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單戰兢社關路

或許有不少人聽過人本主義精神分析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所著的《愛的藝術》，但它只是「藝術三部曲」中的其中一本，除此之外還有《聆聽的藝術》以及這次會介紹的《存在的藝術》。

進入《存在的藝術》內容前，筆者認為由台灣諮商心理師蘇俊濠為本書撰寫的導讀，能讓人有充份準備才進入本書的主要內容。他能精準地分析現今世代的常態，從而引入佛洛姆的思想對當今世代的反思。蘇俊濠指出，在現代社會中的性經濟、性解放、性自由等，其實是人們在不知不覺中被自戀和商業化所奴役，將自身「物化」再加以性化的產物，人們還會用一句「為何不可？」（Why not?）來合理化這樣的行徑和現象。而在網絡上，現今所掀起的風潮，就是人們都被影像催眠而變得自戀。另外，一些怪誕、無聊、低俗等等的內容，讓人沉醉於「幼兒式的滿足」，同時這也是利用性、攻擊、犯法等的流量密碼換取金錢的荒誕現實。

佛洛姆在《存在的藝術》中所帶出的主軸，就是「重存在還是擁有？」的問題。當一個人注重「擁有」，著眼點便會放在「我擁有了甚麼」而不是存在的本身。人們容易被商業化的社會所影響，不斷量化自己的一切，例如以網絡上的點擊率和「like」的數目來決定自己的價值，或成為著重感官刺激的肉體，他們同時對「我是誰？」的問題怕得要命，他們不敢回答，也不懂得回答。

而著重「存在」的人會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標為何、如何貢獻他人，不斷尋求學習以及了解自己。至於如何邁向重視「存在」的心境，佛洛姆強調一個人要進行「自我覺察」，在寧靜的空間，感應自己的內心世界。書中亦有提及一些操練，某些操練涉及其他宗教，讀者當然不必試著做，只是認識一下別的宗教內容，亦無傷大雅。書中提及的操練重點，主要是將人導向重「意志」而不是「感官」的思考模式。

「重存在還是擁有？」的問題，現代人難以回答，但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自己是可以選擇的。如果想要感受「存在的藝術」，便要試著擺脫一切商業世界所賦予的假象，如「自戀」、「流量」、「性自由」等，這樣或許可以幫助你活在當下。

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人生有如棋局，有時下錯了一步棋，就算不會立即輸，但亦隨時會令自己身陷困境、損失慘重，因此，小心思量每一步，是人生的重要功課，在教養孩童的時候更當如此，因為三歲定八十，有些事若一早烙印在兒童的心中，恐怕日後要花一倍、甚至好幾倍的功夫才能改變過來，就如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影響著我們對下一代的教養方法。而在當前科技高速發展的環境下，我們的日常生活已離不開電子產品，無論通訊、娛樂、查詢、購物、以至出入屋苑和乘車，沒有手機有時寸步難行，但正因如此，不少父母都以手機作為電子奶嘴，讓幼童消遣以及讓自己有更多休息的空間，但電子奶嘴的遺害卻絕對不能忽視。

不單在家庭，在教會和社會，有時當遇到嚴峻的挑戰時，亦可能會以錯誤的行動回應，例如當堂會奉獻收入減少，一些堂會很自然會首先考慮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或差傳事工的奉獻，誰不知堂會愈退縮卻可能愈萎縮。當政府因為財困便考慮以最方便快捷的方法，增設運動賭博的項目（如籃球）以增加稅收，後果卻是令更多市民（特別是青少年）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徒。賭博對貪慾的刺激，有時和復仇心態差不多，會令人愈陷愈深，最後不能自已。

當然，這樣說不是要否定一切，而是要大家在一些會對自己和其他人有深遠影響的事情上三思而後行，就像下棋一樣，有時有危才有機，正如人工智能（AI）在高速發展，甚至可以作曲、拍片、出報紙，這是危、也是機；一子對，也許會化腐朽為神奇，一子錯，卻教人追悔莫及。

復仇心理離我們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但每個人總有經歷過想復仇／報復的時刻。復仇心理一旦出現，便會使人坐立不安，想令仇敵盡快受到該受的傷害，亦即是企圖用傷害他人的方式紓緩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前陣子在Netflix上架的劇集《混沌少年時》，講述青少年面對的校園欺凌問題，有學者便指出，本港約有八成的校園暴力屬於受欺負的復仇者所為。[1] 可見復仇想法不容忽視，情緒一旦得不到適切處理，便會陷入復仇行動的惡性循環。那麼，到底「復仇」是怎樣的一回事？如何令它消除？如果復仇是每個人心裡都會產生的心理現實（psychological facts），是否也有其正面意義？

復仇的正面意義？

研究過復仇與寬恕議題的學者麥卡洛（Michael McCullough）在其著作《超越復仇》裡提出：「復仇慾不是某些不幸者深受其害的一種疾病，而是人性的一個普遍特徵。」[2] 亦即是說，復仇的行動有其適應性，它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同時能促進社會更加合作和阻止負面行為。

麥卡洛又與另外兩位學者著書，提出了三種復仇的正面意義。第一種，就是直接透過復仇的行動來震懾入侵者，因為當他意識到復仇行動的出現，就會停止冒犯行動，這樣能夠直接阻止他再次做出傷害行動，情況就如監獄或黑幫文化一樣，讓人深切知道若然做錯事，就會遭人尋仇；第二種，就是透過針對特定行為的復仇來建立自己能夠接受的界線，以避免將來發生同樣衝突；第三種意義比較間接，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避免因看守疏忽而令同伴被動物襲擊致死（間接殺死同伴），看守者會擔心遭人報復（正當懲罰），而想辦法做好看守工作，即某程度上此種復仇形態是一種強迫的利他行為。[3]

雖然學者所提出的見解，都是受進化論影響，並將復仇行動合理化，但不能否認，復仇或多或少是一種出於人類本能的反應，為要保護自己和紓緩自己的痛苦情緒。不過，麥卡洛同時也提出：「寬恕的潛能也是人性的一個固有特徵。」[4]

復仇的感覺沒有想像中好

就「復仇」的行為而言，如果它真的有正面果效，按照「道理」和「邏輯」，完成復仇後的滋味，理應如話題韓劇《黑暗榮耀》所展示的結局一樣，女主角會感到舒暢無比，得到所預期的安穩與歡愉，但為何現實中復仇後的感覺總是令人不好受呢？現實也有一些家長教導孩子要「以牙還牙」，要學懂反擊，「打贏場交」，不要被別人欺負。當父母不懂得教導孩子如何應對衝突時，便會用這套方法。不過其實復仇行動除了感覺不似預期，甚至會令人陷入復仇循環。

心理學學者曾經透過遊戲來進行實驗，並將結果發表在一篇名為“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復仇的矛盾後果）的學術文章裡，發現在遊戲中，有玩家有機會懲罰其他玩家，並預期自己在作出懲罰後會感覺良好，但實際上他們比沒有機會作出懲罰的玩家感覺更差。[5] 這種期望的落差，讓復仇行動無法真正治癒自己，也無法令負面情緒得以紓減。同時，那些被報復的人，很容易又會覺得對方的復仇行動過火，於是又向對自己復仇的人復仇，冤冤相報，陷入無止境的循環。而那些沒有機會復仇或沒有選擇復仇的人則自我強迫地繼續前進，因為開始專注其他事情而感覺快樂。

進行上述實驗的學者又提出，實驗結果顯示，復仇行動引發的愉悅反應與懲罰者所預期的相反。復仇行動會延長懲罰者的愉悅感受，而懲罰行動會使懲罰者繼續想著曾經冒犯過他們、又遭他們懲罰過的人（而不是忘記）。[6] 可以想像得到，即使退一步回到復仇之前，在未執行任何行動前，一直想著要復仇的人，會想盡辦法讓自己保持復仇的衝動，即讓自己的傷口繼續淌血，否則它就會因時間過去而癒合。復仇某程度上，其實就是在傷害自己。

讓復仇者獲得釋放

復仇心理的確未必會出現在每個人身上，因為它是一個看待事情的反應，即每個人面對同一件傷害性事件，都不是必然有復仇的想法。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在2024年發佈「2024高小學生校園欺凌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學童曾被欺凌，四成的受害者表示想復仇。那麼，從另一角度來看，還有約近六成的受害者未必想要復仇。[7] 當然，可能他們的恐懼比復仇欲望更大。另外，也有不同的研究指出，高達20%的謀殺案和60%的校園槍擊案是與復仇有關，因此實在需要好好關注嚮往復仇後快感所引發的問題。[8]

解脫復仇者方法一：幫助受傷者重獲力量，助他們找到出路

著名小說《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篇名為“Revenge is Sour”（復仇是酸的）的文章指出：「復仇是一項行動，在你毫無力量的時候你會想做這件事，而且正因為你毫無力量你才會想做，一旦無力感被移除，復仇的欲望也會隨之被蒸發。」[9] 的確，在遭遇欺凌時，在權力關係上，受害者總是無助的，是感到無能、毫無力量的，所以會有復仇的願望。故此能夠幫助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主動提供幫助，助他們找出路，讓他們知道不是自己一人，是有隊友在他們身邊的，讓他們重獲力量。

解脫復仇者方法二：讓無助感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在《真相與修復》一書中，講述了不少關於性剝削的故事，那些性侵受害人被刻意孤立，當不同人士為她們發聲、伸出援手時，原本想報復的人，她們的報復心態，被轉化成義憤。[10] 當被孤立的人得不到幫助，在無助的情況下失去公義得到彰顯的機會，有些人或會因此將報復心態化為狂怒，累積成為復仇心切的能量，但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其無助感便有機會被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雖然復仇心理是人類在受到傷害時的本能反應，但其後果足以引發巨大的災害，復仇循環也是這樣出現。同時，上文提出的研究都表明復仇的實踐並不能夠帶來預期的愉快心情。除了即時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如果有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教導，提出人具備寬恕的潛能，就如麥卡洛所言，寬恕的潛能乃是人性的固有特徵，這絕對比起提出「以牙還牙」更能幫助受害者。別以為學習「寬恕」是放過別人，其實更多的是放過自己。

2025年3月29日是明光社的開放日，當日的活動分為五個時段舉行，由本社董事和總幹事分享我們關注的各項議題和介紹我們的工作，全日約有100人次出席活動。

子女嚷著要手機，父母怎麼辦？

第一個時段由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擔任講員，她表示子女打機的問題往往令不少父母掛心，但她認為父母不用將打機視為錯誤，而是要教導子女自律。父母需與子女一同制定使用智能手機的時間表；而限制使用手機的規則，除了子女，父母也要一同遵守。

