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同志　拒絕同運

《移風易俗的同性戀運動——當前宗教及言論自由所面對的最大挑戰》是一本有關同性戀運動如何改變美國民風的翻譯作品，初版面世已有16年，回望香港過去近二十年的轉變，只覺得似曾相識。本書的作者阿蘭．西爾斯（Alan Sears）和克雷格．奧斯頓（Craig Osten）蒐集了大量資料，以事實解說同性戀運動在短短幾十年改變美國人對同性戀看法的策略，並將它們歸納為六點：

1. 到處張揚，高調談論同性戀
2. 將同性戀者描繪為受害者，而不是侵犯者
3. 給予維護同性戀者一「正義」目標
4. 美化同性戀者
5. 醜化反對者
6. 籌款：有財就有勢（使美國大企業和主要基金會捐款支援同性戀運動）

而香港的同性戀運動，在近二十年透過四個戰略重點（即同運4C），就是改變文化（Culture）、學校（Classroom）、法庭（Court）和教會（Church），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改變了年青一代人的思潮。大家只要看看現時立法會正在討論的《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便可看到同運在法庭方面的影響力。若不是美國和香港社會近年都經歷十分嚴峻的挑戰和衝擊，以及一些關心家庭及兒童福祉的團體鍥而不捨地進行教育及政策倡議的工作，恐怕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以及一些激進的性別主張亦已透過司法和立法機關令香港移風易俗。

面對當前的挑戰，溫故知新，希望大家重新翻閱本書，再對照過去二十年香港社會的文化、學校、法庭和教會走過的路，便知道書中所描述的並非杞人憂天，而是極具有前瞻性、苦口婆心的勸勉。

一年一度的書展已經落幕，在新聞報道上見到有人拖行李箱買補充練習，還有父母給子女買足一年的作業，亦有人把握最後一天去掃平貨，當「書」與「起跑線」並置，今日的書展已經超越了以往的功能，我們所看到的並非一般的購書場景。

回看歷史，書展的前身由2個不同的展覽會孕育而成。第一是圖書文具展覽會，自1963年的第一屆開始，在中環大會堂低座展覽廳舉行，由香港書籍文具業公會主辦，直至1996年舉行最後一屆結束。第二個是國際圖書展覽會，於1967年展開第一屆，至1988年由於展覽會已發展得十分成熟，亦吸引很多參展商參加，需要找一個更大更方便的地方，適逢當年灣仔會議展覽中心第一期開幕，於是大家都認為這是理想的地點，並邀請貿易發展局協辦，於是在1990年開始貿發局便參與了書展，成就了第一屆的書展，門票第一屆免費入場，第二屆開始收費，由第二屆劃一10元，至今年第35屆的成人門票30元。至於人數也不斷增長，自2014年錄過百萬人次，至2018年達104萬人次入場，成歷史新高，然後因不同原因，剛過去的書展共89萬人次入場，已是連續6屆入場人數不超過100萬。

回顧書展的發展，我們也可以同時看見香港文化產業的轉變，由以往著重於賣書、尤其引入不同國家的書籍，到現在已加入不同元素，如零食世界、運動消閒博覽等，令人疑問「書」究竟是書展中的主角還是配角?有些人指書展成了散貨場，也有人覺得書展欠缺焦點，並非人人入場都為睇書，各有個別的另類目的。隨著科技的發展、成本的上升，文化的改變，書已經變得逐漸式微。歷史悠久的《讀者文摘》宣佈在8月完成使命，不再出版，這本雜誌曾被稱為「為讀者打開通往世界的一扇窗」。《Breakazine 突破書誌》是突破於2009年出版的關注青年及文化議題的雜誌，也是因經營困難而於今年4月停版，香港的出版事業面臨著重重的困局。書展已經不再是著重賣書的地方，而引伸出更多的產品，來吸引更多參展商與參與者。書，在未來如何走出生存的困局；書展，如何可以繼續承載閱讀的文化，不被另類目的所取代﹖

	《讀者文摘》中文版停刊 60年歷史劃句號 稱成本上漲、出版模式難以為繼
	(Yahoo 新聞．23-7-2025)

	書展結束共吸89萬人次入場　較去年少十萬人次
	(明報．22-7-2025)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每年到了6月，美國都會舉辦同志驕傲月活動，以記念男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酷兒在文化及社群所作的貢獻。儘管許多企業長期以來一直支持 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群體，但在特朗普總統及其政府施壓下，企業不再支持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政策，有公司負責人表明將不再參與「驕傲遊行」等外部活動，並撤回相關的贊助。因此，有媒體估計，今年6月，不僅六色彩虹標誌將會減少，連企業的相關慶祝活動也會減少。[1]

一項由美聯社-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The Associated Press-NORC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Research）在2025年5月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約有一半美國成年受訪者認同特朗普總統處理與跨性別議題相關政策的手法，他作為總統的整體支持率雖然只有四成，但就有一半受訪者支持他的跨性別政策，這是相對高的比例。在個別有關跨性別者的具體政策，受訪者對特朗普的支持度並不一致，但如果涉及影響青少年的跨性別政策，受訪者明顯較支持他的決定。約半數受訪者反對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和聯邦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等政府保險計劃，涵蓋為19歲或以上的跨性別者提供性別肯定治療（例如荷爾蒙療法和變性手術）。約有三分之二受訪者反對為19歲以下的跨性別者，提供此類治療。

調查也發現，約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同意特朗普對於性別的觀點，即一個人是男性還是女性取決於其出生時的生物學特徵。約有四成受訪者支持要求公立學校教師就學生在校自稱自己是跨性別或非二元性別者，向家長報告，但也有有約三成受訪者反對向教師提出此要求，而剩餘的三成受訪者則持中立態度。至於允許跨性別軍人參軍的政策，支持者與持中立態度者均各有近四成，反對者則佔約二成多。[2]

美國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5年5月公佈的民意調查發現，受訪的美國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等）族群認為，社會對跨性別者的接受程度較對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為低。該調查指，約三分之二的LGBTQ+成年受訪者認為，美國最高法院在10年前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決，大大或略為提高了社會對同性伴侶的接受程度。另外調查發現，與成年男女同性戀者相比，跨性別者被家庭成員接受的可能性較低。約半數的男或女同性戀受訪者表示，他們被父母接納，約三成多表示，他們被其他家庭成員接納；相比之下，只有約三成跨性別受訪者表示，他們被父母接納，約一成表示，他們被其他家庭成員接納。[3]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州長Jim Pillen在2025年6月4日簽署了一項法案，禁止男跨女跨性別學生參加女子組運動隊。Pillen在數十名議員、女運動員和其他倡導者的見證下簽署法案，其中包括了前大學泳手Riley Gaines，她因積極倡議禁止男跨女運動員參與女子體育競賽而聞名。此法案的內容比初版的草案有所縮減，初版內容試圖禁止跨性別學生使用依照其性別認同的洗手間和更衣室，即要求跨性別學生只能依照生理性別使用上述設施，不過有關內容後來遭到刪減。[4]

美國總統特朗普於早前簽署了行政命令，當中質疑跨性別者無法符合軍人的要求，美政府隨後實施禁令，禁止跨性別者在軍隊中服役。在該政策影響之下，現役的跨性別軍人須於2025年6月6日前申報自己的性別身份，並自願離開軍隊；國民警衛隊及預備役中的跨性別軍人，則須於7月7日前自願離開軍隊。在自願離隊的限期屆滿，軍方將啟動強制退役的程序。據國防部粗略估計，已有超過1,000人選擇自願離開軍隊，依照規定，他們可獲得一些補償金；但也有軍人表示會繼續留在軍中，堅持抗爭下去。[5]

美國地區法院法官Jon Tigar的裁決，阻止特朗普總統及其政府在發放聯邦撥款資助時加入條款，以實施反對多元化及反對跨性別者的行政命令。Tigar在2025年6月9日表示，聯邦政府不得強迫受資助者停止推動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計劃，或要求受資助者停止一些肯定跨性別者存在的計劃。他進一步指出，行政部門製定的議程，當中包括了聯邦資助的領域，仍是受憲法約束，並指政府不得將國會撥款武器化，對受保護的群體施加不公平待遇，或壓制政府不認同或視為危險的思想。[6]

國際男女同性戀協會歐洲分會（ILGA-Europe）在2025年發佈的「彩虹地圖」顯示，馬爾他、比利時、冰島、丹麥和西班牙在LGBTQ+權利方面在歐洲各國中排名最高，位列第一至第五位。馬爾他過去10年一直穩居該排名的榜首，評分達 88.83%。比利時推出了政策處理基於性傾向、性別認同和性別特徵的仇恨行為後，令其排名躍升第二，並獲85.31%評分。雖然比利時在排名上超越冰島升至第二，但根據比利時機會平等中心（Unia）和男女平等研究所的最新報告，該國仍存在針對LGBTQ+群體的暴力與歧視個案。[7]

意大利憲法法院在2025年5月22日裁定，女性同性戀伴侶若在海外透過體外受精（IVF）生育子女，二人在意大利均可在法律上獲承認為孩子的母親，即使她們其中一人與孩子並無血緣關係。[8]

英格蘭足球總會（FA）在2025年5月1日宣佈，由6月1日起，跨性別女性（男跨女人士）將不得參與英格蘭女子足球賽事。英國最高法院於4月時裁定，《平等法》中的「女性」是指「生理女性」，「性別」是指「生理性別」。基於此判決，英足總的律師建議總會改變政策，不再允許男跨女跨性別者參加女子足球賽事。足總表示一直願意在法律發生重大變化時，重新審視其立場。[9]

英格蘭和威爾斯板球理事會（The England and Wales Cricket Board, ECB）在2025年5月2日表示，因應英國最高法院在4月作出的裁決，該會已更新了先前的規則，宣佈將徹底禁止男跨女運動員參加在英格蘭和威爾斯舉行，所有級別的女子板球比賽。該會提到：「由即日起，只有生理性別為女性的球員才有資格參加成年女子和女生的板球比賽。跨性別女子和女生可繼續參加公開組和混合組的板球比賽。」[10]

英國最高法院在2025年4月裁定現行《平等法》中的「性別」僅指生物學上的性別後，英國唯一一位公開了跨性別身份的法官Victoria McCloud計劃將英國政府告上歐洲人權法院（ECHR）。

McCloud於上世紀90年代公開了自己的跨性別身份，並於2006年成為了法官。他向歐洲新聞台（Euronews）表示：「作為一名『擁有』女性生殖器官、數十年前就公開了身份的男跨女人士，現在要求我必須使用男性廁所、男性更衣室，並被當作男性對待，生活對於我這種人來說變得不再可能。」McCloud已離任法官一職，現時是位訴訟顧問，他認為最高法院的裁決可能違反了人權法。在1998年《人權法案》下，英國是受歐洲人權法院的裁決所約束。若要由歐洲人權法院來審理案件，案件必須先經英國的最高法院審理過，之後提訴者可在英國最終裁決後的四個月內提出訴訟。[11]

本地

女同志R和B在南非結婚後，在2020年底接受了「互惠體外受精」，由R提供卵子與男性捐贈者的精子結合成胚胎，再植入B的子宮，由B懷孕並在港誕下嬰兒K。二人欲登記成為嬰兒的父母，但在本港法例下，R並非K的法定父母。二人入稟法院，要求宣告R在法律上是K的父母。高等法院於2023年按《父母與子女條例》，裁定R為嬰兒K的「普通法下的父母」，卻不能成為法定父母。二人早前再度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政府准許R在嬰兒K的出生證明書上被列為父母。

高等法院在2025年6月4至5日聆訊。代表政府一方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指出，「伴侶關係」複雜多變，定義模糊，難以明確界定標準，武斷劃下任何界線會造成不公。倘若法庭接納「伴侶」關係為法定父母的條件，亦會「引發一連串麻煩」。若法庭接納申請，日後則有可能出現「三名家長」的局面（three parent situation），他舉例說明，指出如提供卵子的女方，提供精子的男方，以及懷胎產下嬰兒的志願者均可成為嬰兒的法定父母，嬰兒便會有「三名家長」。他指出，R若照顧K時遇到困難，例如替K報讀學校等情況，可向法庭申請成為K的監護人。申請方多次強調如果R只可以成為K的監護人，會令K感到尷尬，黃繼明回應指，在許多情況下，「對方只會在意你是否有該權利，而不是你如何獲得該權利。」

法官高浩文將於8月22日前頒下判詞。[12]

（資料截至2025年6月24日）

你有沒有遇到孩子要求不上學的情況？當孩子揉著太陽穴說：「今天頭有點痛，我想請病假，不上學了。」這句說話有如一個需要解碼的訊號，孩子真的病了？還是孩子不想上學？表面是身體不適的陳述，卻可能隱藏著複雜的情況。若此類情況「不斷發生」，頻率漸增，父母便要提高警覺，以探究孩子不想上學背後的原因，因為這有可能是「拒學」行為的初始徵兆。

拒學的情況自疫情後十分普遍，由伯特利輔導中心出版的《輔聲》，去年也用「學童曠課探射燈」為題作專題探討，當中的文章提到疫情後的校園，很多學生都出現曠課、拒絕上學及不肯回校的情況。有作者提到出現此情況，有機會是跟學童不適應校園生活、功課壓力大、與同學相處有困難及與精神健康狀況有關，例如抑鬱症、焦慮等。孩子提出不想上學只是一個徵兆，家長要及時了解其背後真正的原因，才可以對症下藥。事實上，在疫情期間，很多時候家長都比較謹慎，偶有少許病徵，都會因安全起見而不讓孩子上學，這或許會讓他們以患病作為逃避上學的藉口。

