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鬼滅之刃》看成熟的特質

最近和家人在一次遊輪旅行中，偶爾地發明了一個形容詞，它的應用範圍十分廣泛，用在甚麼事情或東西上都十分貼切和適用，絕對是「百搭」詞。

郵輪上的水果，如蜜瓜、西瓜，它們的外表美觀、色澤鮮明，但奇怪的是，吃起來總是沒有它們應該有的香味和甜味，跟後園出產的水果無法相比。若果蒙著眼，我們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吃甚麼水果。不知怎的，我們之中，有人隨口說了一句「無靈魂」。之後，每逢吃到擁有美麗外表但其實質內容與外表不相稱的食物時，就會以「無靈魂」來評價它。

旅途上，我們遇上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岸上活動導遊，他在旅遊巴士上沒有講解風景名勝、風俗或歷史，到達目的地後也沒有帶領我們到處參觀。任何時間看見他都是兩手放在褲袋裡，氣定神閒，悠然自得。若果不認識他，還會誤以為他也是團友之一。當日的岸上活動也可算是「無靈魂」了。

在美國生活了這麼多年，我們遇過無數「無靈魂」的人與事。例如曾經有一位男醫生自認不是太有耐性聆聽病人講述病徵，他還建議我們去找女醫生，也許她會「比較有心機聽病人講話」。

當然我也遇過不少「有靈魂」的人與事。例如有一位已退休的醫生，他不但會做足每一個檢查程序、不隨便建議做無謂的手術，還會關心我有沒有做運動和做甚麼類型的運動（想確保我是做帶氧運動）、不時與我和陪診的家人談笑。有一次，他極力勸我服用某種藥物，指這樣會改善我的生活質素（improve your quality of life）。因為他知道我不喜歡隨意服用藥物，但他也知道這藥物的確可以幫助我。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我還是推卻了他的一番善意。這位醫生不放棄再問我一次，我最後仍然堅持不吃藥。透過他的眼神，我看到他的憐憫與慈祥。他可能是我一生之中遇過最「有靈魂」的醫生。

還有一次撞了車，警察到場，我們在「驚魂未定」的情況下連忙按慣例準備駕照和汽車保險等資料。可是，來到現場的那位警察，第一句不是循例索取上述資料，而是多次問及我們有沒有受傷。我們看到他認真看待每一個受交通事故影響的人，無論是他們有沒有犯規，身體是否無恙才是他最關心的事情。

除了警察和醫生外，一個政經評論員的分析、牧者的講道、工程師的維修保養、社工的輔導、辦公室前台服務員的應對，他們所做、所表達的一切是「有靈魂」還是「無靈魂」，帶出來的果效也截然不同。

其實，一個人做事或生活有沒有靈魂，其他人是可以看得出、感受得到的（即使當事人在掩飾或欺騙自己）。在忙碌的生活和各樣壓力下，我們有沒有察覺自己已「無靈魂」地在hea做事，hea生活？我們又知不知道自己從何時起，和怎樣變成「這樣子」？最重要的是，我們願不願意真誠地檢視自己，和有沒有身體力行地作出改變？

蜜瓜應該有蜜瓜的香甜味，海鹽應該有海洋的鹹味，基督徒應該有基督的馨香味，互勉之。

不知道大家心目中最深刻的反派是來自哪一套電影、電視劇、動畫或漫畫呢？這個角色又有甚麼吸引你呢？是演得淋漓盡致、壞到極點的大壞蛋？還是令你有所感動的人物？今天的時代的確不一樣，在很多時候，誰邪惡誰正義都未必是清晰的，不再是以前的正邪二元分立。每一個成為反派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他們不會無緣無故地作惡，他們的「惡」必然是有理由的，有些理由甚至讓人感動到落淚，因此有人認為，反派身上所背負的傷害，是人們最終將要面對的現實。可能在我們真實的世界裡，要理解一些人做出某些行為的背後原因，就需要了解他們到底經歷過甚麼；這像薩提爾冰山理論所指出，人的一切言語行為的背後，其實像隱藏了一大部份的冰山，人所能看見的行為，只是冰山的一角。

想要被看見的反派

說到反派，先回到我們現實的經驗中，在小小的班房中，可能也會令人回憶起在學時期班上的小反派。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這樣的人，他們成績不是很好，整天在戲弄同學和老師，不過他們同時也可以與老師打交道，彼此的關係也算是良好。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他們就如我們從電影中看見的某些反派，做出某些行為，為的是要被看見。