與躺平一代尋夢想

第二個時段由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擔任講員，他指出這世代的青少年最需要的是盼望。而人們常常將夢想與職業掛鈎，但他指出夢想其實不是指向職業，而是指向人的性格、能力和價值觀。如青少年夢想是做巴士司機，背後可能是渴求操作大型機械，家長和老師可把握機會與青少年傾談，鼓勵他們建立自己的能力，實踐夢想。

現今香港教會的社關路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博士在第三個時段指出，行公義好憐憫是上主的作為，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當中的信徒群體應關心自身的世界和社會。雖然社會關懷不等於傳福音，但傳福音卻不能與社會關懷分割。今天香港說話的空間好像少了，但在信徒自身的崗位，無論是在家庭、學校、教會、工作場所也需要行公義好憐憫，讓自己成為他人的祝福。

跨性別運動對社會的影響

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在第四個時段指出跨性別運動的三大趨勢：性別主觀化，以主觀心理性別取代客觀的生理性別；變性低齡化，鼓勵未成年孩子變性；提出「反歧視」訴訟，以法律懲罰反對跨性別運動人士。他認為教會必須正視性別議題帶來的挑戰，也要作出信仰反思，持守信仰之餘，也要關懷變性人和跨性別人士。

離婚的法律考慮

私人執業律師丘志強先生在第五個時段分享了家事調解的工作，當夫婦的婚姻出現問題或考慮離婚，需要旁人協助，除了循法律途徑，也可透過家事調解來解決問題，此方法能減少對雙方的傷害。調解員會以中立的立場，找出雙方的爭議點，探求和擬定解決方案，促進溝通助爭議，助夫婦達成協議，以和諧方式解決問題和衝突。

十年磨一劍，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在慶祝一百週年的時候出版了《香港教會人物傳》（第一冊），十年後出版了第二冊，能夠在書中榜上有名，首先第一個條件是已經跑完當跑的路，回到天父的懷裡。第一冊所記述的主要是與聯會息息相關的華人教牧和在不同領域有貢獻的信徒領袖。而第二冊則添上許多與香港早期教會發展有深厚淵源的傳教士，包括大家較為熟識的何明華、劉福群、汪長仁、戴紹曾……不少名字聽起來還以為是中國人，那一代的宣教士對中國和香港的感情十分深厚，有些甚至退休後亦沒有離開，死於香港。

另一方面，第二冊記述了許多大家更為熟識，不少更是大家聽過他們親身教導的華人教牧和信徒領袖，如金新宇、李非吾、麥希真、陳喜謙、張慕皚、沈宣仁、費明儀、聶錦勳……對於一些他們曾經牧養或教導過的弟兄姊妹來說，相信不少片段仍歷歷在目。

讀人物傳記的最大得著是溫故知新，每個年代也有每個年代的難處，但每個難關都有神忠心的僕人繼續在牧養和帶領祂的羊，我們所遭遇的並不是甚麼空前絕後，令人痛不欲生的世紀大災難，先賢無論在任何環境，都繼續忠心服侍、至死方休的精神，讓我們看到神奇妙的帶領和作為。香港的信徒有時目光太窄，只看到眼前的難處，只看到自己的堂會，而缺乏了歷史感和國度的視野，將自己的問題放得太大，忘記了我們其實是與歷代的教會和聖徒相通的。

由於本書收錄的名單很長，書中很多人物的生平事蹟都只能簡單概述，就像一些小品文章一樣，不過，正好方便讀者可以在不同的時候偶讀幾篇，從不同人物寶貴的人生經歷中刺激我們好好反思自己的人生和事奉的態度。「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來十二1）。

一位名為Joseph Politano的經濟分析師及數據記者，在一段YouTube影片中，提到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不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他甚至認為AI會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而不是令它減少。他借用過去的歷史來證明科技變革雖然淘汰了某些工作，但創造的新職位數量遠遠超過被取代的職位。事實真的如此嗎？不少網民回應Politano的言論，有的表示：「這太愚蠢了。現在我認識的人之中，因人工智能而失業的人數多得驚人。我在娛樂圈工作，我大概認識50多人，他們有文案撰稿人、有插畫師，有編輯，他們有的直接失去了工作，即使是自由工作者，亦因人工智能而減少了一半的工作。」有從事字幕工作的合約員工指出，AI做了他工作容易的部份，他的工作量確實減少了，但難度卻增加了，工作機會減少，薪金亦有所縮減。[1] 這些反對之聲都很真實。每一次工業革命的出現，都為人類帶來極大影響；然而是次工業革命4.0，與之前出現的工業革命，性質上迥然不同。

1760年，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展開，它為英國及歐洲等國家帶來豐碩的利潤。[2] 蒸氣機等發明開啟了工廠生產模式，史無前例地提高了人類的生產力，產量增多，價格亦下降，但它有利亦有弊，壞處是人們為了營運工廠，投入了水、樹木、土壤、岩石和礦物等，令寶貴的自然資源減少及流失。大自然也開始受到污染，1750年以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其濃度維持於百萬分之275至290體積比（ppmv），到了2017年已攀升逾400ppmv。[3]

大自然受到挑戰，人類亦不能倖免，蒸汽紡織機取代了紡織員工，不少人為了生活便轉而學習操作機器，並且投身於刻板的流水作業式工作，遵守著嚴厲工作規條。這次革命，人們失去了較為自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工作，但仍面對不少工作機會，因為大量工廠的設立，創造了不同的工作崗位，例如需要工人去掘取煤礦以維持電力，而紡織原材料的增加，令印染工人的需求亦增加。工作機會多了，但人們的健康卻未得到保障。當時的工廠沒有安全措施和指引，工作環境極不安全，而工人聚居的地方，環境也是極其惡劣，斑疹傷寒、霍亂、天花及結核病等傳染病都威脅著工人的健康。[4]

第二次工業革命始於1870年，這段時期科技大放異彩，很多行業在科技上都有突破性發現，新發明的出現加速了發展，特別是在能源、材料、化工及醫藥等範疇。除了產量更上一層樓，微型發明的研究活動，也讓開發工作變得有效，更能迎合生產上的需要。[5] 以石油能源作為發電的方式促進了大規模生產、通訊技術和化學工程的發展，例如硫化技術改進了橡膠材料的品質，飛機及鐵路軌等建設也徹底改變了運輸業，亦促進了貿易和人口遷移。[6]

不過，第二次工業革命同樣帶來污染和令自然環境受到破壞，[7] 至於工作方面，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相比，人們需要學習更高水平的技能，例如，汽車出現之後，馬車「司機」便要從駕馭馬匹轉而學習操作機器，而當時學不會的「司機」，還可以在求職市場上找到不同的崗位，因為消費主義抬頭，不少商人渴望打造自己的王國，令擴建工廠變成了勢在必行的事情。另外，大型購物中心亦相繼出現，這意味著鋼鐵業、家電業、零售業等需要大量管理人才和員工，中產人士因而提升了經濟地位。[8] 但關於技術人員，以美國為例，在1940年開始出現中層技術人員數目不足的「空心化」情況。另外，由於年青人寧願進入企業工作，那些由傳統工匠師傅把技能傳承給徒弟的行業，在社會上漸漸式微。[9] 而大企業對財富及資源的掌握，也令貧富懸殊的狀況在社會日漸形成。[10]

如果說第二次工業革命為工人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及財富，第三次工業革命令勞動市場出現了結構性變化。20世紀下半葉開創了資訊、數位化、半導體、大型電腦、個人電腦及互聯網的天下。[11] 與前兩次工業革命相比，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出現節省了更多勞動力，更多低技術工人因而失去工作。國際勞工組織僱主活動局負責人Deborah France-Massin表示，柬埔寨、印尼、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的低薪工人，需要重新為自己定位，僅有工資低廉的優勢已經不足以令他們在勞動市場佔優勢。[12]

第三次工業革命發展之際，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創辦人Klaus Schwab創造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詞，並在2016年出版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書，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涵蓋人工智能、機器人、物聯網、無人駕駛交通工具、3D打印、納米技術、生物科技、材料科學、能源儲存及量子計算等諸多領域。[13] 第四次工業革命其後又被稱為工業革命4.0，根據新加坡國有控股公司出版的《淡馬錫年度報告2023》，在是次工業革命中，更多工作崗位被自動化機器、裝置等取代，而受到人工智能的影響，更多中等技能工人的工作受到威脅，社會的不平等將會加劇。[14] 從工業革命開始，人們若不想失業，惟有接受技能再培訓來提升自己的能力，問題是在工業4.0時代，有多少面臨失業的人士，有能力掌握新技術？即使他們學會了，誰又可以保證他們的崗位不會再被取代？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人類過去經歷的變革截然不同」。[15]

工業革命4.0涉及多個範疇，而在當中相信AI及其相關的深度學習，最讓人類深感不安。有YouTuber表示，其他工業革命「都是用來增加產量的，它是對生產方式的革命，而AI人工智能迄今為止，我的感覺它都是來毀掉你的工作的，是用來替代人的，它是對人的革命，這才是本質性的不同。」[16] 這位YouTuber的說法或許有些誇張，卻不無道理，雖然AI的興起創造了不少職位，市場也用相當高的薪酬聘請AI工程師，但其發展及影響之快，是超乎人想像的。例如以前的「司機」無馬可馭，只要學會駕駛汽車，便能以此為終身職業，但現在呢？無人駕駛的智能車如「蘿蔔快跑」，在內地已開始上路載客，那麼人類司機何去何從？一開始，司機可以轉型為駕駛AI訓練專員，在測試期間坐在主駕駛座監控自動車的運作。[17] 之後，他們便得退到後台成為安全員，透過螢幕監察車輛在路面的情況，待車輛出現狀況才幫它排難，但這時，一個安全員可以負責好幾台車，變相減少了所需的人手。[18] 將來不單司機、低技術的工人受到威脅，工匠手藝失傳，上文已提到，平面設計師、文案撰稿人、插畫師，編輯等都有機會加入失業大軍，失業之後，他們能加入AI行業嗎？即使他們接受培訓，轉型到AI行業，AI行業又能給他們多少發展空間？高技術一時學不來，低技術的競爭激烈，而隨著AI的自學能力愈來愈強，日後可能連低技術的工作都會漸漸式微，只需要精英中的精英參與運作。諷刺的是，在美國，科技產業出現的失業率，由2024年12月的3.9%，升至2025年1月的5.7%。[19]