解構「不想上學」背後的訊息

孩子不想上學，父母不應單純以為他們是「懶惰」或「只想玩手機」而責罵他們。這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可能關閉溝通大門。家長要嘗試理解孩子在學校遇到的困難，與孩子建立關係，並一起與孩子尋找可行的應對之策。不想上學的成因有很多，而最重要是帶領孩子建立正面的思維。如何幫助孩子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可以參考以下模式。

一、成為孩子的觀察者與傾聽者，試著了解孩子的感受

1. 按下「暫停鍵」： 聽到孩子說：「頭痛不想上學」，先深呼吸，壓下內心的焦慮或惱怒，避免第一時間質問：「你是不是在裝病？」或斷然拒絕：「不行，一定要返學！」
2. 表達關心，開啟對話：溫和、接納地問：「聽起來你很不舒服，頭痛是怎樣的感覺？」、「除了頭痛，還有沒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最近在學校，有沒有甚麼事讓你感到有點累或有壓力？」從以上的對話，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關心，而且是關心「人」，並不是關心「不想上學」一事。
3. 接納情緒： 當孩子開始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儘管聽起來不合理，也不要反駁或急於給建議。專注傾聽，讓孩子知道他們的感受被聽見、被認同。
4. 用時間改變思維：每天製造更多親子時間，讓孩子多分享學校點滴和內心感受，透過傾談，嘗試把孩子內心的負面感受轉化，而關係的建立是解決問題的好幫手。

二、成為「希望翻譯員」，轉化負面言語，走向正向思維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在明光社舉辦的一個網上聚會中，教導父母認識正向教育，助孩子建立正面思維，其中一項技巧是由大人（父母）充當「希望翻譯員」一職。她說，當孩子陷入困境時，言語常充滿負面思維（如會說自己「永遠學不會」）。黃博士提出「希望翻譯員」角色，可以將孩子絕望的語言，翻譯成充滿可能性和希望版本的語言。

實戰範例

孩子說：「數學很難，我永遠學不會！」

父母可以透過希望翻譯步驟將負面思維轉化。

第一步：肯定努力。父母可以對孩子說：「我看到你每天都很認真練習。」

第二步：替孩子重建句子。父母可以為孩子重建句子，如說：「『永遠』這個詞聽起來好有趣，我們試著換個詞看看？將『永遠學不會』換成『我暫時學不會』，你的感覺有沒有不一樣？」

第三步：行動與支持。父母可以問孩子需要甚麼具體的支持，如說：「你覺得在『暫時還沒掌握』的階段，哪一類的『幫手』是你最需要呢？是專門對付計算題的『計算超人』？還是擅長解應用題的『應用題忍者』？」

在翻譯的過程，家長不要否定孩子的感受，而是把他們的感受化為正面的訊息，由不可改變的方向，轉化為可改變、可行動的方向，並建立具體目標。黃博士又以搭地鐵作為人生的比喻。乘地鐵時要學懂轉線，即是要調整自己的方法，在轉線的過程中，學童需要指示、尋找資源，讓他們知道對的方向，有時候，他們也會有機會「搭錯車」，但這並不重要，因為人生總有失誤，學童需要學習調整自己，雖然搭錯車會令路途變得長一點，但他們總能到達目的地。她形容一個小孩的抗逆力，就像一棵小樹苗，它需要雨水（挑戰）、陽光（鼓勵）及支架（成人支持），才能長得壯健。

結語

孩子的一句「頭痛不想上學」，是敲響警鐘，亦是開啟深度對話的契機。家長的角色，並不只是解決「不上學」這個問題，而是要成為孩子面對逆境時的「希望翻譯員」與穩固的「支架」，給予他們支持和鼓勵，幫助他們轉化思維、學習應對逆境的技能。

許多人心裡都渴望完美，甚至終其一生追求完美，但現實是世界從不完美，而人為了追求完美往往犧牲了一些本來也很美的事物、或者間接地傷害了他人（特別是自己所愛的人）。正如父母愛子女是十分自然的事，但當父母想為子女打造完美的未來時，卻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而一些夫婦認為有子女才能令人生和婚姻關係完美，不惜使用一些倫理上有爭議、自私的人為方法，例如買精買卵借肚代孕等，罔顧了被當成貨物或寵物的嬰兒將來會對身份感迷惘、以及被人為剝奪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基本人權，將自己的完美建築在他人的困苦之上。

做父母的當然想將最好的、最完美的給予子女，但期望愈大壓力愈大，近年香港學童的自殺、抑鬱和不想上學的情況令人關注，與父母的完美夢想背道而馳。其實，有時做父母根本毋須刻意做一些事去影響子女，因為每個人在潛移默化之中就受著原生家庭的影響，這樣說不是要做父母的掉以輕心，而是期望父母知道，要引領子女，就要以身作則，用榜樣而不是外力去催逼子女，讓他們知道怎樣走當行的路，比起甚麼贏在起跑線更重要。

最後，傳統教會對牧者、長執和信徒都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大家全然委身、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卻容易忽略了當事人和其家人的需要，變成對家庭不友善，將愛神與愛家人對立起來，將優先次序當成不可並存的選擇題，這是十分可惜的，有時所謂完美不是追求單一事件的極致，而是學會兩全其美，不要本末倒置而已，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禮記．大學》）

傳統上去評估傳道牧者是否忠心和委身事奉，往往是看他／她是否終日忙於事奉、廢寢忘餐、隨傳隨到，不會計較薪酬、時間和福利，甚至願意「拋妻棄子」，為了事奉而將妻兒（或夫女）暫擱一旁。更重要的不只弟兄姊妹對牧者有此期望，不少牧者亦不覺得這類期望有問題、甚至以此為榮。倘若這些牧者是獨身的還好，起碼不會冷落妻兒，可以像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一樣了無牽掛，全心事奉。但既然不少傳道牧者選擇結婚，並且生兒育女，若果因為疏於照顧家人而令配偶和子女經常埋怨、甚至討厭教會，這恐怕並非教會之福，反而有失見證。

當然，今時今日有些教會又抱怨有些同工過份著重薪酬福利、工作時間及假期，並且斤斤計較，莫說有急事時不會隨傳隨到，亦不願意額外做一些與原定職務無關的事，似乎鐘擺有時又由一個極端擺去另一個極端，牧職好像變成了一份工作而不是一個需要高度委身的召命。

為了推動教會，令教會與家庭之間能夠有更好的協調，做到榮神益人，讓人看到教會不單在口頭上重視家庭，而在許多安排上亦身體力行，令教會的同工和所有事奉者不會顧此失彼，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推出的研究及週年研討會，特意探討教會的家庭友善政策這課題，調查對象包括教牧同工、長執、領袖和一般信徒。結果顯示大部份受訪者（約七成）認同所屬堂會是家庭友善教會，在為「所屬堂會了解家庭友善措施的重要」表達評量同意程度時，在1分（最低）至7分（最高）之中，大部份受訪者給予5分或以上。同時，大部份受訪者普遍高度認同促進家庭關係和諧是基督教核心信仰和價值觀，而且教會有責任推廣家庭價值。受訪者亦認同教會有責任維繫家庭生活，以及認同教會應致力為同工提供家庭友善的環境，但所屬堂會對此的重視程度、資源投放、以及措施力度均有改善空間。

在分析推動家庭友善政策的困難時，受訪者認為堂會未能推行家庭友善措施的原因，以教會財政、同工數目、行政體系、以及堂會所持的神學觀念這四個因素為主。另外，研究結果亦顯示，長執（僱主）比教牧同工（僱員）對於執行家庭友善政策，持有更開放態度，令人欣慰。不過，近年在移民潮、退休潮和年青人離開堂會現象的影響下，不少堂會的奉獻都下跌，若果堂會需要交租或仍然要供樓，面對的情況會更加嚴峻，對改善同工待遇可能有心無力。其實，若果堂會和機構本身資源有限，作為同工的當然要諒解；若果有能力，那麼給予同工合理、足以應付現時一般生活水平家庭開支的薪酬是應該的，不應因為同工是參與全職事奉就理所當然地壓低其薪津，教會與家庭從不對立，應該共創雙贏。而大家在考慮堂會和機構的家庭友善政策的時候，不要只將重點放在金錢上，更重要的是信念，當大家真正擁抱家庭友善的時候，許多方法就自然出現。

其實許多家庭友善政策的重點，不一定是金錢而是同理心，要主動為同工的不同需要多走一步。例如考慮同工不同的家庭崗位而採取彈性的上班時間，如方便同工送年幼子女上學、照顧家中的長者、晚上為家人預備晚餐等等，只要不會妨礙一些必須的工作，同工早一點或晚一點上班下班又有甚麼問題呢？當同工因為子女考試、陪家人覆診或處理一些私人事務，讓他們彈性地請半天甚或一兩小時的假又何妨呢？很多同工都想儲些假期陪伴家人或去旅遊，毋須動輒請一天假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方便，而行政上亦不見得十分繁複，何樂而不為？此外，疫情期間大家已習慣在家工作和網上會議，若同工有特別需要，又不影響必要的工作，每星期有部份時間在家工作，有些會議不用專程回堂會或機構開，只需網上討論，就可以令一些同工節省不少交通時間。

一些堂會很多時星期六、日都要求同工當值，希望他們可以有更多機會接觸弟兄姊妹，但現實上卻未必有弟兄姊妹踴躍出現，而同工卻少了參與家庭活動的機會。其實星期六上午堂會一般沒有活動，何不讓同工放假呢？而星期六、日下午雖然活動及會議較多，但若多於一名同工有需要，可以讓他們輪流放假陪伴家人（特別是年幼子女），就算只有一名同工，每個月起碼讓他／她有一兩個星期六或日下午休息陪伴家人，也是會眾應該接納和體諒的。

其實不只同工，長執或熱心服侍的弟兄姊妹也可能因為事奉而「拋妻棄子」，堂會在安排活動的時候，應多考慮讓他們全家人可以一起參與，以及避免在星期六、日召開一些冗長的會議，很多安排最重要的是多考慮參與者的需要，作更多彈性（或人性化）的安排，而不是將堂會的事工放在最高的位置，堂會是為人而設，不應令堂會的活動成為扭曲人性、破壞家庭的罪魁禍首。家庭友善不是一句口號、也不是一些規條，而是鼓勵大家由心出發，將維護和提升家人之間的關係，常常放在心間，成為我們作出任何決定時的重要考慮因素，只要大家真心重視家庭，友善的政策自然就會出現。

《狗公心理學：渣男辨認手冊》，雖然書名有「心理學」一詞，但它卻不是一本學術研究書籍，作者只是嘗試從香港的語境下，介紹一下「狗公」文化，當中的資料大多從網絡論壇中取得，若要了解相關的香港通俗文化或“for fun”，這本書可以是一個選擇，身處相關年代的人會對當中內容產生共鳴。

「狗公」一詞，是一個文化詞彙，它在網絡上誕生，而文化詞彙的特點就在於網民大概知道它的意思，但又好像不太清楚，因為其定義不只一個。作者在書的開首便引用了某網絡論壇對「狗公」一詞所作出的定義，讓讀者能夠容易掌握何謂「狗公」。有時候，不得不佩服一些網民的文采和創意，既讓人驚嘆，也令人一路看一路發出會心微笑。

書本內容非常顯淺易懂，在講解「狗公」的定義後，在往後的內容，作者就提及坊間流傳過的「狗公」事件，附上不同界別的「狗公」故事，帶出「行行出狗公」的情況，當中涉及的行業包括地產、網約車司機等，他們透過交友軟件尋找目標，在學界、網紅界，或在社運時期，都發生過一些跟「狗公」有關的故事。

這本書提供了非常多的網絡事件與故事，雖然內容未必經過嚴謹的考證，但它們卻可以讓人認識以「性」為優先考慮的求偶文化與手段，並從中學習如何保護自己，而在性教育方面，當中的內容也能提供一些參考。不過，由於內容較粗俗及露骨，對心志未成熟的讀者並不適宜。

適逢母校中國神學研究院50週年院慶，有機會聽一些老師校友分享對剛實行了幾年新課程的感受，自己沒有機會親身體會「反思協作」的教學模式，於是認真地細讀了一遍中神在2021年出版的《反思．協作：神學教育新想像》，感受最深的是不少已臨近退休或剛建立自己教學模式的不同年代學者，都願意為了回應時代的轉變，一起投身一個充滿挑戰、摸著石頭過河、範式轉移的改革。反思協作強調的就是對話和夥伴，作為老師的不能再只逗留在自己熟悉的領域作世外高人，而是要多聆聽同學和不同專長老師的聲音，透過對話、承認一己的不足，願意和其他人一起思想如何回應不同的處境。而新課程在2018年推出不久，便遇上2019年的社會運動和自2020年開始的三年新冠疫情，為改革帶來更大的挑戰。

本書由中神全體有份參與改革的教職員執筆，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反思協作的問題，當中最令人感動的是他們為了要為香港教會培養更適切時代的牧者、教會領袖、輔導人才而願意放下身段，即使這在旁人看來可能是自尋煩惱的事情，但仍然願意試著作出改變。誠如有份推動此改革的前副院長張略牧師所說：「這課程所用的範式是『反思協作者』（Reflective Collaborators），這範式能恰當地反映這個時代神國僕人所需的素質——接受幾年神學訓練不代表達到目的，而是要終身學習，以聖經、神學為基礎，透過我們的處境，不斷作出反思。這年代的服侍，不可能再是英雄主義式的單打獨鬥，而是要連結肢體，彼此協作。」