在阿德勒的心理學中，一些出現在人身上、脫離常有規範的「脫序行為」，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 尋求讚賞：為了尋求讚賞的孩子會努力扮演「乖孩子」，或在職場中扮演著「努力工作」的職員，一切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稱讚。他們為了獲讚賞，也有可能做出「不好」的事情，例如作弊、虛假欺騙等。他們做出「被稱讚的事情」，目的是在於「在共同體之中取得具有特權的地位」。

2. 引起注意：即使沒有讚賞，但他們一定要被注意到。這裡分為消極和積極引起注意的方法：消極的人以「無能」的形象引起注意；積極的人則以「調皮搗蛋」引起注意，目的在於「得到特權地位」。

3. 權力鬥爭：當在第二階段未能得到滿足時，有些人則會進入權力鬥爭的階段。在此階段，失序的行為包括採用不順從、挑釁、挑起戰爭的方式來展示自己壓倒性的力量，或在其他人眼中像「英雄」般的存在，試圖在群體中享有特權。

一般而言，一至三階段的人總會在日常社交環境或課室中出現，從事教育工作或仍對學生生涯有記憶的人，大概都會有類似的印象。但如果有人一旦進入第四、五階段時，引發的問題，就已經不是普通人能夠處理。而戲劇中的反派，大多數都是這兩個階段的人。他們並不是刻意成為惡人，而是由童年開始便沒有經歷過合適的教導和社交環境，導致他們出現這種狀況了。

4. 復仇：在挑起爭端後，如果無法令另一方有絲毫的反應，就代表無法取得勝利，這時失序的人會進入第四階段，開始策劃「復仇計劃」，即對於不愛自己，不認同自己獨特之處的人，進行「愛的」復仇計劃。在這個階段會刻意做出別人討厭的事情，極端至跟蹤、惡作劇等，或透過傷害自己、繭居（長時間不外出或不與人接解）等行為，來控訴世界把自己弄成這樣。目的在於在憎惡的情緒中，獲得他人關注。

5. 證明自己的無能：這是最後的階段，也是非常嚴重的階段。在這一階段的人會抱著「不要再對我有任何期待」的想法，他們打從心底討厭自己，設定自己為無能的人，目的就是為了不讓自己再受到傷害。[1]

有些反派未必有復仇的動機，他們的目的可能只是為了證明和讓別人看見自己的強大。動漫《死神》（Bleach）中，有一名頗受粉絲歡迎的反派，名叫藍染惣右介，他便很想向別人展現自己的能力。藍染擁有很強大的力量，甚至精通許多其他人難以做到的事情，然而因強大而感到孤獨的他捨棄了保護他人的一方，選擇成為敵對的一方以表現自己壓倒性的力量。最後他被主角打敗時，主角竟然說：或許藍染就是希望有人能夠比自己強大，並打敗自己。

不知大家有否聽過一句來自動漫的金句：「錯的不是我，錯的是這個世界。」這句話來自動漫《東京喰種》主角金木研，他在準備「黑化」時便說出這句話來，原來它也是不同動漫人物「黑化」時的金句。[2] 就如踏入「復仇」階段的人，他們在憎恨的情緒中作惡，所作所為都是對世界的指控，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變成這樣，都是世界所造成的。

用自己方法打造「幸福」的反派

除了陷入「脫序行為」，也有些反派是為了得到他們所認為「幸福」、用自己極端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又或者想彰顯社會制度中無法伸張的正義，便做出胡亂傷害他人，執行私刑等等的行為。

就如廣為人所認識的《蝙蝠俠》系列，故事中的小丑（Joker）擔任反派人物，他正正就是用了自己的方式揭露人性的醜惡，同時也玩弄著人性。英雄電影套路之一，就是將私刑最大化，小丑不斷挑戰這項套路，使得人們都無法得知到底誰善誰惡，小丑也只是嘗試告訴他人，追求可控制與穩定都是無趣又枉然。[3]

又如在經典動漫「神級作品」《死亡筆記》中，主角夜神月殺人的目的，就是要建構一個新世界，一個沒有「垃圾」的世界，對他來說，即是沒有罪犯的世界。夜神月就是用自己的方式來創造所謂完美的世界。可能最後到底誰是正派，誰是反派，也只能由創作人決定，看看他以誰的視角去演繹故事而已。

心理治療師薩提爾以冰山作為比喻，指出人與人之間溝通時，看到的行為和事件都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情緒、感受和深層渴望就如同隱藏在水面下的一大個部份，這也是在溝通時常常遭到忽略的部份。[4] 或許一個成熟的人，可以用恍如上帝的眼光去看人，慢慢理解到，那些「反派」即使做出傷害他人的事，其實大部份都不是出於純粹的惡意，更多是出於他們背後經歷過的創傷或其他複雜的原因所致。