身為人類不應該自限，面對新技術出現，不應該認定自己一定無法跟上並停止學習，但各地政府亦不宜太樂觀，認為所有人都有AI的觸覺，可以輕鬆轉型，對於一些天生只善於文字處理而對相關科技工作不甚了解的人，不能隨便責怪他們不思進取，縱然他們居安思危，想辦法吃「肉糜」，努力轉型，但就算多努力，現實中他們有多少人會被AI搶走工作機會？話說深圳福田區政府已「聘請」了70位「AI數智員工」，因著DeepSeek的技術，它們能從事應急管理、公文處理、招商引資等政務工作。[20]

世界大國誓必發展AI，但發展的同時，實在需要考慮科技對大自然及人類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提前構思保護地球及保障人類的措施。

《越工作，越自由：最大的探索，最豐盛的人生》
作者：Emily Liu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流出版
出版年份：2023年

一個準大學生開學前去百貨公司當兼職售貨員不算奇，一個大學生一邊讀書，一邊兼職擔任英文導師，同樣不足為奇，但有人在每次攀上事業高峰時，都會毅然放棄高薪厚職另覓新工作，則會讓人好奇，不禁問為何如此做？此人正是《越工作，越自由》的作者，要知道她不是因為工作怠倦才離職，正如她書名所言，她可是愈工作愈快樂。

一般人不愛上班，老是想著毋須上班的日子，又或是只想透過上班賺取生活費，作者可不是如此想，她區分了工作（work）及職業（job），認為職業是單獨存在的，不同職業列出了不同條件，等待人去應徵以滿足各條件，它像一件均碼的制服，因此有人穿得舒服，有人覺得不合身。工作卻不一樣，它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人替它賦予意義，就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作者從不追求職業，只要她覺得一份工作沒有給予她自主性及目的性，縱然坐擁最高位置，她都會退下來，尋找另一份對她生命有意義的工作。

甚麼是生命意義？在作者眼中，如果一份工作，既能證明人的自我價值，又能達成其生命特殊目的及意義，便是一份有生命意義的工作。這裡說的目的並非追趕業績，而是它讓人感到自由，喚起人工作的熱情。生命意義是內在的，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作者在工作的過程中探索自己，而探索和創造是她生命的主調，她的才能是領導者。

作者建議人們可以把工作視為蒐集個人能力拼圖的遊樂場，在每一項新的工作中，可以設定自己為老闆的角色，訓練自己的自主性而不是認為自己是社畜，她亦提議人要保持好奇心，對每樣事情都保持謙卑的態度。作者一路走來，便是如此，而每每到了能力無法再提升時，她便辭職不幹，轉移到完全不熟悉的行業去。大學生時期她成為了英語老師，畢業前已經進身英語學校的管理層，但她發現可以學習的東西差不多了，於是主修日語的她便跑到日本石油探勘公司，文科出身的她每天與理科出身的男性一起打拼，之後她被邀請到一間企業集團工作，新工作很不簡單，因為老闆開宗明義要她成為她的分身，替她下達命令，作者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她對老闆的位置不感興趣，她只想繼續探索與創新，最後她於英國及美國擔任全球流行預測分析師。

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命主調都是探索和創造，但「只有你的內在渴求，可以在夜晚呼喚你，在白日帶領你，堅定地往你要去的方向……任何無畏懼的探索，都會構築一條對你獨具意義的道路。」就如作者提到一位服務員，當他隨時留意客人的一舉一動，把服務做到極致，她認為這位服務員已自主地工作，而不是視它為一份job。

今年日本會大地震嗎？
對於地震，你認識多少？地震原來有好多種？
甚麼是地震震級？烈度又怎樣計算？
香港是處於地震帶嗎？要怎樣防備才好？

對於一些視日本為「鄉下」，作為外遊時必然選擇的香港人來說，今年7月還會去日本玩嗎？這實在是一個困難的決定。除了早前在網上流傳7月日本會發生海嘯的「漫畫預言」外，[1] 日本政府也作出了警告：未來30年內南海海槽發生「巨大地震」的機率上調至超過80%，關東至九州一帶的太平洋沿岸有可能面臨超過10米的大海嘯，或會造成高達數十萬人傷亡，和高達1.81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這份本來作為長遠警告的報告書，在香港的媒體中，卻變成了「今年會有超過80%會發生地震」的解讀，使不少港人都不敢於暑假期間到日本旅行了。

在這些陰霾之下，3月28日，位於歐亞與印度板塊活躍邊界的緬甸發生7.6級大地震，除了震央古城曼德勒受到嚴重破壞外，連距離超過1,000公里外的泰國首都曼谷也被波及，造成大廈倒塌的傷亡事件。[2] 大家不禁要問：香港雖說並非處於地震帶，但萬一日本或鄰近地方發生大地震時，也會波及香港嗎？

地殼移動與太平洋火環

按現代地質學的理解，地球地殼可分為七大板塊，[3] 而圍繞著太平洋板塊的邊界被稱為「環太平洋地震帶」，也就是大家時常聽到的「太平洋火環」（Pacific Ring of Fire）了。這個火環呈馬蹄形，長度達40,000公里，火環正是不同板塊的交界，導致地質環境相當複雜和不穩定，其上一共有452座火山，還有一連串的海溝、火山弧、火山帶，是劇烈的板塊移動地帶。有統計指，地球上有約90%的地震都是發生在這個火環之中。[4] 由日本的火山活動與地震，到史上最強烈，造成20多萬人罹難的2004年印尼大地震，甚至在美國西岸的三藩市，也曾被這個火環的地殼運動所波及。

地震與海嘯，震級與烈度

而要描述一個地震的規模和破壞能力， 通常會以「黎克特制地震震級」來表示由震源釋放出來的能量。[5] 值得留意的是，地震震級每增加一級，表示能量增加約32 倍，相隔兩級的震級，能量則已相差達1,000 倍。所以大家不要看輕那些地震級數的「小數點」，因為就算只差「零點一級」，其實都已經達倍數的分別了。

至於地震的影響和破壞程度則以「地震烈度表」來表示。烈度的評測是由震動對個人、家具、房屋、地質結構等所產生的影響來斷定，亦可透過地震區域的地震加速儀數據來估算。香港以至許多地方都採用「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來表示地震烈度。 一般來說，距離震中愈近，受地震的影響便愈大，烈度亦會愈高。[6]

而除了上述的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日本和台灣則採用了不同的地震烈度分級制，將烈度分為 8 級，其中5級（強震）及6級（烈震）因級距區間較寬，不利區分災情差別，所以就將5級、6級再分別細分為「5弱」、「5強」、「6弱」與「6強」。大家不要因一個「弱」字，而誤以為地震破壞力比較弱啊，因為即使是「5弱」烈度的地震，也會令大部份人感受到恐懼，並想抓住穩固的物體。[7]

海嘯則是因海底以下或近海底的地震所引發。當海嘯波移近岸邊淺水區時，波速會減慢，波高陡增，可形成十數米或更高的水牆，也可能造成比地震本身更大的破壞。有記錄以來，最具破壞力的海嘯發生在2004年12月26日，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部的印度洋海底發生9 級地震，引發災難性海嘯，海嘯波及印度洋沿岸的所有地區，導致20多萬人死亡，逾百萬人流離失所，造成數十億美元的財產損失。[8]

不過，相對由地震和海嘯帶來的自然災害，其實引發更大傷亡的，往住是由人類自己造成的「二次災害」：由設計不周的福島核電廠引發核災事故，到原本不是緬甸地震震中地區的曼谷，卻有大樓在地震期間倒塌並導致47人死亡，當中的設計失誤和偷工減料，被認定是導致意外發生的主因，而這些情況，本身都是可以避免的。[9]

那麼，香港人何時才可以去日本？要找個「師父」預測一下嗎？

日本當局一向十分重視地震調查，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在2013年發佈了「南海海槽」的地震活動長期評估報告。根據歷史記錄，自684年的白鳳地震（又稱天武地震）以來約1,400年間，南海海槽每隔100至200年便會發生8級或以上的巨大地震，而當中最大的地震是發生在1707年的8.6級寶永地震。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的長期評估，推算出大地震重現週期約為88.2年。以此推算，對上一次8級或以上的地震是發生在1946年的昭和南海地震，與現在相距79年。所以最新評估，就得出了「南海海槽在未來30年內發生8至9級地震的概率，為75%至82%」的結論。[10]

要理解的是，日本發出的地震預測報告，不是針對今年，而是「未來30年」的機會率。如果因這個「75至82%的警告」而在今年決定不去日本旅行的話，那麼，在未來30年其實也是不能去的，但這可能嗎？

況且，與風暴預測不同，以現今的科技，仍然未能對地震的發生時間、震中位置及烈度等，作出具體預測。當地震發生時，不同類型的地震波會在地球表面和內部傳播，由於它們的傳播速度不同，到達地表的時間也會有異，監測儀器可偵測到先到的縱波（或稱P waves），並在隨後出現的橫波（S waves，通常都有較大破壞力）來臨前的十數秒，發出緊急避震警告。別小看這十數秒的時間，這可是「生死之間」的分別——自小已接受防災訓練的日本市民，知道首要是保護頭部，走往桌下等安全地方避災，也在事前準備好緊急食糧和工具——這可是訓練有素的成果。

香港人，也要擔心地震嗎？

香港人應該為到地震而擔心嗎？是，也不是。

先說不是：香港距離環太平洋地震帶超過600公里，故香港發生大地震的機會較低。理論上，香港處於中國東南沿海地震帶內，這地震帶大致可分為會昌、河源、廣州、靈山的內帶和泉州、汕頭、陽江的外帶。這地帶有可能發生有感地震，但其破壞力則會較小。

相對而言，香港較多是面對風災的風險。在預防災害方面，香港的建築物因有完善的抗風災結構，對大風吹動引致的搖動有很好的防護設計，這間接地對地震震動也有正面的保護作用。不過，更好的建築物規格，也需要人嚴守執行才有用，如像泰國曼谷在地震中倒塌的大樓那樣偷工減料，那就真是「神仙」都難救了。與其心驚地震，不如提防小人和人禍更為實際。

至於「是」，則是因為香港人喜歡到日本、台灣等地旅行，這些地區都是位於「太平洋火環」內，遊客從來都要面對地震和海嘯風險。在前往地震高風險地區時，可預先登記香港和當地政府的外遊提示服務，也可選購一些避災用品，甚至到當地的避震教育中心見識一下，知多一些，風險自然小一些。

去年9月，我在台灣騎機車時遭遇車禍，被從後方的車撞倒，當場昏迷，我被送往醫院急救，住院近一週，之後又在家休養了四個月。至今，左肩旋轉肌仍有撕裂疼痛，需要長期復健與治療。