中神的課程改革是否成功言之尚早，但必須承認的是面對時代的丕變，改革不一定會立竿見影，但不改革恐怕只會是死路一條。神學院如是、堂會如是、機構如是，老本總有吃完的一天，不要等到被迫上絕路時才反思，恐怕屆時已無法協作，而是需要找仵作。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2025年3月，美國華盛頓州塔科馬的地區法官Benjamin Settle發佈了一項臨時禁令，暫緩軍方執行特朗普總統之前發出的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別者在軍隊服役。特朗普政府對Settle的裁決提出上訴，並要求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在上訴期間擱置Settle的裁決。3 月 31 日，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政府的要求。[1]

2025年4月3日，美國地區法官William Smith拒絕了幾個藝術團體的要求，沒有頒佈臨時禁制令阻止實施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該政策要求藝術團體如要獲得國家藝術基金會的資助，必須要證明它們不會宣揚「性別意識形態」。Smith曾在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舉行的聽證會上質疑這樣的政策如何與聯邦法律一致——聯邦法律禁止要求接受資助者參與實質上的政府宣傳，但他最後仍拒絕發出臨時禁制令。[2]

2025年3月25日，美國教育部表示，其民權辦公室正在調查俄勒岡州波特蘭市一間負責監督州內高中體育活動的組織有否違規，允許跨性別高中運動員參加女子體育比賽，以及使用女生更衣室。教育部負責民權的代理助理部長Craig Trainor說：「我們不會允許波特蘭公立學區或任何其他接受聯邦資金的教育組織，踐踏保障婦女和女孩的法例。」[3]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25年3月簽署了解散聯邦教育部的行政命令。3月24日，美國教師工會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入稟法院，試圖阻止特朗普解散聯邦教育部。有分析文章提到，美國政治家一直希望控制教育，保守派贊成地方控制教育政策，以幫助私立和宗教辦學團體，而左傾選民則提供大量資金支持公立學校和性別多元計劃。自特朗普總統上任以來，曾威脅要削減，對教育機構涉及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DEI）計劃、跨性別政策和親巴勒斯坦抗議等議題的聯邦撥款，他重用的富商馬斯克，致力削減成本，並想解散一些美國機構，以減少「浪費性支出」。[4]

2025年3月31日，美國的教育部、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和總務管理局對外宣佈，正在審查哈佛大學及其附屬機構與聯邦政府之間價值2.556億美元的合約，以及價值87億美元的多年期撥款承諾。隨後，上述美國政府部門去信哈佛大學，要求該校滿足多項條件，包括取消多元、公平和包容（DEI）計劃，以及禁止在校園內戴口罩。外界估計這與之前在校園內的支持巴勒斯坦抗議活動，示威者都有戴口罩有關。有媒體稱，包括哈佛在內的幾所接受聯邦資助的精英大學，疑因跨性別政策及校園內的抗議活動，受到美國政府威脅凍結聯邦資助。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哈佛大學教職員工分會和該學術組織的全國分支機構在4月11日提出訴訟，試圖阻止特朗普政府審查授予這所常春藤聯盟大學的聯邦合約和資助，他們向波士頓聯邦法院表示，政府的舉動非法地破壞哈佛大學校園內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4月12日，美國司法部在法院裡為政策辯護，但就沒有對外發表言論。[5]

世界田徑總會在會議上討論了收緊女子組參賽資格的提議後，該會主席Sebastian Coe在2025年3月25日表示，女運動員很快將要接受一次性基因測試，符合資格者才能參加女子組賽事。Coe表示將草擬新的法規，並尋找一家有能力的供應商，以協助進行非侵入性的臉頰拭子或乾血斑分析的測試。總會希望透過測試，以判斷運動員的生理性別，以保護女子田徑運動。[6]

2025年2月2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美國的州長會晤期間，曾威脅緬因州州長Janet Mills，若她不遵守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運動的行政命令，便要停止向緬因州提供聯邦資助。4月2日，美國農業部部長Brooke Rollins曾公開表示，由於緬因州拒絕禁止男跨女人士參與運動項目，農業部要凍結了緬因州一些教育項目的聯邦資助。另外，教育部和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已對該州允許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比賽展開調查。政府認為，將男跨女納入女子運動項目中違反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對女性的保護。

4月7日，緬因州州長Mills提出訴訟，質疑農業部因該州拒絕禁止男跨女參與體育運動，而凍結該州教育項目的聯邦資助。4月11日，美國政府採取行動，教育部宣佈切斷對緬因州公立學校所有聯邦資助，同日，一名聯邦法官發佈了臨時限制令，禁止農業部切斷對緬因州部份項目的聯邦資助。[7]

Jocelyn Samuels曾是美國聯邦獨立機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的委員，她在2025年1月27日被特朗普總統解僱。Samuels稱，她被告知遭到解僱，因為她支持DEI計劃及她拒絕在極端性別意識形態下保護女性。Samuels是民主黨成員，在4月9日，她提出訴訟，指來自共和黨特朗普沒有足夠權力將她免職，又指解僱她是違法的，並且尋求允許她恢復原職。有另一位委員亦在1月時同樣遭到解僱。EEOC本來是獨立於白宮，之前從來沒有總統解除過當中委員的職務，這項前所未有的舉動導致這個由五名成員組成的委員會無法展開大部份工作。[8]

2025年4月4日，聯邦上訴法院重新審理一宗訴訟，美國加州有一名母親指控公立學校職員在2022年在沒有通知她的情況下，使用男性名字和代名詞稱呼她的女兒，這與其女兒當時表達的性別認同相符，該母親認為這是侵犯了她作為父母的權利。位於舊金山的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審理此案件的法官一致裁定，下級法院的法官在駁回此案時使用了錯誤的法律標準，沒有權衡案件的是非曲直，於是將案件發回下級法院重新審議。[9]

男跨女跨性別者Zaya Perysian在2025年1月底收到郵寄給他的新護照，基於美國總統特朗普頒佈的行政命令，其護照列出了他的生理性別——男性。Perysian是來自美國加州的網紅，於是在TikTok上表示，對特朗普領導下的國務院強制顯示其生理性別，感到挫敗。他偕同其他六名跨性別者和非二元性別者在2月7日提出訴訟，指有關政策違憲。

美國國務院拒絕發表評論，司法部正在法庭上為該政策辯護，亦未有回應外界的提問。

政府辯稱，該政策並不構成非法的性別歧視，也沒有限制跨性別者出國旅行，並提到有關的行政命令重要地指出，性別的不明確定義破壞了「長期以來備受珍視的合法權利和價值觀」。

4月18日，波士頓地方法官頒佈了臨時禁制令，阻止向其中六名提訴人實施相關的行政命令，要求國務院容許六名提訴人擁有符合其性別認同的護照。[10]

美國總統特朗普於2025年1月頒佈行政命令，確立聯邦政府只承認兩種生理性別——男性（M）和女性（F）。此舉令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等）旅客到訪美國時感到憂慮，現時美國的法律和社會氛圍已令他們感到困擾。4月時有報道指，一些歐洲國家修改了給予公民的旅行指南，方便他們在前往美國前作好準備，並針對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旅行者提出了新的具體建議，讓他們在到訪美國前作好準備。

特朗普的新政策帶來了不確定性，這意味著不少國家聲的跨性別或非二元性別人士，如果其護照、簽證等官方文件上的法定性別標記與出生性別不符，或者性別標記是“X”而不是“M”或“F”，那麼在試圖進入美國時可能會面臨挑戰，美國入境部門的職員，可能會要求他們提供顯示其出生性別的文件。

丹麥、德國建議護照上顯示X性別標記或已改變性別的人士，在旅行前聯繫美國大使館。芬蘭則提出警告，如果旅行者的護照性別與出生性別不符，美國當局可能會拒絕發出旅行許可。[11]

來自英國的Jennifer Melle是一名高級護士，早前拒絕使用女性代名詞來稱呼一位已被定罪的兒童性侵犯人，此人外號是「X先生」，是一名男跨女跨性別者，他目前被關押在一所戒備森嚴的男子監獄中，他因在社群媒體上假扮成少女以引誘男孩與他進行性行為而被判入獄。Melle在當值時以先生稱呼X，對方因而憤怒，並以言語羞辱她，令她受到種族歧視和人身威脅。隨後她更收到醫院的書面警告，並將其轉交給護理和助產士委員會（Nursing and Midwifery Council, NMC）。她被指違反了NMC的行為準則，沒有尊重病人的「首選身份」，也沒有維護「尊重」這項價值觀。Melle表示，她後來被轉到另一個病房工作，實際上是被降級，而她的名字亦從內部系統中被刪除，令她無法申請加班。

2025年3月，有媒體報道，在基督教法律中心（Christian Legal Centre）支持下，她現在以騷擾、歧視和侵犯人權為理據，向Epsom及St Helier大學醫院協會提出法律訴訟。[12]

2018年，蘇格蘭地方政府計劃在公共委員會中設立女性成員的配額，以提升女性在當中的比例，但政府的法定指引中指出，持有「性別確認證書」（Gender Recognition Certificate）的跨性別女性也應被視為女性。組織「蘇格蘭婦女」不滿相關指引，認為性別是二元及不可改變，故向蘇格蘭法院提訴。蘇格蘭的法院認同地方政府的說法，指性別不限於生理性別，須涵蓋持有性別確認證書的人士。2024年，組織上訴至英國最高法院。2025年4月16日，最高法院裁定，當地《平等法》中的女性是指生理女性，而跨性別女性則不包括其中。判詞提到，《平等法》列明的性別、女性及男性必須是指生理性別，其他演繹既不連貫也不可行，而持有性別確認證書的跨性別女性不符合有關定義，故蘇格蘭政府發出的指引並不正確。[13]

2025年4月有媒體報道，匈牙利議會通過了一項憲法修正案，允許政府禁止LGBTQ+群體舉辦公開活動，此項議案是由總理Viktor Orbán領導的執政聯盟Fidesz-KDNP提出，議案旨在確定兒童的道德、身體和精神發展權利優先於生命權以外的任何權利，包括和平集會的權利。該修正案最終以140 票贊成、21票反對順利獲得通過。[14]

2025年3月25日，日本大阪高等法院裁定，日本現時不承認同性婚姻是違反了《憲法》第14條第一款中提出，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以及第24條第二款提出，個人尊嚴和兩性本質上平等的條文。此判決是繼札幌、東京、福岡、名古屋等地方的高等法院後，再多一個高等法院作出相同判決。[15]

（資料截至2025年4月23日）

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人生有如棋局，有時下錯了一步棋，就算不會立即輸，但亦隨時會令自己身陷困境、損失慘重，因此，小心思量每一步，是人生的重要功課，在教養孩童的時候更當如此，因為三歲定八十，有些事若一早烙印在兒童的心中，恐怕日後要花一倍、甚至好幾倍的功夫才能改變過來，就如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影響著我們對下一代的教養方法。而在當前科技高速發展的環境下，我們的日常生活已離不開電子產品，無論通訊、娛樂、查詢、購物、以至出入屋苑和乘車，沒有手機有時寸步難行，但正因如此，不少父母都以手機作為電子奶嘴，讓幼童消遣以及讓自己有更多休息的空間，但電子奶嘴的遺害卻絕對不能忽視。

不單在家庭，在教會和社會，有時當遇到嚴峻的挑戰時，亦可能會以錯誤的行動回應，例如當堂會奉獻收入減少，一些堂會很自然會首先考慮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或差傳事工的奉獻，誰不知堂會愈退縮卻可能愈萎縮。當政府因為財困便考慮以最方便快捷的方法，增設運動賭博的項目（如籃球）以增加稅收，後果卻是令更多市民（特別是青少年）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徒。賭博對貪慾的刺激，有時和復仇心態差不多，會令人愈陷愈深，最後不能自已。

當然，這樣說不是要否定一切，而是要大家在一些會對自己和其他人有深遠影響的事情上三思而後行，就像下棋一樣，有時有危才有機，正如人工智能（AI）在高速發展，甚至可以作曲、拍片、出報紙，這是危、也是機；一子對，也許會化腐朽為神奇，一子錯，卻教人追悔莫及。

十年磨一劍，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在慶祝一百週年的時候出版了《香港教會人物傳》（第一冊），十年後出版了第二冊，能夠在書中榜上有名，首先第一個條件是已經跑完當跑的路，回到天父的懷裡。第一冊所記述的主要是與聯會息息相關的華人教牧和在不同領域有貢獻的信徒領袖。而第二冊則添上許多與香港早期教會發展有深厚淵源的傳教士，包括大家較為熟識的何明華、劉福群、汪長仁、戴紹曾……不少名字聽起來還以為是中國人，那一代的宣教士對中國和香港的感情十分深厚，有些甚至退休後亦沒有離開，死於香港。

另一方面，第二冊記述了許多大家更為熟識，不少更是大家聽過他們親身教導的華人教牧和信徒領袖，如金新宇、李非吾、麥希真、陳喜謙、張慕皚、沈宣仁、費明儀、聶錦勳……對於一些他們曾經牧養或教導過的弟兄姊妹來說，相信不少片段仍歷歷在目。