英國的處事效率慢，是移居到此香港人的共同經歷，「慢」或許是英國文化的一部份。當然，感覺或體會到「慢」，或許是香港人獨有的，若德國人移居英國，他們大概不會有相同的感覺，反而可能覺得這裡的效率頗高，快與慢、遲延或效率從來也是相對的。

有天與小女兒到英國一間老牌、以價廉見稱的連鎖酒吧餐廳[1] 午膳。不少本地人喜歡光顧，點一杯啤酒就能閒坐半天。當然，香港人亦喜愛其中只需一鎊半，就有無限供應的咖啡、熱茶、朱古力。

中午時間是最繁忙的時段，看見相距四枱桌子的距離，有一老婦及少女站著一段時間，有一名男侍應一直在旁伺候，隨後，見到少女撥電話，心想莫非是投訴食物衛生或不滿招待不周？從遠遠的觀察，他們並沒任何爭論、衝擊，這畫面維持了差不多二十分鐘，過程中，看到另一女侍應，拿一杯飲料給那枱食客，然後拍拍少女的肩膀，似乎是給予她一些安慰（或是平息她的不滿）？在這段時間，不單是那枱食客沒有大聲說話，男侍應一直半步不離站著並且黙不作聲。更出奇的是，坐在鄰桌的客人，也沒有任何異樣，如常談天吃喝，似乎就只有遠遠坐著的我，好奇發生了甚麼事。

那桌子鄰近洗手間，不是我故意「八卦」，而是非去不可，走近，才看到有另一老者以「復原臥式」（Recovery position）躺在地上（食肆地板有鋪蓋地毯，躺著應該也舒適）。老者明顯仍是清醒，能與他人對話，事情可以這樣理解：男侍應站著為要伺候，作隨時幫助；少女剛才是致電召喚救護車；女侍應給予飲料作安撫也是合理不過。鄰桌客人沒有過大的反應，不僅是對當事人的尊重，更是令周遭氣氛顯得平靜如常，這亦是對他者另類的安慰。

不以為意，與女兒繼續午膳。大概又過了十多分鐘，女侍應拿著白色枱布走近。細看下，原來一位穿上制服的醫護人已到場，兩名侍應及家屬，共四人，應該是按醫護的要求，手拿白布圍著病患者，造成一道人造屏障，可能是方便醫護作一些即時處理。

又過了二十多分鐘，四人仍是手持白布圍站著。「為何這麼久仍沒有救護車到達？」是我當時的疑問。但立時就回想自己初到英國的一段求醫片段：有天，突然背椎劇痛不能轉動，觸及到右腳麻痛，導致不能坐、行、站。過往也有類似經驗，只是這次延伸到整條右腿，久病成醫，大概也知道是因為椎間盤突出，壓著神經線，影響到右肢。治療是注射放鬆肌肉的藥，讓人回復基本的行動能力，再服用止痛藥及進行物理治療，一星期左右就可以回復五六成，之後慢慢等待消炎退腫。誰料，當時致電救護，電話中的醫護問了一連串問題，衡量傷患者的危急程度，大概花了二十多分鐘，然後作出評估：「這情況是會自然康復的，我會開止痛藥，請你到指定藥房拿，但記著，不管如何疼痛，也要保持運動」。結果，我足足臥睡在較硬的地板上整整一個月。參照上次的經驗，我可估計餐廳內的醫護，大概也是在問診及評估。

又過了十多分鐘，終於見到另外的醫護人員推著輪椅進來，慢慢安頓老伯伯坐上，然後不疾不徐地把傷者送離現場。

足足花了近一個半小時！「慢」得也有一點「不可思議」，這情況大概不可能在香港出現。午膳的繁忙時間，要撥調兩名侍應來照顧一枱食客、病患，怎可能？病人及其家屬總認為自己的情況是最要緊，手指頭割傷、孩子肚痛、「暈車浪」、「扭親腳」……香港召喚救護車，總期望十分鐘內抵達，要等上一個多小時，怎可能？醫護人員及醫生應立時進行急救或開處方，藥到病除，要花上二十多分鐘問診，最後還是沒有「開藥」，怎可能？周遭的「路人甲、乙」見到意外發生，不是拿出手機拍照記錄，就是繞道而行，避而遠之。但這裡的人，竟然不以為意、不為所動、如常無異，怎可能？