車禍後，我出席了調解委員會的會議，但對方拒絕和解或賠償。我惟有選擇報警，並提告對方過失傷害罪。台灣的交通事故可同時提起民事與刑事訴訟，第一次的審訊是在地方法院檢察署進行，屬於較簡易的程序。若未能達成處理結果，案件將轉交法院進一步審理。

那天，在檢察官面前，我站著，看著播放的監視錄像，清楚看到對方將我撞倒。但讓人震驚的是，對方當場否認一切，堅持說他「沒有撞我」，我對此啞口無言。眼前的畫面明明如此清楚，卻有人敢「擘大眼講大話」（睜開眼睛說謊），我心中湧現出難以言喻的委屈與不解。

但我也知道，每個人面對錯誤與負責任的方式都不同，當中可能出於恐懼、想逃避，也有不願意面對的軟弱。

我不是想讓他受甚麼重罰，我只是希望有人願意承認事實。那一刻，讓我深深體會甚麼叫做「受傷的不只是一個身體」，那種無力感、那種真相被否定的痛，是很扎心的。

回家的路上，我反覆問神：「主啊，這就是祢的公義嗎？為甚麼真相擺在眼前，仍有人能否認？」

那時，我想起以賽亞書二十八章17節提到，耶和華以公平為量器，以公義為準繩。

人間的制度或許會失準，人心也會偏頗，但我所信靠的神，不打盹、不偏待人。祂是公義的源頭。祂所看見的，沒有人能否認；祂所審判的，沒有人能逃避。

我不否認，那天的經驗幾乎讓我對法律制度失望，也曾聽人說，台灣的司法制度傾向「人治」而非「法治」。但信仰提醒我：「公義，不只是審判結果，更是一份靈裡的堅持與持守。」在不公平的對待中，仍不以惡報惡；在看似黑暗的現實裡，仍相信真理與光明終將得勝。

我不完美，但我選擇站在誠實與光明的一方。即使世界看似不站在我這邊，我知道，那位看顧孤兒寡婦的神，祂與我同在。

目前，案件因對方否認而需進一步提出車禍鑑定報告，再排期審訊。我能做的，就是安靜等候，繼續走在信靠與忍耐的路上。

公義從不是為了讓某人被打倒，而是讓真理得以被看見，讓受傷的心能被修補。

真正的公義，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讓人得著醫治；不是為了爭個是非，而是為了讓我們學會在苦難中，仍選擇相信與溫柔。

願我因著信仰，成為一個不因傷痛而冷漠、不因委屈而硬心的人。也願在不義之中，仍有一份盼望：神的眼目看顧這地，祂從不輕看每一滴眼淚。

應該超過20年前的一個片段，相關記憶本應早已淡忘，但竟被世界最有權力的國家領導人，喚醒了這樁「小事」。

那天，少年人（大概在10歲）開開心心地返教會聚會。剛步入門口，就被資深會友喊停，並責備（或美其名為「關心」）他說：「為何穿拖鞋回教會？你要尊重教會、尊重場合、尊重上帝……」少年人一臉無奈，不知要馬上離開，還是繼續參加他期待了一個星期的聚會，縱使他回家，也是沒有鞋可替換，他總不能改穿上學時穿的黑皮鞋，因為他當時穿的是T恤、短褲，而上體育課時穿的「白飯魚」（白布鞋），已變成了灰黑色的舊布鞋，它多月沒洗，少年只能趁週末這兩天來清洗。若要留下聚會，他看著自己穿在腳上的，只是一雙平常不過的拖鞋，他探頭看看其他人腳上所穿的鞋子，發現自己只能退到末後不顯眼的位置，這樣起碼能維護他少許的自尊，亦可避免有其他人再來「關心」他的裝束。

過去的片段，曾引發我的一些反思。若我要面對這樣的一個孩子，或遇上一個衣著寒酸，還帶有點點體臭的人進到教會，我應該有怎麼樣的反應？道理大概是每一個人也能「正確地」說出來，但當真實的事情發生了，我們就不一定能「正確地」回應，即時的本能反應，是需要長時間練習才能改變。我們看到一些外表奇怪，或與我們習慣不一樣的人或事時，我們本能是「迴避」和「拒絕」，就如有物件高速的擲向你，你的本能便是避開，但物件若是擲向一個棒球手，他的訓練會令他想「看見」和「看準」物件，他還可以選擇「接著」它、「反擊」它或「不做任何動作」。面對一個跟我們不一樣的人，或與我們習慣不同的人或事，我們除了「批評」、「指責」的本能外，或許經過訓練後，我們還可以「諒解」、「接納」或「支持」他。其實，送一雙運動鞋給那少年人，也是不錯的選擇。

「你這樣的服飾是合宜嗎？」「你為甚麼不穿西裝？」這樣的提問是要求他人表達「尊重」，但卻顯露了自己對他人的「不尊重」。我難以想像聖雄甘地或達賴喇嘛會穿上西裝出席一些有代表性的會議。衣著不僅是尊重，也是信念的傳遞。

莫非元首閣下若有幸出席傳說中女兒國的活動，他就應該改穿裙子或自我閹割來表示尊重？或按其邏輯，女兒國的人民應改穿西裝來迎接他。

還是，當對方沒有西裝可穿時，作為有能力的人，可給予對方多一點體面，送一套給他，也是不錯的選擇，甚或送他全國人民一套洋服也不為過。只是，他們真實所需的不僅是外在的體面，而是和平的臨到，以及內裡的平安。

好電影應該細細回味。早前本社邀請了王礽福先生於網上講座中分析《正義迴廊》，該片曾於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獲16項提名，並勇奪新晉導演及最佳剪接兩個獎項。電影改編2013年轟動一時的「大角咀肢解父母案」。電影的拍攝手法特別，疑犯行凶、受傷、傾談等鏡頭，時有律師和陪審員在旁觀察和討論，令觀眾恍如在旁觀看事件。這電影實在想要引起觀眾反思法庭的審訊過程，律師們如何運用技巧去呈現證供於法庭這個「舞台」上，引導陪審團理解案情，並嘗試掌握各陪審員的態度和想法。

礽福分析到，陪審團制度是為了減少司法偏見，對抗政府或強勢團體對審訊的干預，增強司法的獨立性，並讓公民能參與其中，提升他們對法律的了解和尊重，也承擔更多社會責任。而且由多人組成的陪審團能使裁決更全面和人性化，提高它的公信力和接受度，由於陪審團由普通市民組成，令他們容易對被告展現同情和公平的態度，這可保障被告的權利，以至令陪審團的決定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

但礽福亦提到大多數陪審員都不熟悉司法程序，會對它感到陌生、焦慮，還可能因接觸暴力或悲劇性的案件而承受心理壓力；而且他們可能會因缺乏法律知識，容易被律師的說辭或情緒化的證據所影響，在專業性極高的案件中，他們便可能會作出不當的判斷。

電影中的多位陪審員代表著不同的參與案件態度：未聽證供就已有對錯判斷；因自己經歷與疑犯相似而寄予同情；不想參與審訊，想它快快結束；因當陪審員有錢收而感開心，並單憑感覺而非證供去判斷；因對奇案感興趣而樂意認真發掘真相；認為自己甚麼都不懂而會細心思考證供；被傳媒報道影響，亦覺得自己一票的影響力不大；還有不相信司法制度的人……但陪審員實在只有九位，每一票都影響著疑犯的未來，是無罪釋放或有罪入獄，都需要陪審員作出認真、公平、公正的判斷。

結局是其中一位智力較低的疑犯唐文奇被判無罪，但電影卻引導觀眾去質疑他只是裝作自己被教唆，其實他並非無知，只是靠律師及姐姐的「幫助」，令他可以靠「裝蠢」來脫罪。根據網上及新聞資訊，真實的案件中，犯案者應有三個人，而經電影的剪裁，令疑犯變成只有兩個人。作為觀眾也要小心，留意自己有否被電影的虛構情節影響，以至對獲法庭判處無罪的人產生疑心，對他們或其家人產生負面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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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香港文化界的「大事」，自不然就是位於北角的粵劇「殿堂」新光戲院，經歷50多年的歲月後，業主決定易手售予一間地區教會，將劇院改作教會之用。新光戲院營運者縱然多番與教會商討，希望能在改建後的教會演出粵劇，但如作出這樣的安排便要容許劇團對傳統信仰的華光先師致祭，教會與劇團對此存在不能解決的分歧，雙方暫時未能達成共識。[1]

不少人認為，新光戲院結業，不只是個別物業交易，或是某一私人機構的事宜，因新光戲院是香港現存最後一間以商業模式營運的粵劇劇院，與一般只設有電影銀幕的「戲院」（cinema）不同；新光是正式的「劇院」（theatre），不只有銀幕，更有給樂隊作現場伴奏的樂池（不說不知，新光雖然是一個粵劇劇院，但樂池設計是比照西方劇院，比一般傳統粵劇戲院有著更好的設計），又因是私營性質，粵劇和放映的節目比在政府劇院場地放映的更有彈性和話題性（如劇中人物為一連串政治人物，甚至連美國總統特朗普也榜上有名，成為了現代粵劇的主角）；所以新光戲院易手，就變成是戲劇文化傳承的問題，營運者曾經期望政府有部門能夠介入，藉以保留這個香港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和集體回憶，但當局未曾介入（或根本是沒有理由介入一宗正常的商業買賣），最終新光戲院在上演其最後的摩登粵劇《小平你好》後，由劇中飾演「鄧小平」的粵劇老倌龍貫天，與劇院營運者等人主持「熄燈拉閘」儀式，之後正式結業，這與鄧小平當年就香港情況講出「馬照跑、舞照跳」的一句話，作了活生生的反諷，叫人不勝唏噓。

平心而論，單以港島東區而言，教會收購戲院建築改作堂會用途已非新事。就在新光戲院附近的國際神召會，或是香港中央圖書館旁的播道會同福堂等，都是收購已結業的戲院並改建而成的。事實上，戲院與堂會在建築結構上的確相當「匹配」，尤其原有的音響效果，座位設計，與高樓底建築更是不可多得，只要進行適當改建就能使用。加上電影業發展在最近10多年（其實已不只是近年的情況）不太景氣，與其將戲院丟空，或是拆毀重建，將之改建成教會是善用資源的方法。