讀人物傳記的最大得著是溫故知新，每個年代也有每個年代的難處，但每個難關都有神忠心的僕人繼續在牧養和帶領祂的羊，我們所遭遇的並不是甚麼空前絕後，令人痛不欲生的世紀大災難，先賢無論在任何環境，都繼續忠心服侍、至死方休的精神，讓我們看到神奇妙的帶領和作為。香港的信徒有時目光太窄，只看到眼前的難處，只看到自己的堂會，而缺乏了歷史感和國度的視野，將自己的問題放得太大，忘記了我們其實是與歷代的教會和聖徒相通的。

由於本書收錄的名單很長，書中很多人物的生平事蹟都只能簡單概述，就像一些小品文章一樣，不過，正好方便讀者可以在不同的時候偶讀幾篇，從不同人物寶貴的人生經歷中刺激我們好好反思自己的人生和事奉的態度。「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來十二1）。

終審法院於2023年10月頒令，要求政府須於兩年內確立同性伴侶關係的替代框架，讓他們的關係獲法律承認。雖然終審法院裁定香港政府並沒有憲制責任承認同性婚姻、以及在海外註冊同性伴侶的婚姻關係，不過，過去十多年，許多本來只屬於婚姻關係內享有的配偶權益，包括受養人身份、合併報稅、公務員配偶福利、以配偶身份申請公屋和居屋、以及無遺囑遺產繼承等等，在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都已經一一透過司法覆核爭取到相關權益。法院的裁決將原本只屬異性配偶的權益給予同性伴侶，不少市民雖然不認同，亦不願意將由納稅人承擔的社會資源給予同性伴侶，間接承認他們的法律地位，但卻無從反對。

對於終審法院要求政府訂立的替代框架，不少支持同性戀運動的團體皆希望是以類似民事結合（civil union或domestic partnership）形式來製定相關的法例；不過，大家不能不知的事實就是，過往所有通過民事結合的國家和地區，最後皆會順理成章通過同性婚姻，而且中間過渡的時間愈來愈短，因為民事結合就是等如認同同性伴侶應該與異性配偶一樣享有猶如婚姻的福利，只因社會未完全接受而以此制度作權宜之計。因此，若果社會人士不贊成同性婚姻、或不認同港府有憲制責任承認同性婚姻及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的話，根本就不應該支持以民事結合作替代框架。

同性伴侶若果可以享有猶如異性夫婦的法律權益，無可避免必然會引發倫理爭議，在外國出現得最多的爭議，就是涉及領養子女，以及透過生殖科技生兒育女，這亦正正是本社及不少重視兒童權益的團體最為反對的事。我們相信兒童能盡量在親生父親及母親撫育下成長，是最符合他們權益的，而兩個母親無論多疼愛子女，都不能取代父親在兒童成長階段的重要角色，同樣，兩個父親無論多疼愛子女都不能取代母親的角色，任何人為地剝奪兒童在親生父親及母親撫育下成長的舉動，都是嚴重的虐兒行為。

至於同性伴侶以生殖科技繁衍下一代，必然會出現透過第三者捐精或捐卵的情況，外國已出現不少捐精者或捐卵者的後代表示，他們在成長期間，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以及希望了解生父或生母是誰，這問題往往令他們深受困擾，這與一些兒童因為父母離世、被遺棄或無力撫養而需要被人領養的情況不同。子女並不是父母的財物，而生兒育女要考慮的不單是父母單方面的喜好或權利，而是應該同時考慮將要出生兒童的權益，而由於嬰兒無法捍衛自身的權益，必須由政府代為出頭，阻止任何可能對將出生嬰兒不利的情況出現。任何法例或政策的修訂，若可能會造成同性領養或以生殖科技繁衍下一代的情況，在政策推出前，必須考慮兒童而非成人的權益，並且應該廣泛徵詢市民的意見。

不少人支持同性伴侶可以享有猶如異性夫妻一樣的權利，他們多喜歡以平權為理由，並且因著一些同性伴侶在逝世之後，未能有法定身份處理與其伴侶相關的身後事及遺產等事宜，而感到不公平及同情當事人的遭遇，所以支持給予同性伴侶相關的權利。但要解決相關問題其實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多年以來，本社一直建議用「緊密關係授權」的方法，去處理有關同性伴侶在私人領域（如醫療指示、身後事的安排及骨灰的處理等等），至於財產方面最好又最能減少爭拗的方法就是盡早訂立遺囑，既然當事人真的全心信賴自己的伴侶，亦不想自己過身之後伴侶與家人因財失義，訂立遺囑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本社過往已有許多文章及小冊子介紹有關「緊密關係授權」的內容，詳情可以參閱本社的網頁。[1] 至截稿前，雖然立法會已通過了守護一夫一妻制無約束力議員動議，[2] 但政府仍未公佈有關替代框架的內容，而本社嘗試約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了解有關詳情亦未能成功，令人憂慮政府若在未來半年倉卒推出並通過有關框架，市民大眾萬一有不同意見，恐怕亦沒有足夠的時間及渠道去表達，令政府重蹈終審法院的覆轍，作出與主流民意背道而馳，以及不能令人信服的決定。我們重申，婚姻不是單單屬於兩個人的事，牽涉的是整個社會的制度，以及非常重要的兒童福祉，絕對不能簡單地當作兩個人的權益與福利來看待。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泰國的同性婚姻平權法在2025年1月23日生效，令她成為東南亞第一個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1]

特朗普在2025年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國總統，他一上任就簽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當中有針對「性別意識形態的極端主義」。在就職禮舉行的當日，特朗普簽署的行政命令，指美國只承認兩種生理性別——男性與女性，並結束聯邦政府內部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計劃，並稱之為「激進和浪費」。不過，他簽署的行政命令中，並沒有削減支持和促進LGBT權益城市的聯邦資助。[2]

特朗普簽署的行政命令，除了宣佈美國只承認男或女兩種性別外，更要求把跨性別女性囚犯移送到男子監獄及停止為跨性別囚犯提供性別肯定治療，三名跨性別囚犯為此入稟法院，認為該政策違憲，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區域法院法官Lamberth在2月4日頒佈了臨時禁止令，禁止政府將三名男跨女囚犯移送到男子監獄，法官又要求懲教部門職員，必須讓三名囚犯繼續接受跨性別治療。[3]

2025年1月27日，特朗普簽署了幾項有關軍隊的行政命令，廢除了前美國總統拜登推出的措施，新的行政命令禁止已入伍的跨性別軍人獲得與性別轉換相關的醫療福利，以此打擊軍中的DEI政策。行政命令中沒有明言禁止跨性別者從軍，但就質疑跨性別者無法符合軍隊對軍人的要求。[4]

美國國防部長Pete Hegseth在2月7日發佈備忘錄，有關文件在2月10日公開，文件指軍隊將不再接納跨性別者的入伍申請，並將會關閉涉及轉變性別的醫療設施。他又指，患有性別焦躁症的現役軍中人士，將會受到尊嚴的對待，但就未有公佈具體內容。在特朗普公佈行政命令後，男跨女軍人Miriam Perelson曾對外稱，他已被告知要麼被歸類為男性，要麼離開軍隊，又稱被要求離開女兵睡覺的地方，他只可以在教室加設床鋪睡覺，並且他亦不可以再使用女廁。[5]

2025年1月28日，特朗普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旨在限制19歲以下人士接受與變性相關的醫療服務。該行政命令指，聯邦政府將不會資助、贊助、推廣、協助及支持為兒童提供的性別肯定治療，他稱這會讓求診者承擔昂貴的醫療費用，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會為到治療感到後悔，因為當中的過程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生育能力。隨著特朗普推出一連串與跨性別者權益相關的行政命令後，美國疾病管制及預防中心（CDC）已開始刪除網站中有關性別認同和性傾向的內容。[6]

2月4日，有跨性別兒童的家庭入稟聯邦法院，要求阻止限制兒童接受跨性別治療的行政命令實施。提訴人稱，該命令的推出，令全國各地的醫院已經開始取消性別轉變治療的服務，包括提供青春期阻斷藥物、荷爾蒙治療及手術，代表原訴人的律師稱，他們希望法院可以盡快頒佈臨時限制令，讓醫院可以盡早恢復提供相關的治療。[7]

2025年2月5日，特朗普簽署了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別女性及女孩參與女子運動項目，並且指示聯邦政府開始執法，對不遵守規定的學校切斷資助。另外，特朗普又表明會指示國土安全部長Kristi Noem，如遇到有男性試圖以女性運動員的身份申請來美國的簽證，一律拒絕其申請。[8]

有批評者認為，該禁令除參考一些州份已頒佈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運動項目的類似法例外，幾乎未有提供執行的具體指引，而且相關州份已表示這類法例在操作上有一定困難，可以預期要執行特朗普的禁令也會遇到相當的困難。當前執行禁令的可行方案有查核可被更改的出生證明，或對兒童進行身體檢查，不過後者則會被批評是難以接受的替代方案。跨性別運動員兼運動員資訊網站創辦人Chris Mosier就指出：「反跨性別學校運動禁令之所以難以實施，在於要執行與落實政策，必須依賴性別檢查和身體監察這類手段。」

普渡大學教授Cheryl Cooky認為，奧委會以前曾經使用的睪酮測試，這種方法有很大缺陷，因為每個人身體使用荷爾蒙的方式都不同。她認為在大學和高中進行類似的測試是不合適的，因為它們不一定能顯示運動員參賽時的表現。她更質疑：「難道要對九歲的孩子進行睪酮水平測試嗎？」另外，她認為高中和大學沒有奧委會擁有的資源，因此校方根本無力實行這類安排。她表示，為了執行特朗普的禁令，學校最終可能會令學校依賴家長或其他學生提供的資訊，例如他們憑運動員的外表或能力，推測某些學生並非生理女性，並向校方反映。[9]

早在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之前，已有20多個由共和黨領導的州份通過了禁止跨性別女孩參加學校運動項目的法例。這些法例的支持者表示，需要將可能在生物學上具有優勢的跨性別運動員排除在外，才能確保女子運動項目的公平性。反對者則指責，有關法例具有歧視性，因為跨性別女孩不一定具備優勢，這亦引發了連場的法律訴訟。

聯邦法例《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禁止在聯邦資助的學校出現性別歧視，以為女孩提供平等參與體育運動的機會，跨性別運動員及其家人早前以此作為提訴依據，要求阻止一些州份實施跨性別運動禁令，又稱禁令侵犯了他們在美國受到平等保護的權利，這些權利都是憲法及《第九條》所保護。對於提訴者來說，有關法例被解釋為保護跨性別女孩參與女子運動項目的權利。他們亦引用了2020年美國最高法院的裁定，僱主對跨性別者作出的歧視是屬於基於性別作出的歧視，這是《民權法案》第七章所禁止的就業歧視。儘管《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和《民權法案》第七章都是獨立的法例，但法院經常對它們進行類似的詮釋。而特朗普對《第九條》的詮釋是，它禁止跨性別女孩參加女子運動項目，這可能令相關的行政命令面臨類似的法例挑戰。[10]

在特朗普重返白宮前的數週，Meta、麥當勞和沃爾瑪等大公司宣佈，將終止部份或全部DEI策略。不過，仍有許多企業如Costco、Apple等公司仍堅定地維持其DEI政策。[11]

2025年1月30日，美國有多個學區的聯盟組織和代表發表聲明，拒絕執行特朗普政府在1月29日發出的行政命令，他們認為有關行政命令將跨性別身份標記為「反美國的意識形態」，甚至威脅要刑事檢控那些支持學生嘗試更改性別標記的教師。有關組織認為該行政命令是歧視跨性別學生，也有學校職員明確表示，不會遵守當中的內容，又稱會繼續致力於保護跨性別學生的權利。[12]

2025年2月10日，經過激烈的辯論後，美國猶他州的參議院批准了一項法案，法案規定公立學院和大學的學生只能進入或居住在對應他們出生時性別的單一性別設施，例如宿舍、更衣室或浴室。跨性別學生則可以住在男女混合宿舍的單人房。[13]

英格蘭曲棍球協會（England Hockey）在2025年1月8日宣佈了一項新政策，從下個賽季開始，協會將禁止跨性別女性運動員參加女子組比賽。為了解決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人士參賽的問題，該會設立了兩個競賽組別：女性組和公開組，後者歡迎所有人，包括跨性別者和非二元性別者參與。新政策將於9月1日生效。[14]

2023年，世界田徑總會（World Athletics）投票通過，禁止經歷過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別運動員參與女子組賽事，並宣佈成立工作小組進一步研究跨性別者參賽的議題。2025年2月10日，該會的工作小組公佈研究結果，指出僅以運動員「是否經歷過男性青春期」作為制定規範的依據是錯誤的。報告補充說：「有新的證據顯示，在青春期開始前，運動表現已存在顯著的差距。」報告又指，兒童時期或青春期前的表現差距，在跑步項目為3%至5%，而在投擲和跳躍項目中的差距則更大。[15]

該會亦在同日宣佈，將會更新女性運動項目的參賽規則，並為此進行諮詢，諮詢期已於3月5日結束。相關的性別議題在體壇早已引發不少爭議，外界除了關注跨性別運動員參賽可能引發問題，近年亦開始關注讓性發育障礙（DSD）運動員參賽會否對其他女性運動員引發不公平的情況。田徑運動未來採用的規則，正朝著一個新的方向進發，規則或會要求，出生時為女性但睪酮水平較高的運動員，與出生時為男性其後轉變為女性的跨性別運動員，遵循相同的準則。[16]

本地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在2025年2月12日舉行的會議上提出「守護本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無約束力議員議案，他促請政府防範和抵制不良文化影響。議案最終以69票支持、0票反對及10票棄權獲得通過。

