在「死而無憾的人生規劃」的主題演講上與大家一同反思哲學家海德格的存在論。海德格主張人要真實存在，需要認清自己的獨特及目標式的意義，縱然立身於不是出於自己選擇的世界，也要為自己創造自己存活的環境，把還未實踐的目標帶到現今的存活。現今的社會境況異化了自己的存在，例如有人花了20年供完自己的物業，卻仍要為下一代再花20年供樓。存在是屬於自己的，人卻甘心將自己的自由奉獻出來，自己捆綁了自己，把自己的自由奉獻給日常的事務，建立物質，任由這些物質成為自己的枷鎖。人要面對自己的死亡，人擁有過去、現在、將來，整個歷史的傳承便在於自己的存在，時間空間一直發展下去，在此真實的境況中，人要承擔將來的責任。人要站出來，回看自己的存在及現在，人不是從檢討過去，而是從展望將來開始，把握現在活出理想，這樣人生便會無憾。

大銀力量總監及《大人雜誌》總編輯陳曉蕾女士在「『好走』有選擇」的工作坊上指出，在香港，鼻胃喉灌食及呼吸機拖長了病人的死亡過程，當有醫生詢問病人是否願意使用呼吸機時，病人才知道可以選擇回家。香港的病人其實可以拒絕治療，只是病人沒有足夠的知識，不知道可以表達自己的意願。現代人思想臨終時有五個選擇：1. 選擇嘗試以不同的藥物醫治自己；2. 拒絕治療；3. 終止一個無效的治療；4. 紓緩治療，減少痛苦；5. 安樂死（讓專業團體幫助自己死亡）。香港的病人如果知道他們有權利選擇拒絕治療及紓緩治療，減輕死前的痛苦，不需要接受勉強醫療，或許也不需要爭取安樂死。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解剖室經理伍桂麟先生在「留愛人間——無言老師」的工作坊上分享到醫學院解剖室外有一些黑色的牌子，上面刻上了捐贈遺體者的名字。伍先生善用環境的佈置提醒學生，他們用作解剖的遺體，都是有心人捐出來的，而並非無人認領遺體，這些捐贈者都有家人，在重要日子，家人會在牌子的旁邊放上鮮花，放置飾物等。伍先生以塑造環境帶出無言老師的價值，他們不僅幫助實習醫生得到知識或技術，更重要的是傳遞一種價值觀給學生，好讓他們將來成為一個有抱負的醫生。到了最後，同學會寫心意卡，感謝無言老師的貢獻。伍先生強調訓練一個醫科學生，不單讓他學習醫術，也要讓他們懷著一顆仁心，顧及病人及家人的需要。

明光社董事樓曾瑞先生是「留愛人間——無言老師」工作坊上的分享嘉賓，他早前決定死後也加入無言老師的行列，認為做無言老師是一件榮神益人，及利己的事情。哥林多前書提到信徒將來有一個不能朽壞的榮耀、強壯及有靈性的身體，為此，他認為不需要執著污穢的屍體。樓先生寧願實習醫生在自己身上多切幾刀，也不要在病人身上切錯一刀。他笑言從自私的角度想，這樣做不但可以省去一大筆殮葬費，更可以省去家人籌備喪禮的時間及心力。樓先生一生致力教育工作，現在更為到將來可以在大學「任教」而高興。

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會創會顧問陳一華牧師在「既知死，選擇生」的主題演講上提到，當大家認識到甚麼是死亡，便會思考到當如何生存。他鼓勵大家用幾條問題去反思自己的生命，例如有沒有重視自己的健康，把「放題」變成放縱？有沒有珍惜自己的生命，愛自己的情緒及屬靈狀況等？患了病的時候，是怨天尤人還是勇敢面對？陳牧師指出生命不在乎長短，他的外孫朱瑋恆雖然只生存了10個小時，但他的出生卻極具意義，這個來到世界的小嬰孩可以與家人有身體接觸，讓一家人完完整整的團聚，並拍攝一張全家福。他也促使父母參與生死教育的工作，而他小小的身體更成為全港最幼小的無言老師。

香港人實在逼切需要接受有關死亡的再教育，死無葬身之地固然令人頭痛，而對死亡不恰當的反應，對別人和自己都會帶來不必要的影響，甚至傷害。

去年大受好評的電影禮儀師之奏鳴曲，反映日本人對生命、死亡和職業的尊重，可惜未能在香港引起更大的迴響！香港人對死亡仍然有很多不必要的忌諱，對與死亡有關的事物仍然有不少非理性的反應。近期有關骨灰龕的爭論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人人都希望先人可以有優美、廉價、交通方便的地方安葬，但卻十分抗拒在自己住所附近，甚至眼目所及的地點興建。

要改善有關情況，也許應該先由改善骨灰龕的設計開始，外形應更具美感，減少陰陰沉沉的感覺，並且是密封式的，外面根本看不到裏面的靈位。其實在改善有關觀感方面，一些有獨立建築物的教會可以貢獻一分的力量，雖然難以好像外國一樣在花園或地下室開闢墓園，但建立小型的骨灰龕其實並非沒有可能。此外，亦可以開放讓更多人可以租用教堂舉行安息禮拜，讓鄰近居民感受一下基督教喪禮的安詳。

死亡雖然令人不安和傷感，但卻不應令人覺得厭惡，甚至要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