另一方面，保育粵劇雖然在香港社會已有共識，但不可否認的是，粵劇本身除了是藝術表演，同時也帶有濃厚的民間信仰色彩，在大戲開鑼前戲班成員會拜祭專屬的神明華光先師，更有不少戲班會參與地方酬神、打醮等宗教活動，並會演出「神功戲」。而新光戲院結業前的營運者，他不只是一位熱愛粵劇的劇作家，亦是一位著名的風水玄學家，他營運新光戲院的12年間，經常將自己製作的一系列「大迷信」電影搬到新光戲院上映，此做法也令風水迷信與粵劇傳統捆綁在一起。有教會購入新光戲院，對於信徒來說，是頗有潔淨原來民間信仰的意味，若為了讓粵劇回到劇院表演，而再次在原有地點舉行拜神等儀式，也實在是難為了教會。

購入新光戲院的教會，該會的主任牧師曾指：「我們期待與當地社群合作，同時尊重其文化遺產。」[2] 究竟如何能夠做到？筆者忽發奇想，想到同區現時其實也有另一藝術殿堂——北角皇都戲院——正在進行重建和活化工程，主理的發展商曾表示為戲院一些部份啟動保育計劃，承諾會復修、保留和重塑戲院古蹟的歷史面貌。[3] 說不定日後皇都戲院真的可以重新成為北角區的文娛藝術表演場地，甚至能讓以往在新光戲院演出的粵劇再次上映，重現昔日的光華，那就相得益彰了。

近年很多人提到「文化遺產」，其實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於2003年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公約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涵蓋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達、展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而它們是被各社區、群體或個人視為文化遺產的一部份。[4] 有別於一般「有形」的文化遺產（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非物質文化遺產固然也可帶有物質性，甚至座落於一建築物之上，但非遺概念更著重世代相傳，以及在適應周圍環境、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它們被不斷地重塑、創造，為有關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文化多樣性，並對人類創造力賦予尊重。其中粵劇於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中，並於2009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

說到此處，筆者有點不吐不快：一提到文化遺產，總會令人聯想到一些地道小店結業了，或是一些傳統手藝失傳等，難免傷感，就像昔日金曲《信》（《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當中一句歌詞：「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看著一些店舖消失或手藝流逝，人們才懂得回味。其實heritage 一詞，其重點在於「傳承」，而不是講事物已成過去、遺留下來的東西，也不是爭產時各方關注的「遺產」，將它譯作「傳承」其實更為恰當。粵劇的情況正是如此：其實要讓其傳承下去，需要的除了是場地，還需要「人」——年青的一代加入，行業得到肯定和尊重，營運的收入使參與者可以養得起家——這些其實比硬件和場地更重要。香港的藝術政策，一向比較偏重西方藝術發展，近年雖有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的落成，以及油麻地戲院第二期工程的展開，但對於傳統中樂，粵劇等的資源投放仍見不足，尤其在培育新進方面更見不足，無人後繼傳承下去的話，粵劇就真的會成為「遺產」了。

但另一方面，今次新光戲院結業事件，卻又使我們看見「硬件」的重要性。有人或會說，教會不只是四面牆，更看重的是人的關係。但事實卻告訴我們，教會人數一多，便需要地方聚會，舉辦大小活動，除了人多好辦事之餘，還是「有件磚頭在手」穩陣！今次新光戲院結業就說明了，文化遺產雖說著重「傳承」，但如果能有一個物質的「外殼」，用來保存和凝聚大家，肯定有助於發展。今日香港，百業情況不如往日興旺，教會和機構營運都很困難，單單口裡說支持，實在難以維持。患難見真情，由「得把口」（或在社交媒體上）讚好，轉化成「硬貨」的實質支持，對教會和機構更為重要呢。

「我不斷追求拍出完美的自拍，當我意識到我無法做到這一點時，我想死去。我失去了朋友、教育、健康，甚至差點失去我的生命。」2014年，19歲的Danny Bowman在接受英國《鏡報》訪問時，說出了這一番說話。媒體估計Danny是英國首位自拍成癮患者，他從15歲開始便把自拍照上載於facebook，在接受戒癮療程之前，曾有一段時間，他為了拍攝一張完美的照片，每天都花上10小時自拍。[1] 面對自拍成癮，Danny並不是孤身一人，另一位來自英國的Charlotte Michaels同樣不能自控，每天必須自拍上千張照片才能鬆一口氣。對她來說，自拍比睡眠重要，甚至比愛情更重要，她為了製作一張完美的照片，往往從深夜編輯照片至拂曉。[2] Charlotte感受到「自拍成癮」那一份真實，她坦承，如果她的帖子在15分鐘內沒有獲得足夠的「點讚」，她便會「崩潰」。她表示：「當『點讚』開始湧入時，那種解脫的感覺無法形容。我喜歡別人告訴我，我很漂亮。」[3]

「自拍」的英文為selfie，此詞匯最早是在2002年出現在澳洲一個新聞網頁上，經過10年的時間，人們不再對它感到陌生，牛津英語詞典在2013年把selfie納入網上版詞典內，它更成為了年度詞匯，自此selfie便晉升為日常用語。[4] 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自拍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一環，[5] 而對於那些生長在智能手機興起時期的Z世代及千禧世代，更是機不離手，他們更喜歡隨手自拍，並且會把照片上載至社交平台。[6]

網上的社交平台是非常有意思的發明，其中如facebook的官方主要目標，便是幫助用戶與親朋好友聯繫，以及分享更多資訊，讓人們有能力建立社群，並使世界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7] 這目標非常美好，人們想與親友透過網絡分享彼此生活點滴，只需簡單註冊便可以擁有一個免費戶口。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所謂的免費其實是假象，facebook前高級管理人員Tim Kendall，以及前工程主管Justin Rosenstein清楚告訴大家，facebook是一間賺取盈利的公司，他們獲利的主要方式便是透過販賣用戶的注意力給廣告商牟利，就如許多科技公司或其他社交平台都是透過類似方法來賺錢。它們都努力設計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功能，藉此留住用戶，只要用戶在平台停留的時間愈長，公司便可以推送更多廣告給用戶。[8]

在眾多功能中，相信「點讚」是其中一個讓人欲罷不能、泥足深陷的功能。社交平台是經過演算法精心打造出來的，它想要用戶點擊那個「點讚」的按鈕，這樣便能確保，把用戶最有可能參與互動的帖子推至用戶社交平台專頁的頂部，鼓勵他們製作點讚和發帖的循環，幫助用戶培養出保持活躍並且不斷滑手機的習慣。點讚按鈕的設計絕對符合人天性的心理需求，人類從童年開始，便渴望及尋求來自父母、老師和同齡人的認可，亦希望可以與他人聯繫，在群體中有歸屬感，社交平台知道人類需要甚麼，並將這種本能數位化，以及巧妙地利用這種需求成為一股巨大的驅動力，推動人們給予點讚，同時也渴求獲得點讚。當人們發佈一張圖片或分享一條帖文時，給予點讚是一場社會交流，獲得點讚可以因著得到他人認可而帶來即時滿足感，而當獲得的點讚愈多，其自我價值亦會愈高。[9]

被他人認同確實會帶給人們莫大的喜悅及滿足，也讓人發帖時愈發興奮及起勁，因為當發放的帖子被人點讚、有正面的評論及大量轉發的數量，這些正面的回饋及收穫，將喚起人們大腦底部的神經元，釋放出多巴胺。[10] 多巴胺是非常神奇的神經傳遞物質，它影響人們的情緒、愉悅感、做事的動機，甚至活動能力。低水平的多巴胺降低人們對事物的興趣和興奮感，讓人感到乏力；過高水平的多巴胺則有可能導致人們出現衝動行為，增加攻擊性或敵對情緒。[11] 很明顯，當人們看見自己的帖子不斷被讚賞及分享，多巴胺水平自然會提高，亦促使人們更勤力及更有動力發放帖子，希望獲得更多讚賞及多巴胺。這解釋了為何Danny及Charlotte會自拍成癮，並且希望拍出完美照片，他們過度沉溺於他人的讚美及評語之中，並且把自己的價值，等同於自己所能獲得的點讚數量。[12]

Danny及Charlotte的自拍成癮是較為極端的例子，但青少年對社交平台成癮，這問題實在不能忽視，值得大家關注。青少年大腦的額葉皮質要到20多歲才發育成熟，而十來歲青少年的特質是自控力較低，對群體或社交活動缺乏安全感，很容易受同儕壓力影響，並會參與社群認可的活動。[13] 2019年，有一項研究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發表，結果顯示，每天使用社交媒體超過三小時的青少年，可能有更高的機會面臨心理健康問題風險，而社交媒體的過度使用亦可能導致社交上的比較、孤獨感以及負面影響自我形象。研究的結論提出「未來的研究應該確定，設定每日社交媒體使用限制、加強媒體素養，而重新設計社交平台是減低有關群體心理健康問題負擔的有效方法。」[14]

所有的癮，想要戒都不是易事，當人們享受過多巴胺，只會為了得到更多多巴胺而願意付出更多心思、精神及時間。[15] 重新設計社交媒體平台是絕對有幫助的，簡單如刪除點讚數量的功能，只讓用戶知道有人點讚，人們成癮的情況便會有所改善，不過，營運社交平台的公司可不會樂意為了青少年健康而減少收入。沒有社交平台的配合，單靠限制青少年每日上社交平台的時間，實在難以阻止他們繼續依戀社交平台。Danny的父親Robert Bowman表示，他和太太都是認可的心理健康護士，他們對於社交網絡和手機技術可能帶來的危險一直感到擔憂，特別是它們對本來已沒有安全感的年輕人的影響，一直沒有獲得正視。[16] Danny本人也指出：「人們並不知道，當他們在facebook或Twitter上發佈自己的照片時，事情已迅速失控，它成為了一種尋求認可的使命，更可以摧毀任何人。」[17]

「失控」非必然，卻不足為奇，有些人以為只要人有足夠的自制力，便可以好好控制及管理自己使用社交平台或滑手機的時間，但試問在現實中，有多少人說好了再滑五分鐘手機便停止，但五分鐘之後又五分鐘，無數的五分鐘過後，該做的事情沒有做，時間便被扼殺了。神經科學家Andrew Huberman在接受網紅Chris Williamson訪問時，表達出對社交平台的看法，他打了一個比喻，當人們看見一隻狗不能停下來，在角落裡挖掘，不斷地尋找骨頭，人們會想，這隻狗病了，牠的行為教人感到悲哀。人類何嘗不是如這隻狗般，社交媒體激發多巴胺的釋放，帶來獎勵、驚喜和興奮感，使用者因而感到愉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愉悅感漸漸變為類似強迫症的行為，使用者可能會不斷地查看社交媒體，陷入一種重複的行為模式。[18]