何君堯質疑終審法院在岑子杰訴律政司司長一案中，要求政府為同性伴侶關係設替代框架會帶來憲制問題，應「取締有關判決」。投下支持票的議員周浩鼎則表示，他所屬的政黨尊重市民不同的性傾向，強調沒有任何歧視，亦認為同性伴侶的感情相處是兩個人之間的事，外人不應該干涉，但若動搖一男一女婚姻制度或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化，則有機會影響家庭價值和倫理。

投下棄權票的議員葉劉淑儀發言時提到，中國傳統婚姻制度實為「一夫一妻多妾」，又質疑議案中提出「不良文化」的定義，但她強調自己支持「一夫一妻」。另一位議員江玉歡則表示，性小眾亦是社會一份子，不應被標籤。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表示，《基本法》明確保障香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他同時表明香港是自由、開放和多元的社會，尊重並包容不同性傾向人士，他亦尊重終院的裁決，正積極進行相關工作。[17]

明光社相信為了保障香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並顧及不同性傾向人士的需要，可透過「緊密關係授權」的方法，保障同性伴侶在私人領域上的權益。此方法讓每個人都可以授權他最信任的人，在他喪失行為能力或昏迷時，代他作出有關醫療或日常生活的財務決定，即使當事人離世，亦可以替他執行有關身後事的各項安排。至於財產物業的安排，則可以透過訂立遺囑去處理。涉及私人的事務和財物，應該盡量尊重當事人的意願來處理，但婚姻制度涉及整體社會的利益，必須廣泛諮詢市民的意見，在經過討論後才決定是否作出更改。[18]

（資料截至2025年2月19日）

好電影應該細細回味。早前本社邀請了王礽福先生於網上講座中分析《正義迴廊》，該片曾於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獲16項提名，並勇奪新晉導演及最佳剪接兩個獎項。電影改編2013年轟動一時的「大角咀肢解父母案」。電影的拍攝手法特別，疑犯行凶、受傷、傾談等鏡頭，時有律師和陪審員在旁觀察和討論，令觀眾恍如在旁觀看事件。這電影實在想要引起觀眾反思法庭的審訊過程，律師們如何運用技巧去呈現證供於法庭這個「舞台」上，引導陪審團理解案情，並嘗試掌握各陪審員的態度和想法。

礽福分析到，陪審團制度是為了減少司法偏見，對抗政府或強勢團體對審訊的干預，增強司法的獨立性，並讓公民能參與其中，提升他們對法律的了解和尊重，也承擔更多社會責任。而且由多人組成的陪審團能使裁決更全面和人性化，提高它的公信力和接受度，由於陪審團由普通市民組成，令他們容易對被告展現同情和公平的態度，這可保障被告的權利，以至令陪審團的決定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

但礽福亦提到大多數陪審員都不熟悉司法程序，會對它感到陌生、焦慮，還可能因接觸暴力或悲劇性的案件而承受心理壓力；而且他們可能會因缺乏法律知識，容易被律師的說辭或情緒化的證據所影響，在專業性極高的案件中，他們便可能會作出不當的判斷。

電影中的多位陪審員代表著不同的參與案件態度：未聽證供就已有對錯判斷；因自己經歷與疑犯相似而寄予同情；不想參與審訊，想它快快結束；因當陪審員有錢收而感開心，並單憑感覺而非證供去判斷；因對奇案感興趣而樂意認真發掘真相；認為自己甚麼都不懂而會細心思考證供；被傳媒報道影響，亦覺得自己一票的影響力不大；還有不相信司法制度的人……但陪審員實在只有九位，每一票都影響著疑犯的未來，是無罪釋放或有罪入獄，都需要陪審員作出認真、公平、公正的判斷。

結局是其中一位智力較低的疑犯唐文奇被判無罪，但電影卻引導觀眾去質疑他只是裝作自己被教唆，其實他並非無知，只是靠律師及姐姐的「幫助」，令他可以靠「裝蠢」來脫罪。根據網上及新聞資訊，真實的案件中，犯案者應有三個人，而經電影的剪裁，令疑犯變成只有兩個人。作為觀眾也要小心，留意自己有否被電影的虛構情節影響，以至對獲法庭判處無罪的人產生疑心，對他們或其家人產生負面的觀感。

歡迎點按以下連結，收看足本版網上講座。

收看講座

今年3月香港文化界的「大事」，自不然就是位於北角的粵劇「殿堂」新光戲院，經歷50多年的歲月後，業主決定易手售予一間地區教會，將劇院改作教會之用。新光戲院營運者縱然多番與教會商討，希望能在改建後的教會演出粵劇，但如作出這樣的安排便要容許劇團對傳統信仰的華光先師致祭，教會與劇團對此存在不能解決的分歧，雙方暫時未能達成共識。[1]

不少人認為，新光戲院結業，不只是個別物業交易，或是某一私人機構的事宜，因新光戲院是香港現存最後一間以商業模式營運的粵劇劇院，與一般只設有電影銀幕的「戲院」（cinema）不同；新光是正式的「劇院」（theatre），不只有銀幕，更有給樂隊作現場伴奏的樂池（不說不知，新光雖然是一個粵劇劇院，但樂池設計是比照西方劇院，比一般傳統粵劇戲院有著更好的設計），又因是私營性質，粵劇和放映的節目比在政府劇院場地放映的更有彈性和話題性（如劇中人物為一連串政治人物，甚至連美國總統特朗普也榜上有名，成為了現代粵劇的主角）；所以新光戲院易手，就變成是戲劇文化傳承的問題，營運者曾經期望政府有部門能夠介入，藉以保留這個香港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和集體回憶，但當局未曾介入（或根本是沒有理由介入一宗正常的商業買賣），最終新光戲院在上演其最後的摩登粵劇《小平你好》後，由劇中飾演「鄧小平」的粵劇老倌龍貫天，與劇院營運者等人主持「熄燈拉閘」儀式，之後正式結業，這與鄧小平當年就香港情況講出「馬照跑、舞照跳」的一句話，作了活生生的反諷，叫人不勝唏噓。

平心而論，單以港島東區而言，教會收購戲院建築改作堂會用途已非新事。就在新光戲院附近的國際神召會，或是香港中央圖書館旁的播道會同福堂等，都是收購已結業的戲院並改建而成的。事實上，戲院與堂會在建築結構上的確相當「匹配」，尤其原有的音響效果，座位設計，與高樓底建築更是不可多得，只要進行適當改建就能使用。加上電影業發展在最近10多年（其實已不只是近年的情況）不太景氣，與其將戲院丟空，或是拆毀重建，將之改建成教會是善用資源的方法。

另一方面，保育粵劇雖然在香港社會已有共識，但不可否認的是，粵劇本身除了是藝術表演，同時也帶有濃厚的民間信仰色彩，在大戲開鑼前戲班成員會拜祭專屬的神明華光先師，更有不少戲班會參與地方酬神、打醮等宗教活動，並會演出「神功戲」。而新光戲院結業前的營運者，他不只是一位熱愛粵劇的劇作家，亦是一位著名的風水玄學家，他營運新光戲院的12年間，經常將自己製作的一系列「大迷信」電影搬到新光戲院上映，此做法也令風水迷信與粵劇傳統捆綁在一起。有教會購入新光戲院，對於信徒來說，是頗有潔淨原來民間信仰的意味，若為了讓粵劇回到劇院表演，而再次在原有地點舉行拜神等儀式，也實在是難為了教會。

購入新光戲院的教會，該會的主任牧師曾指：「我們期待與當地社群合作，同時尊重其文化遺產。」[2] 究竟如何能夠做到？筆者忽發奇想，想到同區現時其實也有另一藝術殿堂——北角皇都戲院——正在進行重建和活化工程，主理的發展商曾表示為戲院一些部份啟動保育計劃，承諾會復修、保留和重塑戲院古蹟的歷史面貌。[3] 說不定日後皇都戲院真的可以重新成為北角區的文娛藝術表演場地，甚至能讓以往在新光戲院演出的粵劇再次上映，重現昔日的光華，那就相得益彰了。

近年很多人提到「文化遺產」，其實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於2003年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公約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涵蓋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達、展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而它們是被各社區、群體或個人視為文化遺產的一部份。[4] 有別於一般「有形」的文化遺產（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非物質文化遺產固然也可帶有物質性，甚至座落於一建築物之上，但非遺概念更著重世代相傳，以及在適應周圍環境、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它們被不斷地重塑、創造，為有關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文化多樣性，並對人類創造力賦予尊重。其中粵劇於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中，並於2009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

說到此處，筆者有點不吐不快：一提到文化遺產，總會令人聯想到一些地道小店結業了，或是一些傳統手藝失傳等，難免傷感，就像昔日金曲《信》（《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當中一句歌詞：「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看著一些店舖消失或手藝流逝，人們才懂得回味。其實heritage 一詞，其重點在於「傳承」，而不是講事物已成過去、遺留下來的東西，也不是爭產時各方關注的「遺產」，將它譯作「傳承」其實更為恰當。粵劇的情況正是如此：其實要讓其傳承下去，需要的除了是場地，還需要「人」——年青的一代加入，行業得到肯定和尊重，營運的收入使參與者可以養得起家——這些其實比硬件和場地更重要。香港的藝術政策，一向比較偏重西方藝術發展，近年雖有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的落成，以及油麻地戲院第二期工程的展開，但對於傳統中樂，粵劇等的資源投放仍見不足，尤其在培育新進方面更見不足，無人後繼傳承下去的話，粵劇就真的會成為「遺產」了。

但另一方面，今次新光戲院結業事件，卻又使我們看見「硬件」的重要性。有人或會說，教會不只是四面牆，更看重的是人的關係。但事實卻告訴我們，教會人數一多，便需要地方聚會，舉辦大小活動，除了人多好辦事之餘，還是「有件磚頭在手」穩陣！今次新光戲院結業就說明了，文化遺產雖說著重「傳承」，但如果能有一個物質的「外殼」，用來保存和凝聚大家，肯定有助於發展。今日香港，百業情況不如往日興旺，教會和機構營運都很困難，單單口裡說支持，實在難以維持。患難見真情，由「得把口」（或在社交媒體上）讚好，轉化成「硬貨」的實質支持，對教會和機構更為重要呢。

更改身份證上性別記項

2023年2月6日，終審法院就女跨男跨性別者Q及謝浩霖提出的司法覆核案作出判決，裁定入境處規定跨性別人士必須完成完整性別重置手術才能申請更改身份證上性別記項的政策違憲。港府在2024年4月3日公佈，跨性別人士只需完成「指定手術改變性徵」，及符合「各項修訂資格準則及要求」兩大條件，處方會按個別情況考慮讓申請人更改在身份證上的性別記項，有關修訂已於公佈當日生效。

若然未能或將不能符合條件一提出相關的手術治療要求，或條件二提出有關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的要求，申請人須提出合理的醫學理由，並提交醫學證明及其他相關的證明文件，以解釋不能符合完成上述相關手術治療或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要求的原因。該等申請會按個案的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作例外考慮。

政府發言人指，修訂只涉及更改身份證上「標示性別」，不代表更改「法律上的性別」；修訂也不會影響任何其他政府政策、香港法律下或相關法律程序上，關於性別的處理方法。大律師陸偉雄認為，因新政策未涉及法律上的性別改動，跨性別男生即使身份證性別為「男性」，亦無法享有丁權、侍產假等權利，在遺產繼承上或有影響。不過日常生活中，如出入洗手間遇到質疑可出示身份證，已可解決不少問題。[1]

謝浩霖在2024年4月29日到灣仔入境事務大樓領取新身份證時表示，更換新的身份證有重大意義，結束因為錯誤的身份證引起生活上的各項不便及尷尬，又稱會立即申請更改銀行文件及特區護照等文件的稱謂，並將會繼續進行第二次司法覆核，以追討政府長期拖延換證的法律責任。[2]

就終院裁定跨性別人士Q和謝浩霖勝訴，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在機構的影片欄目中指出，變性手術本來充滿爭議，如果有人不能接納自己的現況並尋求改變，決定接受不能逆轉的手術，相信其他人是會尊重當事人，但他質疑為何社會的政策要配合一些人的個人選擇。他亦提出，依據當事人的感受來衡量是否改變社會重要原則是否適合。[3]

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替代框架

終審法院在2023年9月就《岑子杰對律政司司長》一案作出判決，裁定政府未有履行積極義務，為同性伴侶確立替代途徑以承認他們的婚姻關係，並在10月27日頒令，要求政府須在當日起兩年內確立同性伴侶關係的替代框架，使同性伴侶關係能獲法律承認。

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在2024年5月2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書面質詢，詢問政府有關工作的進展，當局會否制訂準則，協助其判斷一段同性伴侶關係是否符合替代框架的申請門檻，防止替代框架被濫用，她亦問及政府有否考慮如何界定並區分可納入替代框架的核心權利及附加權利。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的書面回覆指，有關工作正積極進行中，之後會有更具體建議。由於有關議題複雜且涉及層面廣泛，當局正按法庭相關判決及時間表，與律政司及相關政策局就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相關機制、承認門檻、準則、條件、如何有效防止替代框架被濫用等，以及其所衍生的相關權利和責任，包括「核心權利」和「附加權利」等，進行詳細研究和落實部署。[4]

涉及同志權益的公屋、居屋及遺產繼承案

房委會公屋及居屋計劃是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關係，有男同志先後入稟法院以推翻房委會決定，高等法院原訟庭先後裁定同志方勝訴。房委會就兩宗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5]