文化差異，不能以「快」或「慢」來區分，而是在乎人如何理解及回應日常的事情。仔細了解病患者的狀況再決定是否送院，減省急症室的負荷，是避免濫用，可以保障真正危急的人；不隨意處方，是相當事人的免疫力及復原能力。

餐廳內的傷患者安然離開，少女仍待在餐廳，或許，這裡不像香港，傷患家人可隨救護車到醫院。曲終應該亦人散，只有女侍應還跟少女多談了數分鐘，最後，給她一個擁抱，就是給予憂傷者最大的安慰。文化差異，大抵就是看重「人」及單顧「事」之分。

之前在〈工作．意義〉一文中談及我們初到英國的生活，太太到中國人管理的餐館工作，那是她相隔二十多年後，第一次「有糧出」的工作：短短數天的工作，看見同作異鄉客的華人，礙於言語的限制，寧願接受不公平的待遇，接受低於最低工資的薪金。因著文化、語言的限制，異鄉人不得不受一點委屈，但遺憾的是同宗族的人竟然欺負同鄉人。

今年在聖誕、新年並打著「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的瘋狂大減價，不少零售商，物流和包裝公司均增聘員工，以應付超額的工作。因此，我和太太在11月中至1月初，有機會到一間手錶、首飾倉庫當臨時工。工作程序是這樣：先檢查貨品是否妥當；訂貨單內容跟貨品是否一致；然後按品牌入盒包裝，貼上地址及包裝員的標籤；按郵遞類別放到運送箱，等下一個工序的同事，安排寄出。

重覆的機械動作，熟能生巧，不費心思。但基於保安理由，手提電話不能隨身攜帶，工作時就不能聽聽歌來消磨時間或充塞自己的腦袋。與同事閒談可以嗎？已退休的尼泊爾籍管工（他也是臨時回來協助）會不時提醒：「快啲啦， 快啲啦……」（因他曾於香港居住，懂得幾句廣東話）。或許他認為閒談會影響工作效率。

工作會限制我們的時間和身體，我們的心靈和思想卻不會被束縛的，我們仍然可以自由地思考、默想、禱告。這樣，工作也將變得更有意義。

由於今次所聘的臨時工全是香港人，廠房內一下子變成了同聲同氣的香港人，與一直佔大多數的波蘭婦女平分秋色。波蘭人不多說話，給人一種冷漠、「兇兇」的印象，感覺不易走近。只憑感覺？難定真假！

有一天，太太被安排到包裝珠寶那邊工作，那是資深的波蘭同事主要的工作區域。太太有更多機會與她們相處，發現她們僅有一人，能夠以英文溝通。有次太太坐在一個不諳英語的波蘭婦女旁邊，婦人在這裡工作已五年，兒子17歲，兒子在每星期有兩天不用上課，這些日子就來這裡兼職。也許婦人感受到太太的善良，她願意分享自己的狀況：她表示一家來英國不過數年，丈夫卻在移居一年後過世。語言有限，她極力去表達說丈夫「UP」，太太以為她丈夫在樓上工作。隨後，她拿出項鍊的十字架，再重複「UP」指指天，太太才明白她指丈夫已過身。一個帶著歐洲人臉孔的異鄉客，不懂英語，要融入生活，更不容易！更何況是一個獨力帶著孩子的婦人？

每天午膳時間有半小時，員工各自帶備午餐，在休息室用膳。同鄉「圍爐」坐席是理所當然。我和太太並非標奇立異，只是感到六、七個香港人圍在一張小圓桌，未免過於侷促。隔鄰桌子有較大空間，更闊的視野，可以看看周遭的人。我們聽不懂波蘭語，但能看見：為何母子兩人不吃午餐？另一個女士，為何只站在門外抽煙而不吃飯？「眼到、口到、心到」。太太看見了，就去關心問候，之後每逢少年人上班的日子，她就多預備一份午餐，少年人欣然接受，我們也感到欣喜。人在他鄉，被接納、被關心比一切都更有力量。語言不通卻不能阻礙關係的互動。

若說上帝是偏心的話，大抵祂就是偏向受困、受壓、孤苦、無依的一邊：

「你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申二十四20）

「向寄居的和孤兒寡婦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詛！」（申二十七19）

「無倚無靠的人把 自己 交託你；你向來是幫助孤兒的。」（詩十14）

「耶和華保護寄居的， 扶持孤兒和寡婦， 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詩一四六9）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一27）

編輯﹕謝芳

「無論誰因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些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他決不會得不到他的賞賜。」
《聖經新譯本》〈馬太福音10﹕42〉