很多現代人都生病，但誠如設計倫理學家Tristan Harris表示，問題不在於人們缺乏意志力，而在於「螢幕背後有上千人不斷努力瓦解你的自制力」。很多成癮行為主要是環境與處境造成的。很多科技巨人清楚這件事，Steve Jobs知道孩子很容易受到iPhone及iPad誘惑，所以他限制自己的孩子玩iPhone及iPad；Bill Gates的孩子，到了14歲才能擁有手機，並且不能在午餐、晚餐時及睡覺前使用。[19] 如果連這些科技專家都對電子產品保持高度戒備，普通人為了自己及下一代的好處，應否採取一些行動？[20]

不要高估智能手機用家的自制力，亦不要低估社交平台想要賺錢的動力。

《遇見完形的我：用覺察、選擇、責任與自己和好，解鎖人生難題》
作者：曹中瑋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究竟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年

這是一本有關心理治療的書，更具體說，這是一本有關完形諮商學派治療的書。

接受心理治療的人，大都是想療傷，想改變。「完形諮商學派相信，只有透過『親身體驗』的經驗」，才能納入個人的內在系統，引發真正的改變。此學派需要諮商師以高度創意，設計出讓當事人體驗的實驗活動，幫助他們區分「內、外界覺察」，打開看、聽、嗅、嚐、觸這五感，聆聽身體的聲音與面對情緒起落。完形學派認為，惟有人清楚地覺察到自我內在需求及情緒，並了解外在人和物的各樣面貌，才能運用意志自由地作出比較適當的選擇或決定，最後才比較容易及歡喜快樂地承擔選擇後的責任。

覺察、選擇及責任是完形治療學派中的核心精神。覺察是非常重要，它影響著選擇，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如何做到清明覺察，不在於「加上」甚麼，在於「移除」甚麼。人們要移除：一、以頭腦思考為主的「中界覺察」；二、個人主觀經驗造成固有的認知系統；三、形（想處理的心理議題和困境）與景（相關情緒）並不能流暢轉換的狀況；四、逃避覺察的種種形式。

當然，這不是說完全不用思考，只是先要弄清楚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然後先和自己和好，才能走好下一步。很多時人們沒有勇氣作決定，或作出錯誤決定，都與自己特質或遭遇有關。完形諮商學派認為一個人與自己和好後，學習包容及喜歡自己原先討厭的特質，又或明白突然冒出來的情緒從何而來，才能改變自己，誠如完形治療師A. R. Beisser所言：「改變往往發生在個體想要成為他自己的時候，而不是他想要成為另一個人的時候。」

當然，接納自己亦不代表放飛「真我」。身為完形治療師的作者用「我王國」來比喻一個人有不同特質，一個人可以視自己有一個王國，自己是這國的國王，不同的特質就如不同的臣子，有不同的職務，如要打仗，便要派出「國防部部長」， 與其他國家結盟，便要派出「文化或外交部長」，國王要明白，每一位大臣都很重要，都有正負兩面，國王要了解及好好地善用他們，同時亦要平衡不同大臣的勢力，察看自己有沒有過度助大某一方，有的話，便要進行約束，以免國家的整體利益受損。作者分享到她過去曾助長「努力認真」的勢力，這為她帶來成就，卻摧毀了她的健康及影響其人際關係。作者最終發現要約束「努力認真」這美好的特質，她也要尋找被忽視、壓抑過久的臣子，否則，便難以成為一個成熟及整全的人。

那些真心想要改變的人，讀畢此書可能會生出動力，想要找時間安靜下來，邀請王國的臣子來一場對話，建立更強大的「王國」。

早前有報道指，有非本地學生花費不少金錢買假學歷來港報讀大學，以不誠實方式取得香港專上學府的碩士課程的教育機會，去年就有部份大學揭發有學生持假學歷入讀的事件。另外，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數據亦指出，2023/24年度在學歷評估過程中，揭發32宗申請人持假學歷的個案，當中有五宗涉及申請教席，涉事申請人想註冊成為香港教師。

在教育界中，造假的事件一直存在，由找人做功課、寫論文，再到提交假成績單、假學位、假信件證明等，都曾經出現，而由於科技的進步，要接觸、得到造假的資料也愈來愈容易，上網就能找到AI、論文代寫服務，甚至有中介公司代勞。有人可能會深究要花費多少金錢才可以買到假學歷證明，但這類涉及造假的事件，關乎個人的品德和操守，在教育界是極之嚴重的問題。

教育不單是要求學生在學業上有進步，而且還要求學生在品格上要誠實，老師也就是學生的楷模（role model）。教育局在2022年發出的《教師專業操守指引》指出了八項教師應有的專業及個人道德與操守：專業信念、恪守法治、以身作則、廉潔公正、盡忠職守、關愛學生、尊重私隱及維護專業。如以不誠實手段騙得教席成為「失德教師」，「為人師表」會變成「誤人子弟」，不知將有多少學生受害。所以還希望教育局及辦學團體嚴正對待事件及多加防範。

任何世代中，總有人想用以假亂真，不想付出努力但想獲取成就和利益，而現時科技無論在實體生活或虛擬世界都在「滋養」人們成就這種「便利」心態。除了盡力求真，仔細辨別真偽；其實從另一角度去看，只有真正付出努力後得到的經驗及智慧才能滿足人心，這是偽裝者們不能感受到的。

參考資料：

李穎霖。〈假學歷調查｜香港中介大本營曝光　稱買通國際考場　200萬入港大〉。《香港01》。2024年10月15日。

〈假學歷申教席註冊 評審局截5宗 業者驚訝造假蔓延教界 大型辦團：囑校長更嚴把關〉。明報新聞網。2025年2月17日。

〈評審局上年度截32人持假學歷　當中5宗涉申教席註冊〉。東網。2025年2月17日。

時勢艱難，經歷了社會運動和三年疫情之後，再遇上經濟不景，過去一年，不單不少連鎖店、酒樓和戲院要結業，一些堂會和機構亦面對愈來愈大的財政壓力，再加上一些過往有心有力的奉獻者（如教師、社工、醫護等專業人士）的退休潮和移民潮仍未完結，雪上加霜，不少機構需要大刀闊斧節流（包括減薪、裁員、搬去較細和租金較便宜的辦公室、以及削減某些事工等等）。我在機構事奉25年，經歷過沙士、雷曼兄弟破產、社會運動和疫情等種種情況，今次的情況看來更為嚴峻，估計對不少堂會和機構來說，仍有一段頗長的時間要面對財政壓力。不過，作為領受異象和使命而創立的團體，只要行在上帝的心意之中，深信上帝會用出人意外的方法供應各堂會和機構所需。

因此，在考慮任何應變方案之先，必須重新思考堂會和機構在當前的社會環境，究竟如何繼續持守成立時的異象和使命是最重要的，因為一些事工在成立的時候可能有特別的需要，當時移勢易，若有關需要已不存在，堂會或機構已完成了歷史的使命，光榮地退下火線並不是值得羞愧或難堪的事，若仍有心志事奉，上帝自會讓大家看到新的召命，按著時代的變遷而更新變化，因為，沒有異象，民就放肆。作為一個使命團體若只為了維持日常運作，同工卻渾渾噩噩是沒有意思的，也浪費了支持者的奉獻。有些人因為對自己創立或事奉了大半生的堂會或機構有些情意結，就算組織已長期陷入困境仍不想結束是沒有必要的；我們只是管家和僕人，上帝才是老闆，祂在不同的時代會興起不同的人和群體以不同的方法去服侍祂，我們若將堂會或機構當作個人的成就或產業，反而是自高自大，求主給我們能看清時勢，知所進退。

除了結束營運之外，其實共享資源、甚至是合併也是善用緊絀資源的好方法，香港一個彈丸之地，竟然有1,300多間堂會和數以百計的福音機構。當中一些小堂會因為人口老化、沒有新人加入等因素而餘下幾十會友，當中甚至沒有傳道牧者；有些老化的機構平日甚少活動；也有些機構的事工大同小異，卻各自要負擔幾名同工和辦公室的開支，實在吃力不討好。現時是加強堂會和堂會、機構和機構、以及堂會和機構之間合作的大好機會。

一直以來，很多堂會在星期一至五都浪費了大好的地方，重門深鎖，一些機構卻要捱貴租，彼此共用地方（無論是誰租或奉獻給誰），也是雙贏的方案，但就像非到疫情大家不願意主動學習透過網上直播聚會和開會一樣，大家都很少主動求變，也許現在是時候在非自願但不反對情況下認真地考慮一下了。其實加強合作是雙贏的方案，讓堂會和機構彼此找到合作的伙伴，因為很多時堂會缺乏接觸不同對象的網絡，機構則缺少人力和金錢，兩者可以互補不足，香港寸金尺土，若能省下一筆租金及共用辦公室的器材，小數怕長計，亦十分可觀。

對於一些坐擁大量資金的聯會機構或有可觀的購堂或其他儲備的堂會來說，在現時的環境，增加對不同機構的奉獻、設立一些基金讓不同機構申請、甚至短期免息貸款給一些週轉有困難的機構，比起建堂或儲蓄有意義得多。向誰多給就向誰多要，希望各聯會或大堂會的領導層能有更廣闊的國度觀，將所有主內的群體看作肢體，「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林前十二24-26）我們都只是神委託的管家，所有資源都是神交給我們好好運用，它們都不是團體或個人的財產，財主進天國的困難，在於不願將財寶分給有需要的人，無法積聚財寶在天國，也許這也是主耶穌對所有較為富裕的聯會或堂會的提醒。

另一方面，當社會經濟出現困難的時候，一些有穩定收入的弟兄姊妹應該更多留意自己的堂會和不同機構的需要，為了支持自己認同機構的事奉和服侍的群體多走一步。此外，不少弟兄姊妹沒有結婚或沒有子女，若能及早為身後事作規劃，將自己的住宅和其他財產在安息之後，將一部份奉獻給一些自己認同的機構，這些奉獻能對機構的財政起到穩定的作用，而這樣做也是一件美事，可以在自己走完了在世的旅程之後，將祝福延續下去。教會群體就是靠一代一代人的忠心事奉而傳承下去的。教會也好、社會也好，不同的時代都會面對不同的挑戰，比起戰亂、逼迫、洪水、地震、瘟疫或在曠野飄泊來說，我們現在面對的其實又算不得甚麼，只要眾教會和弟兄姊妹都願意跟隨主的教導去事奉、奉獻和對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伸出援手，神自然會透過奇妙的安排，供應眾堂會和機構的需要。