另外，有男同志就本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關係提出司法覆核並獲判勝訴。律政司就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6]

就上述三宗有關同志權益的案件，終院在2024年11月26日一併頒下裁決，裁定男同志一方勝訴。[7] 終院判詞指，房委會的首要目標是滿足弱勢社群的住屋需求，不應因異性夫婦的生育能力而對同性伴侶施加歧視。現行政策並沒有因為異性夫婦是否已經生育或計劃生育，或是否有生育能力而加以區別對待。判詞又指，異性夫婦申請房屋時不獲保證輪候時間，就算將同性伴侶加入隊伍，只會延長輪候時間，這樣亦不會影響異性夫婦權利。另外，祖孫、兄弟姐妹等家庭組合可以「一般家庭」身份申請公屋，他們和異性夫婦在同一隊伍等候，由此可見異性夫婦權利非獨有。

判詞又指，在海外締結且有效的同性婚姻，是公開作出的承諾，具公眾性和排他性，超越純粹的同居關係，法官認為它與異性婚姻無異。《基本法》第三十七條雖然規定惟有異性伴侶享有受憲法保障的婚姻權利，並獲得婚姻的法律地位，但同性伴侶向房委會提出申請的權利，並不涵蓋在相關法律地位。

對遺產法例的爭議，終院法官認為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超越純粹同居關係，屬法例規管下公開作出的承諾，與異性婚姻無異，具有同等密切的關係，而《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和《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的立法目的，與生前贍養責任無關，只關乎死者無遺囑下的財產分配。律政司指同性伴侶無法在香港合法結婚，故與異性伴侶有別，法官認為這是循環論證，有關理據正是針對同性伴侶的差別待遇。

就上述案件，終院均判政府敗訴。特區政府表示尊重終審法院的裁決，會仔細研究判詞並徵詢律政司意見，以決定適當跟進行動。房委會亦表示尊重終院判決，會認真研究判決並會按情況徵詢法律意見，以作跟進。[8]

一直以來，明光社認為香港既然沒有憲制責任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因此，亦毋須／不應為他們提供猶如異性婚姻的社會福利及權利，但在私人領域，可以透過訂立「緊密關係授權」等方法去處理當事人個人的財產、醫療指示和身後事的安排等等。[9]

推動支持性小眾的活動

每年的5月17日被定為「國際不再恐同日」，在2024年5月17日，有同志組織在銅鑼灣東角道行人專用區擺設街頭展覽，在世界地圖上羅列承認同性婚姻制度的地區。[10]

2024年9月22日，Pink Dot HK一點粉紅活動在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舉行。[11]

香港同志遊行彩虹市集於2024年11月23至24日在觀塘一工廈內舉行，有關活動以市集及展覽形式進行，現場設40個攤位及不同展區，當中的內容回顧到本港同志運動及介紹亞洲地區的同志遊行活動。[12]

同性婚姻

2024年2月15日，希臘議會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使希臘成為第一個容許同性婚姻的東正教國家。[1]

2024年6月18日，泰國參議院以130票贊成、4票反對和18票棄權，大比數通過同性婚姻法案，[2] 泰王哇集拉隆功在2024年9月簽署了婚姻平權法案，有關法律已在2025年1月23日生效。[3]

來自南韓的蘇晟旭、金龍敏這對男同志伴侶於2019年舉行了婚禮，但南韓《民法》並不承認同性婚姻。2020年2月，金向國民健康保險公團將蘇登記為他的受養人，讓他獲得保障，但後來健保公團指蘇不符合受養人的條件。蘇在2021年2月提起行政訴訟，稱他與金為婚姻關係，認為以同性為由否定健保配偶資格，有違受養人制度的宗旨。2024年7月18日，南韓最高法院裁定蘇晟旭勝訴，確認同性伴侶和異性伴侶享有同樣的健保福利。這是南韓最高法院首次承認南韓《民法》尚未承認的同性伴侶法律權利。[4]

信仰

Ruth Schmidt在2017年入讀美國Fuller神學院，當時她以學生身份簽署了信仰聲明，當中列明不承認同性婚姻，有關信仰聲明一般只需簽署一次，不過如是Fuller神學院的高級員工來說，他們則每年都必須簽署有關的信仰聲明。最近，Schmidt受聘於該神學院，擔任Fuller Brehm中心的高級主任，於是學院要求她重簽有關信仰聲明，但幾年時間過去，她的觀點改變了，她拒絕再次簽署信仰聲明，她在2024年1月，被神學院解僱。[5]

聯合衛理公會（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於美國舉行的大會在2024年5月3日結束，一連10天的會議決定了不少重要事情，最後幾天的議決是與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的議題相關。5月1日，大會通過取消聯合衛理公會自1984年以來實施的規定，有關規則禁止向「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的人士授予聖職。同日，會議亦通過了修訂，令上級的牧職人員是否舉辦同性婚禮有其自主權，日後不得因教牧人員或教會舉辦同性婚禮而對其作出處罰。5月2日，大會通過刪除了教會的《紀律書》之中一句的條文：「同性戀行為……與基督教教義不相容」；該條文存在於《紀律書》之中有52年之久。大會亦確認了以下新修訂的婚姻定義：「婚姻是神聖的、終生的盟約，將兩個有信仰的人（成年的男女或兩個成年人）結合，並與上帝及宗教社群建立更深厚的關係。」這擴大了婚姻的定義。5月3日，代表們批准了教會法的四項修改，這些修訂同時終止了與同性戀相關的剩餘禁令。[6]

西班牙藝術家Salustiano García Cruz創作的畫作名為「耶穌」，它是西班牙南部城市西維爾於2024年受難週期間的官方海報，但由於Cruz描繪的是一位年輕及肌肉發達的耶穌，身上纏著一塊腰布。這幅畫作與常見受苦及血淋淋的耶穌畫像截然不同，因而引起爭議及被人批評當中的「耶穌」傾向女性化，以及將耶穌「性化」了，曾有逾萬人在網上平台簽名，要求撤換這幅畫作。[7]

2024年4月8日，梵蒂岡教義辦公室發佈了一份20頁的「無限尊嚴」公告，表示教會應該歡迎跨性別者，而不應該歡迎所謂的「性別意識形態」。梵蒂岡堅信神創造了男人和女人，他們在生物學上是不同的、獨立的存在，人們絕不可以對此進行修改或試圖「讓自己成為上帝」，梵蒂岡又拒絕「性別理論」，因為它聲稱一個人的生理性別是可以改變的。文件提到「原則上，任何更改性別的干預都有可能威脅到人們從受孕那一刻起所獲得的獨特尊嚴」。不過，文件亦嘗試區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因著拒絕原生性別而做性別確認手術，這是梵蒂岡不接受的；另一種則因為「生殖器異常」狀況而需要醫療方面的專業人員協助解決問題，在這種情況尋求醫療方面的協會，梵蒂岡是會接受的。[8]

2024年7月26日舉行的奧運會開幕禮中，出現了爭議的一幕，便是一班變裝皇后、一名跨性別模特兒，還有一名歌手打扮成希臘神話中的酒神，演出了恍如耶穌基督與使徒共進最後晚餐的聖經場景。梵蒂岡在8月3日時打破沉默，指這場表演引發全球憤怒，因它缺乏對他人的尊重。梵蒂岡表示：「在一個全球性、各國人士聚集分享共同價值觀的盛會上，不應存在任何暗示以嘲諷許多人的宗教信念。表達自由顯然並未受到質疑，但它是受限於尊重他人的限制上。」[9]

逆向歧視

來自英國的社工Rachel Meade因著於2020年在facebook上分享她對性別信念的帖子而被投訴，更被她的僱主西敏市議會停職。她其後向勞資審裁處提出申訴。Meade相信性別是不可改變，亦不能被性別認同所混淆。在2024年1月審裁處的判決中，她獲判勝訴，審裁處指西敏市議會和英格蘭社會工作組織因她的個人信念對她作出歧視，而她的信念是受到《2010年平等法案》保護的，這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Meade最後獲得58,000英鎊的賠償。[10]

在美國Woodstock鎮的高中學校運動組織長期擔任單板滑雪教練的David J. Bloch，在2023年曾與兩名學生聊天，討論到有關跨性別運動員，他提到基於男性與女性在骨骼和睪丸素方面的差異，令男性在體能上比女性具有優勢，其後他被解僱，於是他向校區、佛蒙特州校長協會和佛蒙特州教育局提出訴訟，指校方對他作出不合法解僱。2024年1月25日，雙方庭外和解，Bloch會獲得50,000美元的賠償，而代表他的法律機構則會獲得25,000美元，這75,000美元令雙方達成和解，校區及教育局亦承認Bloch的言論沒有違反州政府的政策，他的行為不涉及騷擾、捉弄和欺凌。[11]

於美國加州朱魯帕谷高中工作的體育老師Jessica Tapia一度被指違反學區的政策而遭到解僱，事緣她拒絕用學生喜歡的性別認同代名詞稱呼他們，又令家長知道孩子的性別認同，未有為學生「保密」。一個非牟利的法律團體Advocates for Faith & Freedom，在2023年對朱魯帕谷聯合學區提出聯邦訴訟，指控學區的跨性別政策侵犯了Tapia的基督教宗教信仰，剝奪了她行使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2024年5月，Advocates for Faith & Freedom宣佈，該學區同意了一項和解協議，和解的總金額會達360,000美元，Tapia將得到當中285,000美元，其餘的為她的律師費。[12]

2021年，美國科羅拉多州的法院裁定，Masterpiece Cakeshop及其擁有者Jack Phillips因在2017年拒絕為男跨女人士Autumn Scardina製作一個粉紅色配藍色糖霜蛋糕，慶祝他的生日及跨性別身份，侵犯了他的權利，Phillips需要支付500美元的罰款，Phillips在2023年決定上訴。與此同時，Phillips亦入稟聯邦法院，指控民權委員會及該州的民權部門基於他的宗教信仰作出歧視。本身是律師的Scardina曾試圖介入該案件，但被法院駁回。該案件於2019年和解，兩個機構同意停止跟進Scardina的歧視申訴。2024年10月8日，該州最高法院裁定根據科羅拉多州反歧視法，在2019年經過早期行政程序後，Scardina無權對Phillips提出訴訟。[13]

性別肯定治療

從2024年1月開始，美國阿拉巴馬州及路易斯安那州開始實施法例，禁止醫療人員為18或19歲以下未成年人士，提供跨性別治療，當中涉及提供青春期阻斷劑、荷爾蒙治療或進行性別重置手術。[14] 到了8月，俄亥俄州及佛羅里達州亦實施了類似的法例，禁止為未成年人提供相關的跨性別治療。[15]

為了保障美國中小學及大學的跨性別學生的權利，2024年4月美國政府公佈了新修訂《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內容，法案原本禁止在聯邦資助的學校出現基於性別的歧視及騷擾行為，新修訂內容將有關定義擴展至禁止基於性別的刻板印象、懷孕或相關情況、性傾向、性別認同及性別特徵作出歧視行為。[16] 有關修訂本來會在8月1日生效，但有法官暫時阻止了全美25個州份和數百所學校執行有關政策。近年來，隨著跨性別者知名度的提高，跨性別者，尤其是年輕跨性別者的權利，已成為一個主要的政治戰場。大多數共和黨控制的州份都禁止為未成年的跨性別者提供性別肯定的醫療服務，也有一些州份採取了措施限制跨性別者依照性別認同使用學校的浴室，並禁止男跨女跨性別者參加女子組的運動比賽。[17]

有媒體在2024年10月報道，有研究人員發現由2019年至2023年，美國共計有13,994名未成年人因性別焦躁症而接受過醫學方面的治療。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孩子中有5,747人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當包括乳房切除手術或生殖器重置手術，有8,579人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或荷爾蒙替代療法，總共有超過60,000份處方被開出。[18]

在英國，團體TransActual和一名根據法院命令而沒有公開姓名的青少年，入稟挑戰前衛生大臣Victoria Atkins的決定，有關決定禁止私營處方者向18歲以下人士處方延緩青春期發育的荷爾蒙，即青春期阻斷劑。2024年7月29日，英國高等法院裁定，禁止對青少年性別焦躁症患者銷售或提供青春期阻斷劑的法令是合法的。法官Beverley Lang在裁決中表示，由英國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委託進行的評估指出，「青春期阻斷劑的使用會帶來非常重大風險和非常有限的益處」，這提供了「有力的科學證據」來支持政府發出的緊急禁令。[19] 英政府在2024年5月時頒佈臨時禁令，宣佈在6月3日至9月3日禁止私營處方者向未成年人士處方青春期阻斷劑，[20] 到了12月，英政府再宣佈，將無限期禁止向未成人提供或銷售青春期阻斷劑的禁令，並會在2027年檢視有關政策。[21]

涉及運動項目的爭議

2024年4月15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愛達荷州可實施法例禁止未成年人接受青春期阻斷劑、荷爾蒙或手術等性別肯定治療。大多數由共和黨控制的州份不但禁止未成年的跨性別者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的性別肯定治療，同時亦禁止跨性別女孩參加女子體育比賽。[22]

美國的國家大學體育協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NCAA）屬下的違規委員會是一個志願組織，負責處理成員學校的違規事件及罰則，該委員會的一名成員William Bock因NCAA讓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組賽事的相關政策在2024年2月9日辭職。Bock向傳媒表示，NCAA允許跨性別運動員與女性比賽的政策是不公平的。NCAA 拒絕就Bock辭職一事發表意見。[23]