根據新聞報道，早前有31人因以女性身份涉嫌詐騙海外男性而被警方拘捕，警方在調查時發現，騙徒在筆記本上定下不同目標，包括買名錶汽車，希望每日找到一名能騙取10,000美元（約80,000港元）以上的受害人。事件反映了有些人因為渴望快速致富而選擇參與違法行為，足見金錢有巨大的誘惑力。

當一個人目標明確，卻是以不正當手段來實踐時，這不僅是對法律的挑戰，更是對自我價值觀的背叛，最終只會將人推向更深的敗壞境地。

縱然涉嫌詐騙者或許享受過金錢所帶來的快樂，其實這些快樂都隱藏著代價。人一旦失去對自我的約束、任憑己意而行，看輕理智、良心和信用等，可能會作出錯誤的決定。若有人因犯罪行為被判刑入獄，失去自由，必定會感到悔恨不已。此外，曾經犯罪的記錄隨時都有可能被人發現，這種恐懼感會讓人終日惶恐不安，無法安然度日。

賺取金錢必須以正當的方式進行，這樣才能讓人感到舒暢。在某件事情上的付出與得益如出現不合理的比例，必須特別謹慎。通過工作和努力獲得的收入，不僅能帶來物質上的滿足，更能帶來心靈上的平靜。只有在正途上行走，才能真正享受生活的美好，切勿因短視而造成長期的損失。

參考資料：

〈AI電騙黨31人落網 揭青年目標日呃8萬〉。星島網。2025年1月6日。網站：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651080/%E6%97%A5%E5%A0%B1-%E6%...。

手術都是必須的嗎？當然這裡提到的並不是美容手術，而是以醫療為主的手術。大家或者想到，既然是醫療手術，那應該是「救命」的吧，又怎會有不必要的手術？事實上，世界上真的存在不必要的手術，否則，美國的醫學史上便不會出現「不必要手術」（unnecessary surgery）這詞匯？所謂的不必要手術，是指對比傳統的保守療法，如透過藥物、物理治療、改變飲食方式等，那些對病人來說不必要、不確定，不是最有利的外科介入醫療方式。[1]

1950年代，美國外科醫學院（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 ACS）主任Paul Hawley首次提出不必要手術已經構成威脅，他指出「如果公眾知道有多少不必要的手術已被執行，他們會感到震驚。」很明顯，Hawley的言論沒有得到正視，20多年後，美國醫學會（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呼籲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針對不必要的手術進行調查。學會稱，美國有240萬宗不必要的手術，涉及款項高達39億美元，並且有11,900名病人死於這些不必要的手術中。[2] 美國醫學會的呼籲，同樣未有得到重視，來到2023年仍有報道指，有脊椎和骨科手術在不明確或不適合的病人身上執行，甚至成為非常普遍的問題，特別是腰椎手術，有超過50%被認為是不必要的。[3] 病人或許難窺全貌，大部份醫生卻能告訴你，至少有15%至30%的醫療服務是多餘的。[4]

70多年來，不必要手術活躍至今，醫生們動不動便動刀，究其原因，與醫生所受的訓練相關，他們並未受過如何與病人討論所有治療方案和尋求最佳決策的訓練，他們亦不知道有甚麼更好的方法，所以「他們一直這樣做」。此外，有的醫生也希望藉著執行手術而令自己名利雙收。[5] 後者在美國的醫生圈子並不是甚麼秘密，有一項調查發現，有超過70%的美國受訪醫生相信，其他醫生大有可能從不必要手術中獲得利益。[6] 也有許多骨科醫生擁有人工關節的部份經銷權，可以透過銷售總髖關節或膝關節植入物給醫院而從中獲利。[7]

根據媒體公司《今日美國》對美國政府國家醫療從業者數據庫公共使用檔案的分析，單從2005到2013年，已經有超過1,000名醫生支付了賠償，尋求與申訴人和解，以結束涉及不必要或不當程序的外科醫療事故。[8] 美國有為了利益而執行不必要手術的醫生，不過其實也有不少有良心的醫生，骨科醫生James Rickert發起了一個名為「道德說服」運動，勸說他的同僚停止為了解決財務壓力而進行不必要手術。[9] 〈從非牟利到非常牟利的醫療業〉一文已探討過美國醫療制度如何由服務有需要的病人到以利益考慮為優先，甚至將金錢置於患者的需要之上，這與美國醫院管理人員的數量顯著增加有關，醫生與醫院管理人員的比例，是1比10，而醫院早已建立了一套商業運作模式。有研究結果顯示，典型的美國醫院在照顧需要住院的病人時，例如治療心臟病發作或嚴重感染的患者，醫院難以獲得可觀的利潤，營運醫院的巨大經費必須依賴非緊急（選擇性）的手術，例如透過骨科和脊椎手術方面的利潤，難怪連《美國新聞》雜誌排名榜上的精英醫院，也會做大量不必要的手術。[10]

在美國，較為普遍的不必要手術包括：剖腹生產（C-sections）、脊椎融合（spinal fusion）、關節鏡半月板部份切除膝關節手術（arthroscopic partial meniscectomy knee surgery）、靜脈過濾器（vena cava filters for blood clots）、心臟血管成形術（cardiac angioplasty）、心臟起搏器（heart pacemakers）、子宮切除（hysterectomy）、脊椎體成型術（vertebroplasty for osteoporosis）等。這裡並非說這些手術都是絕對「不必要」，真正的病人當然有必要接受這些手術來維持生命或保持生活質素，但正如上文提到，對某些人來說，他們其實不需要接受這些手術，進行手術對他們來說根本不是最佳或最有效的醫療選擇。[11]

醫生沒有受過訓練如何與病人一同尋求最佳的醫治方案，又或在龐大的醫療利益驅使之下，醫生進行了不必要的手術或治療，結果對當事人不但無益，甚至造成了傷害，除了前述的不必要手術，其實對跨性別人士，特別是小孩子，進行荷爾蒙治療，甚至性別重置手術，都會出現類似的情況。跨性別治療也是一門大生意，撇除龐大的性別重置手術費用，當有關人士一旦決定改變原生性別，便意味著終身離不開醫生及藥物。[12] 醫生當中有人為了利益而隨便開出荷爾蒙藥，而由於涉及跨性別議題，令有關治療變得更為複雜，因為這牽涉了所謂政治正確及意識形態的爭辯，有持份者認為「救助」跨性別者生命的唯一方式，便是給予他們「性別肯定治療」，[13] 若有人敢反對「性別肯定治療」，大概會迎來謾罵之聲，一些被洗腦的醫生，相信開出荷爾蒙藥是唯一正確的做法。

一面倒的說法支持「性別肯定治療」，但這對跨性別人士來說並不是最佳的醫治方式。試問一下，若有人被告知需要進行一個不可逆轉的治療或大手術，向其他醫生尋求專業意見，在考量不同醫生的意見後才作出決定，這做法不是更安全及可取嗎？但在美國，只要兒科醫生一碰到有孩子表示，想要轉換性別，醫生便會轉介他給性別認同診所，這些性別認同診所的治療師，不會質疑孩子的想法，甚至可能只簡單詢問幾條問題，經過一兩次會面，便會把孩子送回診所，當中的醫生這時便會給孩子開出荷爾蒙藥，整個過程可能只需要三天時間。[14] 診斷過程如此簡單，難怪有研究人員發現，從2019年至2023年，全美共計有13,994名未成年人因性別焦躁症接受了醫療方面的治療，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孩子中有5,747人接受了更改性別的手術，包括乳房切除術或生殖器重置手術，另有8,579人接受了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 blockers）和荷爾蒙替代療法，共計有超過60,000份處方被開出。[15]

即使沒有進行「手術」，單純使用藥物如青春期阻斷劑來轉換性別，孩子們還是需要付上沉重的代價，青春期阻斷劑可抑制雌激素和睪酮，這些荷爾蒙有助生殖系統發育，同時也會影響骨骼、大腦和身體其他器官，以骨骼來說，使用過青春期阻斷劑的孩子，比起正常老化的人群，有可能更早出現嚴重骨折的情況。[16] 另外，進一步使用cross-sex hormones（交叉性別荷爾蒙），原則上會導致孩子終身不育。很多接受了荷爾蒙治療的孩子，他們的精神狀況並沒有如性別認同診所所聲稱的變得更好，事實上沒有這一回事。[17]

或許，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人很需要荷爾蒙藥，但變性可不是小事，只是一味「肯定」，沒有針對個人需要作出客觀的評估，草草讓孩子接受更改性別治療，結果讓不少青少年悔不當初。[18] Chloe Cole便是其中一位受害者，她出生時為一位女生，12歲時未能適應青春期帶來的不適，她告訴父母她是男生，她其實只想表達她討厭青春期這種既陌生又辛苦的變化。她的父母帶她去給專業的醫生診斷，醫生立即要她使用青春期阻斷藥物，Cole認為自己成為了所謂性別肯定治療的受害者，倉促的診斷斷定她是跨性別者，並指她需要接受一連串藥物及手術治療，這些都讓她日後無法生育及乳養自己的孩子，她其後為此控告開出青春阻斷劑及荷爾蒙藥的醫生。[19] 專門研究跨性別青少年的心理學家Erica Anderson博士估計，將有更多年輕人會因為在他們的性別旅程中過早接受了手術，而為到醫療失誤提出訴訟。[20]

病人要信任醫生，但不能輕易信任草率及倉卒的判斷，在利益當前的醫藥業及醫療系統中，需要多學習多思想，謹慎選擇對病人生理或心理長遠來說都可以帶來好處的治療方案。

一句「今日天隔一方，難見面！」（南音曲《客途秋恨》的歌詞）、「生人都要破地獄，生人都有好多地獄！」（《破．地獄》的對白），可能讀者對它們都不會感到陌生，《破．地獄》電影成為了2024年香港公認的「現象級」電影，破紀錄的票房至截稿時已超過1.5億元，電影在世界各地上映，成為各地香港人談論與回味的話題。很多人看了覺得感動，更多人為著這電影拍出的人情味，與那小城的哀愁而感慨。

的確，《破．地獄》一戲中，有很多東西實在值得去討論，相信不少讀者也在觀看過後，和朋友分享了觀後感。（如你還未看過這戲的話，文中會有些劇透，讓筆者也學學戲中黃子華講過的一句話：「請迴避！」）本文嘗試將幾個自電影延伸出、關於基督信仰與生命倫理的課題，與大家討論一下。