2024年2月，位於美國長島的拿騷縣（Nassau）政府發出行政命令，禁止容許跨性別運動員參與的女子運動隊伍或組織使用由縣政府管理的公園和運動設施，但這項命令不會影響包含跨性別運動員的男子運動隊。有近20年歷史的業餘運動隊伍Long Island Roller Rebels，為到此命令在3月11日入稟法院，指控縣的領導人禁止女性運動員及跨性別運動員使用運動設施的做法，紐約公民自由聯盟在訴訟中代表該隊伍，事件涉及跨性別運動員的權利已經引發了全國的討論。拿騷縣最高法院在5月10日推翻了有關行政命令，裁定縣政府敗訴。[24] 但在6月24日，縣政府的立法機構通過了類似的禁令，有關法令禁止有跨性別成員的女子運動隊伍使用縣政府提供的運動設施，法令已在7月15日獲縣長簽署及生效，紐約公民自由聯盟則在當天再次入稟法院，指控禁令觸犯了紐約州的反歧視法。[25]

2024年11月25日，美國的地方法官S. Kato Crews拒絕了一項請求，該請求旨在阻止一名聖荷西州立大學的男跨女跨性別排球員參加美國西部山區聯盟的賽事，有九名現役排球員入稟法院挑戰聯盟的政策，認為容讓男跨女人士參加女子組賽事存在安全風險及對其他女性運動員不公平，有關請求最終遭到法院拒絕。[26]

2024年12月12日，英國歷史最悠久的高爾夫球會——皇家古老高爾夫俱樂部（R & A）推出了一項新的公平競賽政策，表明男跨女跨性別運動員不再可以參加女性專業和精英高爾夫球錦標賽。[27]

2024年12月11日，英國草地網球協會（LTA）更新了規則，禁止男跨女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全國性及協會轄下的女子組賽事，新規則於2025年1月25日生效。[28]

Fenix FC足球隊的所有隊員都是女跨男人士，球隊在2024年9月在西班牙第五級地區聯賽中首度亮相，成為了歐洲首支獲得聯盟地位的全跨性別球隊。[29]

2024年在巴黎舉行的奧運會，兩位參賽的女拳擊運動員——中華台北的林郁婷與阿爾及利亞的哈莉芙（Imane Khelif），因性別爭議備受矚目。2023年，她們均遭國際拳擊總會（IBA）取消其世錦賽資格。而在奧運會賽事中，與哈莉芙對打了僅46秒的意大利選手Angela Carini，因為被對方擊中後感到無比痛楚，宣佈棄賽，還在擂台上落淚，亦未有跟哈莉芙握手。IBA在8月2日突然宣佈會向Carini派發50,000美元獎金，又向意大利國家拳擊總會及Carini的教練，各派發25,000美元獎金。[30]

2024年8月，聯合國就婦女遭遇不同程度的暴力問題推出了一份名為《暴力在體育運動中侵害婦女和女孩》報告，該報告由Reem Alsalem彙編員指，截至2024年3月30日，有超過600名出生時為女性的運動員在29個運動項目中參加了400多場比賽，當中的獎牌數目總計有890多枚，而她們因與跨性別運動員（生理男性）競賽而失去了獎牌。[31]

涉及更改性別標記與稱謂

早於2019年，有來自美國田納西州的跨性別者入稟位於納什維爾的聯邦法院，認為田納西州政府禁止市民更改出生證明上的性別記項實屬違憲，有關法令不符合政府的利益，更讓跨性別者因要出示不符合其性別認同的出生證明，而遭受歧視、騷擾甚至暴力。法院駁回了案件，提訴人為此上訴，2024年7月12日，上訴法院裁定幾位跨性別提訴人敗訴，並指州政府禁止市民更改出生證明上的性別記項政策，並沒有違憲。[32]

在美國，至少10個由共和黨執掌的州份在2023年相繼推出了一些新法例，限制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的學生，使用與原生定性別不符的名字或代名詞。[33]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維珍尼亞分部在2024年2月對維珍尼亞州的教育部門提出兩項訴訟，要求法院推翻相關針對跨性別學生的政策，有關政策允許教師及學生依照跨性別學生出生時的姓名及代名詞來稱呼他們。不過，其中一宗訴訟在7月時已遭約克縣的巡迴法院駁回。[34]

2024年11月1日，德國正式實施《性別自決法》，容許年滿18歲人士毋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得到法院的許可，便可向政府部門申請更改官方文件上的姓名及性別，每年可更改一次。14至18歲人士申請更改性別，須獲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同意，如未獲有關人士同意，在家事法庭的准許下申請人亦可更改性別。未滿14歲申請人，只能透過法定代理人提交申請。[35]

2024年10月4日，歐洲聯盟最高法院裁定，羅馬尼亞拒絕承認擁有英國及羅馬尼亞國籍的女跨男人士Arian Mirzarafie-Ahi變性後的性別，是侵犯了她的權利，並違反了歐洲法律。[36]

與性別議題相關的立法或裁決

2024年4月1日，《仇恨犯罪與公共秩序（蘇格蘭）法案》在蘇格蘭正式生效，該法將旨在煽動基於對年齡、殘疾、宗教、性傾向、跨性別身份和性特徵變化的仇恨，並作出威脅或冒犯的行為，列為罪行。新增的條文會加到早在30多年前已在全英國實施的仇恨罪的法例中。[37]

2024年11月12日，俄羅斯國會下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禁止允許性別重置，即變性的國家的人士收養俄羅斯兒童。法案於11月20日獲上議院通過，總統普京在11月23日簽署了法案，使之成為法律。[38]

日本法例規定，想要改變官方文件上出生時的性別，有關人士必須被診斷為患有性別畸形恐懼症（gender dysmorphia），並且必須接受切除性器官的手術。一位40餘歲的日本西部居民就有關更改性別的法定要求提出訴訟，訴訟期間原訴人曾透過律師指，手術要求令其經濟和身體帶來巨大負擔，並認為要求違反了憲法保障的權利。日本最高法院在2023年10月裁定有關法定要求違憲，並將案件發回高等法院審理。2024年7月10日，廣島高等法院裁定，原訴人可在不接受變性手術的情況下更改其官方文件上的性別。[39]

覺醒（woke）這個詞剛開始用於公開言論時，它往往穿插在正義之聲之中，提醒人要消除一切對黑人的歧視問題，而「覺醒」，是指要在社會上對黑人的歧視與壓迫保持清醒，不要讓一些風氣使得人們對歧視問題變得麻木。這些語言令人覺得，「覺醒文化」的確是一個好東西，它讓人時刻警惕不公義的事在發生，既然如此，為何又會有許多人發起反覺醒（anti-woke）行動呢？為何知名富商馬斯克會說覺醒文化「殺死了」他的兒子，且誓言要摧毀覺醒文化呢？

被騎劫的覺醒

覺醒文化要人意識到周圍的歧視以及不平等事件，特別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後，當中「保持覺醒」（stay woke）成為政治左派的用語，之後亦輾轉被附加了許多新的意思，[1] 漸漸它也成為了一眾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等）群體的政治用語。時至今天，覺醒文化正為「多元文化」發聲，就如今天的DEI（即多元〔Diversity〕、公平〔Equity〕及共融〔Inclusion〕）元素擴散至不同的媒體，連一些電子遊戲也受覺醒文化影響。[2]

當「覺醒」一詞被騎劫，引發了大規模的「取消文化」現象，而取消文化，就是指一班激進的覺醒者嘗試摧毀一些他們認為「政治不正確」的言論，試圖抵制、刪除一切與他們相左的意見或意識形態。著名小說《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羅琳（J.K. Rowling）在2020年介入了爭取跨性別權益者與性別批判女權主義者之間的爭論，羅琳曾在社交媒體發文暗示女人一詞已被模糊，有人認定她想指出「有月經的人才是女人」，並在否定「男跨女」跨性別者不是真正的女性，事件引發了風波，她更被指淪為「反跨性別運動的激進女性主義者」（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簡稱TERF）。羅琳其實是同性戀運動的支持者，但因不認同跨性別意識形態便備受批評，更成為取消文化的受害者。[3] 主張多元的LGBT+群體，往往以歧視作為武器，排斥一切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想取消他們的發言權，只要有一點不認同，就想辦法將這些人驅逐，這樣到底是多元，還是專制？

覺醒主義（wokism）圍繞著平等、公義等範疇的社會問題，特別是要捍衛少數族群，例如反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以及爭取LGBT+群體的權利。[4] 而覺醒的原意是反歧視，但LGBT+群體卻將「歧視」演化為他們「爭取權利」的工具。歧視原意是指基於不正當理由，差別對待某些族群以及限制他們的權利。[5] 在過往的種族隔離政策中，許多的黑人受到勞役以及不人道的對待，所以人們需要覺醒，關注受到歧視的黑人，讓他們重獲作為人的基本尊嚴。而LGBT+群體則再進一步，除了要求消除歧視，更爭取他們想要的權利，例如同性婚姻、以自我稱聲明方式變性等等。當然，一切侮辱、人身攻擊以及不合理對待別人的行為，的確是需要正視及糾正的；但如果連合理差別對待也不接受、將不認同其理念視作歧視，甚至要刪除他人的聲音，這樣的行為同樣是對別人權利的踐踏，無怪乎有人形容這種覺醒文化為思想病毒。而不少人反對性小眾群體爭取某些權利，並不是出於仇恨又或恐懼，而是擔憂社會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價值遭到破壞，兒童不能健康地成長。

是人們覺醒了，還是潮流所使然？

馬斯克曾在訪問中如此說：「我基本上失去了我的兒子」，他稱兒子被覺醒病毒「殺死了」，更發誓要摧毀覺醒病毒。馬斯克的其中一位兒子接受了更改性別的治療，馬斯克稱自己被騙去簽署一些文件，讓未成年的兒子接受變性治療，當時他誤以為若不簽署，兒子便可能會自殺，而兒子則聲稱，青春期阻斷劑等療法能夠挽救跨性別者的性命。[6] 患有性別焦躁症的人是否必須要接受更改性別的治療？若不接受治療，他們的自殺率真的有聲稱的那麼高嗎？英國政府的一份獨立報告指出，欠缺有力的證據證明患有性別焦躁症的兒童和青少年有自殺風險，而提出這種說法的研究，其方法論也很薄弱。研究亦指出，性別焦躁症患者的自殺率並沒有顯著上升。[7]

覺醒文化之所以被稱為文化，因為它是一種潮流。不少的青少年受到朋輩的影響而選擇變性，但一些年日後，有些青少年便開始後悔，希望能回復本來的原生性別。[8] 一項有關覺醒文化的研究，研究人員引用了不同的調查報告，其中一項由ListenFirst公司進行的調查發現，自2020年4月至7月，社交媒體推特（現稱X）充斥著大量附有「取消文化」內容或hashtag（標籤）了「取消文化」的帖文。有關覺醒文化亦研究亦提到，曾經有大學教授要用虛假資料發表一篇文章，該文章竟然獲得專門研究性別議題的學術期刊所接受。[9]

當覺醒成為潮流，甚至成為一個不能遭到批評的意識形態時，它便失去了本來的意義。當一切政治不正確的言論都不能講出口，不能做相關的研究，而政治正確的覺醒思想不斷呈現在電影、電子遊戲、社交媒體中，不少人開始「忍受不了」這股DEI氛圍，社會的反彈自然隨之而來。事實上，被騎劫的覺醒，明顯有著濃厚的後現代味道，它神聖化了個人感覺，就是「我的變性欲望被壓抑，我感覺到不開心，所以他人一定要配合我，消除我的不開心」的幼兒式彆扭。當感覺代替了邏輯，當感覺凌駕於社會利益之上，這根本無法有溝通的可能。[10]

真正的覺醒應該讓人意識到不少的種族受到不合理的差別對待，以及產生的人道危機；虛假的覺醒則是任由人以歧視作為武器來攻擊不認同自己的人，它也誤導一些兒童和青少年認為覺醒才是真理，因此做了錯誤的決定，並且後悔莫及，它更令社會飽受了覺醒思想壓迫，最後引致大規模的反彈。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他與其盟友曾承諾將會撤回拜登政府之前對跨性別人士提供的保護，而為跨性別者爭取權益的人士亦開始轉移向美國最高法院尋求幫助，即使現時法院是由保守派所主導。2024年12月4日，最高法院開始對田納西州禁止未成年人接受性別肯定治療的法例進行審理，外界估計法院有可能支持該項禁令。這類法律在當前的文化戰爭中引起了激烈的討論，它涉及性別認同、青少年的權利以及醫療護理等問題。為跨性別者爭取權益人士認為，有必要維護跨性別者的權益，有關爭議除了涉及跨性別青少年是否可以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和接受荷爾蒙治療，還包括他們可以參加哪些運動競賽項目，以及使用男廁還是女廁。[1]

在Sarah McBride當選美國國會眾議員，並成為首位公開自己跨性別身份的立法者之後，另一位眾議員Nancy Mace提出了一項法案，旨在禁止跨性別女性（生理男性）使用國會山莊的女性洗手間。眾議院議長Mike Johnson亦支持此項建議。2024年11月20日，他發表聲明指：「女性應該擁有女性的專用空間。」他指出，這項新規則將在國會山莊和眾議院辦公樓內執行，同事有需要可使用各自辦公室的私人廁所或國會的無性別洗手間。[2]