天堂與地獄，唔知到無知

在世界各地絕大部份的文化中，死亡都被視為一種忌諱。中國傳統儒家教導我們：「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篇》，意思就是：我們連做活人的事情都還沒弄清楚，怎會有時間去研究死人的事情？在這樣的「人本」和「仁禮」的精神下，對死亡與靈界的事情「敬而遠之」就成為了常規法則。然而敬而遠之，逐漸變成了「禁忌無知」，混雜了中國人著重的「意頭」，和各式各樣的迷信念頭之下，殯葬就像被蓋上了一重無知之幕一樣，變成生人們都不敢，也不肯觸碰的話題。

在《破．地獄》中，本來大家以為重頭戲是「破地獄」（結果大家知道，戲中重點原來並非在此），按片頭的解說，它是中國傳統道教的喪禮儀式，更被獲選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1] 然而，若了解「破地獄」的來源，其實它不全是起源於道教，在佛教中有一則「目連救母」故事，它的重點不是叫人「破離地獄」，而是佛祖要教化世人，不過經流傳後它卻變成了一則表揚孝道的故事。[2]

而其實我們可能連人人都識講的「十八層地獄」都攪不清楚，在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的傳統陰司文化中，「地獄」是由十殿閻羅來掌管，當中正正反映了人世間種種的陰暗面，真的是「人間地獄」的反照，而十殿閻羅掌管的「大地獄」有八重，而不是民間時常說的「十八層地獄」。[3]

另一方面，有不少基督徒，對天堂和地獄也是「傻傻也不知」。很多人在決志信耶穌後，確信得永生，可以「上天堂」，卻對人死後會去的「陰間」並不了解。按聖經的意思，「陰間」就是一切死人都會去到的地方，是一個過渡的境界，有人將之形容為「居間狀態」。希伯來文中陰間是「שְׁאוֹל‎」，其意思是指死人之地，它的字根有「查問」的意思；而新約中的陰間，希臘文是Hades，意思是指「看不見的世界」。陰間未必是一般人想像的「地獄」（hell），因為不管是好人壞人、信神的不信神的，都會下到陰間，而不是很多人以為那樣，有些人上天堂，有些人下地獄。參考聖經的描述，陰間可能分兩部份：信神的人會到快樂的部份，到樂園（paradise）中安息，其他人卻在另一處受苦的地方。[4]

聖經說：「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來九27）審判過後，按使徒約翰在啟示錄二十一章1至3節所言，先前的天地被新天新地所代替，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即是天國是會從天降臨，而不是要「上去」的，正如我們每天都背誦的主禱文所說，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究竟人間是地獄？還是天國在人間？留待日後才有分曉。

喃嘸信耶穌，難為了家嫂

對於信徒，戲中也有「喃嘸信耶穌，難為了家嫂」的一幕：身為長子的志斌，被選擇一生在紅磡，需要繼承Hello文衣缽，本來已對工作無心，更遇上一位信徒太太，為了讓兒子考上好的教會學校，半推半就，受洗返教會。當喃嘸的信耶穌，會是怎樣的為難？戲中都已經刻劃得很細緻。但試想想，同一件事情，如果發生在教會洗禮中，「喃嘸佬都信耶穌！」想必會成為激勵全教會的好見證。當然，站在基督信仰立場，志斌這樣為求「加分」，為了讓兒子入好學校而信耶穌，粗俗點講，真是「把鬼（無用）」，但家嫂既要做醜人，立心想「全家得救」，面對家人信主的難處，應該可以怎樣做才不會令自己太「乞人憎」？是不是一句「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指責她一早就不應該與未信的人結婚，就能推掉所有問題？

面對各種喪葬儀式，如何處之泰然

由電影回到人間，除了要更多認識有關死亡、殯葬的事情外，身為信徒，有時也要面對未信主家人離世的情況。畢竟，基督信仰在香港雖然普遍，但始終不是主流信仰。在香港，就算家人離世時「無信仰」，在處理喪葬事宜，一般都會「被安排」以道教儀式來處理，那麼信徒就要面對十分實際的問題：我們可以像戲中一班喃嘸師傅那樣，因不滿主角Hello文想讓女兒主持「破地獄」儀式，覺得這會冒犯祖師爺，而拉隊離場嗎？

其實這種充滿火藥味的場面，未必會在現實生活裡出現，在一般的喪葬儀式中，只要在出席時向主持提點一聲，他們都會「識做」，指示與會者以默禱代替鞠躬，獻花代替焚香燒衣的。同樣地，先人「頭七」要做法事，我們有基督信仰的，也可以做一點既具「儀式感」，又能表達信仰的事情，例如為懷念先人而代禱，甚至誦讀詩篇二十三篇，思想主如何引領人們行過死蔭幽谷，也是可以的。不同信仰的人，可以用不同方式為先人做一點事。畢竟，儀式本身並不能代替信仰：未信者既不能因辦一場安息禮拜就變成信徒；同樣地，已信主的先人，也不會因為家人堅持採用民間信仰的喪葬儀式而上不了天堂。

一代愛情小說著名作家瓊瑤逝世，讓人感到非常惋惜。《還珠格格》、《煙雨濛濛》、《一簾幽夢》……多少早年暢銷的作品，雪泥鴻爪，成為某一代人的集體回憶。瓊瑤生前留下了不少名作，也留下了一封遺書。瓊瑤期盼在遺書首句安慰她親愛的朋友知音，深情寫下「不要哭，不要傷心，不要為我難過。我已經『翩然』的去了！」這可能嗎？既然是她的朋友及知音，又怎能夠對她的離世無動於衷、不傷心不難過？除了喜愛她的讀者，曾與她合作過的影星如林青霞，在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後已表示「心好痛」。瓊瑤認為自己是「翩然」離去，但事實上，她的輕生並非輕輕的走，也不是沒有帶走一片雲彩，死亡並非個人的事，如果是的話，瓊瑤又怎會對亡夫平鑫濤一直念念不忘？日光之下，生與死本來便是界線分明，生者與死者不能再度往來相知，死者已矣，活著的人卻是「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名作家與一般人的分別，在於前者善於用文字打動人心，自自然然便有能力感染及影響其讀者群，不過，縱然作者的觀點經過深思熟慮、文字出於千錘百鍊，也難保其觀點完全沒有問題，只是作者動之以情，便容易得到讀者接受及同情——說故事的人，總有一份魅力。瓊瑤的遺書如她的小說一樣，筆觸細膩，用字優美、極具匠心刻劃出「主角」的情懷。以往，瓊瑤是對愛情侃侃而談，今次，她談的卻是死亡。瓊瑤的遺書太唯美，美得無論是否她的讀者，對於她自殺身亡一事，大都看得較為正面：「遺言寫得好美，希望我老了也能像她一樣瀟灑地離開」、「也算是一種浪漫」、「符合文人氣質」、「她比任何人都更重視、尊重自己的生命的價值。」真的是這樣嗎？瓊瑤真的尊重生命的價值嗎？還是如她在遺書所言，她更重視的其實是「自主、自在、自由」？又或是，對瓊瑤來說，生命的價值必須與生活質素掛勾，否則便是一文不值，可以徹底捨棄？就如遺書所指：「不想聽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只「想為這最後的大事『作主』」。事實上，甚麼是生命的價值？是內在及外在東西賜予生命有價值？還是「生命」本身便是有價值？

瓊瑤力勸年青人要經得起打擊，千萬不要輕易放棄生命，她認為要像她一樣，活到80多歲，才選擇如何面對死亡。2024年10月24日，外號沙白的上海女子，在瑞士通過輔助自殺手段離世，沙白離世時才43歲，即使老父極力挽留，也因敵不過紅斑狼瘡20多年的折磨而選擇輔助自殺。瓊瑤認為自己活得夠久了，已經盡力燃燒過，所以她有資格選擇輕生，瀟灑離場，至於年青人，還是好好活下來，經歷「磨練」，但對年輕的沙白來說，她同樣認為自己已經活出了極好的人生，43歲，足矣。可見，誰有資格選擇死亡其實與年齡無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痛，等不及自然死亡的人，他們都有想要結束生命的原因及理由。如果單單出於同情，是否便要抹去界線，容許他人，甚至幫助他人爭取自決死亡的權利？如果贊成情非得已，卻仍需設下界線，那麼，又由誰去決定一個人的生死、除了法官，是醫生嗎？是護士嗎？是兒童的家長？還是自己？

正常人都有惻隱之心，不樂見他人受苦，甚至受盡折磨而死，但讓安樂死立法，便真的是回應生命中「不想活」的好方法嗎？荷蘭醫生Gerrit Kimsma早在1960年代就開始推動安樂死合法化，30多年後，荷蘭在2002年成為首個允許安樂死的國家。一開始，還是經過專業人士去診斷一個又一個患有「不能忍受」及「病情沒有改善」的申請者，評估他們是否有資格接受安樂死。幾年後，12歲以上的未成年兒童，只需要父母同意，便可以安樂死。近幾年，甚至有一些哲學家及學者開始討論死亡權，認為死亡權利是人權的一部份，即是所有人對死亡有自主權，可以決定自己的死亡。參照外國的例子，安樂死一旦立法，可以安樂死的條件只會愈來愈放寬；合資格的「被安樂死」病患只會愈來愈多。今天，有不少人贊同瓊瑤，認為要到了80多歲才可以自決死亡，沙白雖然是長期病患者，但進行安樂死時還是太年輕，批評她是自我及任性，但相信假以時日，只要社會把「同情心」及「諒解」無限放大，並且當死亡變成人權時，到時可能無論是80多歲、40多歲，甚至更年輕的人想自決死亡便可進行安樂死，大家都不會當成一回事。

力克．胡哲（Nick Vujicic）出生時沒有四肢，他曾經活得很苦，認定自己不能結婚姻生子，試圖自殺，但他最後還是選擇活下來，故事的後續是，他與一位漂亮的女士結婚，有幾個可愛的兒女，他到處演講激勵人心，表示對自己的生活非常滿意。這並非童話，是真實的故事。假若當時力克真的選擇輕生，他又怎能看見生命中，原來還是有如此美好的一面。

死亡只會終結生命，惟有活著，卻能帶出生命。

參考資料：

〈瓊瑤逝世丨驚傳家中輕生！FB留「最後說話」：我已經「翩然」的去了〉，星島頭條。2024年12月4日。https://www.stheadline.com/realtime-entertainment/3407618/%E7%93%8A%E7%91%A4%E9%80%9D%E4%B8%96%E4%B8%A8%E9%A9%9A%E5%82%B3%E5%AE%B6%E4%B8%AD%E8%BC%95%E7%94%9FFB%E7%95%99%E6%9C%80%E5%BE%8C%E8%AA%AA%E8%A9%B1%E6%88%91%E5%B7%B2%E7%B6%93%E7%BF%A9%E7%84%B6%E7%9A%84%E5%8E%BB%E4%BA%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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