2022年，一群來自美國威斯康辛州的父母向該州學區Eau Claire提訴，指控該學區發出指引，鼓勵員工與學生討論跨性別事宜，違背了憲法保障的父母權利及宗教自由。下級法院認為，父母缺乏法律權利或起訴權，亦沒有家長可提供證據證明有關政策如何影響他們或他們的孩子，判家長敗訴，提訴的家長上訴，2024年12月9日，最高法院駁回了有關上訴，維持原來的裁決。[3]

2024年11月25日，美國的地方法官S. Kato Crews拒絕了一項請求，該請求旨在阻止一名聖荷西州立大學的男跨女跨性別排球員參加美國西部山區聯盟的賽事，有九名現役排球員入稟法院挑戰聯盟的政策，認為容讓男跨女人士參加女子組賽事存在安全風險及對其他女性運動員不公平，有關請求最終遭到法院拒絕。[4]

2024年12月13日，美國喬治亞州有共和黨參議員建議，該州應制定法例，禁止男跨女跨性別者參加高中及大學的體育運動項目，這為2025年該州的立法會期的制定了行動的方向。[5]

2024年12月12日，英國歷史最悠久的高爾夫球會——皇家古老高爾夫俱樂部（R & A）推出了一項新的公平競賽政策，表明男跨女跨性別運動員不再可以參加女性專業和精英高爾夫球錦標賽。[6]

2024年12月11日，英國草地網球協會（LTA）更新了規則，禁止男跨女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全國性及協會轄下的女子組賽事，新規則於2025年1月25日生效。[7]

根據西班牙《馬卡報》在2024年10月的一篇報道，西班牙球會歐霸體育會與特拉薩球隊在加泰隆尼亞的女子足球聯賽中對賽，歐霸體育會以3比1勝出，但隊內有兩名球員——Alex Alcaide Llanos及Nil Alcon Labella為女跨男跨性別者，其中一位曾服用荷爾蒙藥物，二人都接受過性別轉變治療，她們的臉上均長出了鬍鬚，事件引起了爭議。Llanos表示，自己已接受荷爾蒙治療五年，不過仍未獲准參與男子組比賽。當地有議員公開批評，指特拉薩的女孩輸給了歐霸體育會，因為她們有兩個長鬍子的球員卻被視為女性，又指邪惡的性別意識形態抹殺了她們的存在。Llanos過去曾在訪問中表示，只要她的身份證仍展示性別為女性，她就得代表自己的性別去比賽，又表示如果她覺得自己有極端優勢的時候，她就會退出，站到一旁。[8]

2024年8月，聯合國就婦女遭遇不同程度的暴力問題推出了一份名為《暴力在體育運動中侵害婦女和女孩》報告，該報告由Reem Alsalem彙編員指，截至2024年3月30日，有超過600名出生時為女性的運動員在29個運動項目中參加了400多場比賽，當中的獎牌數目總計有890多枚，而她們因與跨性別運動員（生理男性）競賽而失去了獎牌。[9]

網絡旅遊平台Agoda與顧問公司Access Partnership共同發表了一份名為《婚姻平權對泰國旅遊業的經濟影響》報告，評估泰國自2025年1月22日起，估算泰國實施婚姻平權法案（同性婚姻）後可能帶來的經濟效益，報告估計在法案生效後的兩年，每年將額外吸引400萬名外國遊客到訪泰國，並每年帶來約20億美元的旅遊收入。[10]

2023年5月，馬來西亞內政部人員突襲多個購物中心的瑞士鐘錶製造商開設的Swatch專賣店，扣押了172隻同志驕傲系列（Pride Collection）的手錶。這些手錶有多種設計，有些錶帶上有六色彩虹，有些則為六種顏色的單色，這些顏色都與同性戀驕傲旗幟相呼應。被指手錶傳遞危險訊息，Swatch提出了異議，該公司表示這些手錶傳遞的是和平與愛的訊息。2024年11月25日， Swatch贏了有關的訴訟，吉隆坡高等法院裁定這172隻手錶是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遭到非法扣押。法院命令有關部門在14天內歸還這些手錶予Swatch公司，並表示若手錶如有損壞，Swatch可以要求賠償。馬來西亞內政部長Saifuddin Nasution隨後表示，政府將等待法院的完整判決，然後再決定是否上訴。[11]

據韓聯社報道，2024年10月27日，南韓教會聯合多個基督教團體，在首爾市光化門廣場、市廳廣場等地點舉辦大規模集會，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主辦單位宣稱有超過110萬名參加者出席聚會，南韓警方則估計參與聚會人數約23萬。大會舉行聯合崇拜，並表達反對南韓同性婚姻合法化及反對國會制定「禁止歧視法」。另外，有持不同意見的宗教團體在當天亦舉辦了聚集，並對基督教團體舉辦聯合活動表示擔憂，認為他們宣揚歧視和仇恨。[12]

本地

政府就公屋、居屋政策及《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被指對同性伴侶不公平的司法覆核案提出終極上訴，終審法院在2024年11月26日頒下裁決，裁定政府敗訴。

終院判詞指，房委會的首要目標是滿足弱勢社群的住屋需求，不應因異性夫婦的生育能力而對同性伴侶施加歧視。現行政策並沒有因為異性夫婦是否已經生育或計劃生育，或是否有生育能力而加以區別對待。判詞又指，異性夫婦申請房屋時不獲保證輪候時間，就算將同性伴侶加入隊伍，只會延長輪候時間，這樣亦不會影響異性夫婦權利。另外，祖孫、兄弟姐妹等家庭組合可以「一般家庭」身份申請公屋，他們和異性夫婦在同一隊伍等候，由此可見異性夫婦權利非獨有。

判詞又指，在海外締結且有效的同性婚姻，是公開作出的承諾，具公眾性和排他性，超越純粹的同居關係，法官認為它與異性婚姻無異。《基本法》第三十七條雖然規定惟有異性伴侶，享有受憲法保障的婚姻權利，並獲得婚姻的法律地位，但同性伴侶向房委會提出申請的權利，並不涵蓋在相關法律地位內。

對遺產法例的爭議，終院法官認為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超越純粹同居關係，屬法例規管下公開作出的承諾，與異性婚姻無異，具有同等密切的關係，而《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和《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的立法目的，與生前贍養責任無關，只關乎死者無遺囑下的財產分配。律政司指同性伴侶無法在香港合法結婚，故與異性伴侶有別，法官認為這是循環論證，有關理據正是針對同性伴侶的差別待遇。就上述案件，終院均判政府敗訴。

特區政府表示尊重終審法院的裁決，會仔細研究判詞並徵詢律政司意見，以決定適當跟進行動。房委會亦表示尊重終院判決，會認真研究判決並會按情況徵詢法律意見，以作跟進。[13]

（資料截至2024年12月23日）

校園欺凌情況在香港時有發生，曾有調查指香港校園欺凌問題亦是全球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若不妥善處理會導致學童心理質素受到影響，甚至出現自殺等危機。無論欺凌者、被欺凌者、學校、家長在欺凌事件上都有很多迷思，當事情真的發生了，學校或會像驚弓之鳥，希望盡快擺平事件，家長又怕得罪學校而啞忍，被欺凌者恐懼告訴老師反遭責罵而沉默不語，這些迷思最終會損害學童的身心靈健康。要校園變得和諧，各人必須調整自己的角色，才可讓學童有一個快樂的童年。本文將列舉一些欺凌的真實情況，而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則會作出一些回應，透過她的經驗，拆解被欺凌者、學校和家長的迷思。

情況一：同學受到欺凌，但不敢對老師說，因怕「攪大件事」，又或怕遭到老師的責罰。

學校的迷思：黃博士提議學校應追尋學生不敢告訴老師的原因，真實的原因可能未必是怕「攪大件事」，這只是掩飾真正原因的藉口，例如學生其實是怕受到老師的責罵，又或怕要好的同學因此而被罰。學校要了解學生不願表達的原因，嘗試協助學生釋懷，令他對學校有安全感。調查的過程並不是為了向家長交代，最重要是保護小孩不會持續被欺凌。

若學生害怕被老師責罵，這種情緒不能忽視，學生可能有類似的經歷，或許見過有同學告訴老師後，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遭老師責罵，心裡有陰影。學校要像冰山理論所說，了解到學生看得見的行為只是冰山的表面，要向學生追查，這樣才能看見水平面之下的冰山。若學生是怕得罪好朋友而影響關係，學校應教導學生先放下「說出真相就影響朋友關係」的觀念，因為你的人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朋友，或者你現在也有很多朋友，而且，亦要向學生解釋，若他真的當你是好朋友，便不會傷害你，做出如此行為。接著，老師也可引導學生思考好朋友做錯事，身邊的人會希望他會變好，告訴他可以改善的方法。在處理的過程中，有些人可能會被罵，但長遠來說對他是有正面影響，因為學生和老師都希望學校能有一個和諧的社群。此外，學校亦要向同學表達欣賞，因為他向別人的好處去考慮及出發。

被欺凌者的迷思：自己被欺凌，但不願意對老師說，因為怕老師反過來鬧自己，又或是怕對方受罰。黃博士認為同學應換個角度去思考，這是幫助對方明白這樣做不妥當，他可以透過這件事令對方知道自己做錯。同學不要集中在對方的行為上，而是想要令這個朋友變好，幫助這個朋友變得更受別人歡迎。

此外，老師有時說話大聲一點，學生誤以為這是責罵，家長可以教導孩子，有時老師或許講話比較直接，其實不是想鬧他，是希望他明白事件的後果，並鼓勵他主動與老師溝通。

情況二：學校得知欺凌事件，是否交給訓導主任處理最適合？若發生欺凌事件，是否應由女社工輔導女同學，男社工輔導男同學較好？

學校迷思：學校若知道有關欺凌的事件，通常學校答應家長三日內會調查並回覆家長，跟進事件的工作一般會分成兩部份，一是要作真實性的調查，二是學童情緒的處理。由於被欺負的同學會有恐懼，處於下風，情緒可能未紓緩，此時，學校切忌把事件當作同學之間玩耍看待，因為這會忽略了當事人的情緒。黃博士稱，老師應該與學童作分開面見及調查，不要安排欺負者與被欺負者一起作「對質」性的溝通，因為弱的一方很難在強的一方面前說出真話。最好能有兩位老師進行獨立的調查，兩位老師不會預先交流，而對同學的提問是一樣的，並抽取一些見證事件的同學來問，有交叉檢查的作用，從中了解個案的真實性，收集足夠資料後才進行正式會議，商討跟進對策。

家校合作十分重要，家長與班主任聯絡，班主任應成為調查組的核心成員，保持與家長的溝通，若有需要交給第二位老師處理，第二位老師最好也聯絡家長，以索取家長第一身的感受、憂慮及情況。調查結束後，主導的老師應主動與家長溝通，把結果告訴家長。若事件較為嚴重應由訓導主任、社工及班主任合作處理，理想是由訓導致電家長，讓家長知道最真實的情況，而不應由班主任代說。由於學校未必能聘請一男一女的社工，若不是嚴重的風化個案，社工必定有其專業的能力可以應付，無分男女。

情況三：家長知道子女被欺凌，向學校投訴會否培養子女投訴文化？

家長迷思：家長可以用身教去教導子女認識投訴的界線，例如一個管理員在當值期間睡覺，我們應該如何做？若果不投訴，大廈的住戶可能會有安全的危險，所以在這樣的體驗下，引導子女思考投訴是出於好意，並不是想管理員有壞的影響。家長亦可以教導子女如何向老師表達自己的感受，一些具體句子、表達方式都可以令他們易於表達自己。黃博士舉例，家長可教導子女說話不要含有判斷性，不要說人家轉述的事，只說自己親眼見到的事情，如：「我見到有同學這樣做」、「我覺得都需要話俾老師聽」、「我親耳聽到有人取笑他」、「我見到這件事可能不尋常，可能有不妥」、「我現在話俾老師聽，請老師判斷」等等。此外，家長亦可教子女在甚麼情況下告訴老師，例如最好在沒有人的地方，因為若有同學聽到，有機會增加心理壓力。若欺負他的人不在現場，他會更容易去表達自己的感受，安全感大點，令事情更加正面。若是低年級的學生或較害羞的學生，家長可以與他一起同行，說：「不如我先與老師說，然後你再講。」切忌對老師說：「你罰這位同學吧。」因為罰與不罰最終是由老師去判斷，把事情說了，老師便會去調查。如此在家校合作下，最終能幫助學童健康快樂地成長。

情況四：學生不願與老師分享，家長可以如何做？

學校迷思：若學生不願與老師分享，這已是信任的警號，在同學心目中，老師在學校很有權威，故學校要建立關愛的文化，促進良好的師生關係。透過學校的成長課，便是好的機會讓學生分享生活點滴，遇到與價值觀違背的事情，老師便可以加以指正，例如讓他們明白好朋友是不會傷害他們的。黃博士稱，學校要刻意安排班主任課，生命成長課，這些課堂可以讓學生與老師有時間溝通對話，表達心聲，不可只追趕課程。

總結

有時，學校因經驗及人手不足，未必能處理所有情況，家長也可以尋找專業的意見，並與學校合作，多體諒。當然，家長也要特別留意小朋友，若放學後發現他們身體有瘀傷、指甲印等，就要加以警覺。學童未必有判斷輕重的能力，他們或許以為是小事而不與身邊的大人說，但有些事，若不說只會加重其嚴重性，故此家長要與學童多溝通，最好是由大人去判斷事件的嚴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