新冠病毒肆虐，香港城內累積確診人數近117萬（2022年4月5日），8136人死亡。面對Omicron病毒傳染迅速，住在院舍及劏房中的住戶，困在狹小的居住空間，若有人不小心「中招」，極易傳播至全家；正面對患病的，身體不適的煎熬再加上物資缺乏，若失去別人的援助，很容易陷入危機！本文訪問了三位居於長沙灣、深水埗區的劏房戶，細述他們過渡疫境的故事。

個案一：雪中送炭

禤先生來港5年，與太太及兒子居住在深水埗區，疫情嚴重時，將兒子送回內地的家人照顧。作太太的在疫情前於餐廳水吧工作，但因疫情影響停工；而禤先生則在地盤工作，賺取日薪勉強維持家庭所需。但在2月的疫情大爆發時，他和太太先後染疫確診，困在劏房分上下格床等待病情好轉。

禤家夫婦同時病倒，不但斷了經濟來源，也排不到隊看醫生，更打不通政府的救助熱線，失望之中感慨﹕作為平民百姓難道真的要自生自滅嗎？加上期間的天氣突然轉為寒冷，真是雪上加霜，令人感到絕望無助！

感謝主，慈善機構（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明光社）及時送來關心與物資，不單有義工為禤家買餸菜，還送上溫暖的棉被，還有維他命、退燒藥和消毒等物資補給，禤生直言心中感到溫暖，人生有了光和希望！隨後，他們夫婦二人慢慢康復，禤先生更能繼續開工，正常工作！對於信仰，他曾去過教會的佈道會，雖想多了解，但因為工作忙碌，故未能對信仰有進一步的加深認識。不過，此刻的禤先生坦言，今次能於困境中得到適時的幫助，是天父在保守自己，故心中感到平安呢！

個案二：送上幫助和盼望

黃女士來港4年，與丈夫和一對子女居於深水埗劏房多年。在疫情爆發初期，她甚麼物資都未有準備好時，小女兒不幸染疫！城內抗疫藥物、快速測試包四處都斷貨，隨後大兒子又發燒，再到他們兩夫婦雙雙確診。在所需物資藥品嚴重缺乏之下，既要照顧兒女，自身又患新冠病毒而不適，所處的境況真的非常辛苦和徬徨。

幸好她有朋友及時送了兩盒藥給她女兒服用，以控制病情；慈善機構亦送來信息問候和防疫信息，也立即為黃女士安排物資運送。義工們在寒冷下雨的晚上，拖著一手推車的生活必需物資，沿著樓梯送到她的家門，當中有肉、蔬果、罐頭、粉麵、八寶粥；更有防疫用品，如：藥物、清潔用品及快速測試包！令她深受感動。

曾於內地曾接觸過天主教的黃女士，因孩子就讀基督教學校而對信仰和主耶穌有點認識，她坦言自己是相信主，雖然未洗禮，但亦相信天父一直在身邊憐憫著她們一家。這次在疫情之中得到及時的幫助，更讓她感受到神的拯救，對教會義工的援助也十分感激。

個案三：送贈愛和溫暖

今年60歲的黃婆婆與先生居於長沙灣區劏房多年。她於二月尾時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再傳給丈夫。在找不到政府醫生診治時，幸好能求診附近的診所醫生，及時控制病情和退燒。在天氣寒冷之時，義工們得知她家缺乏綿被、食物、喉糖、清潔用品及快測包等物資時，也很快送上她家所需的，使她能得到溫暖。

黃婆婆雖不是基督徒，但也感到教會所給予的溫暖和幫助，她說：「耶穌、教會很好，會幫助我們，給予我們所需，很好啊！」被問及會否在疫情緩和後到教會了解一下，她也說有機會可以試試呢！

從上述的三個個案，受助的家庭除了透過機構的協助而得到物資，他們更能在困境當中感到被關心；也透過教會弟兄姊妹送上適時的幫助之中，看見天父的信實。

送出一杯涼水

長沙灣、深水埗區的劏房戶，不少都是居住於「三無大廈」，即沒有任何形式的業主、居民組織，以及沒有聘請物業管理公司的大廈，往往這些大廈的環境可以說是極不理想。另外，也有不少的業主將一個單位劏成十多戶再分租出去。這些家庭的居住空間通風不佳，與鄰家住戶也極為相近，有相互傳染的高風險。幸好，城內不少慈善機構和義工，在嚴峻的疫情之中仍然努力和無私地為有需要的劏房戶送上物資，為他們在困境及寒冬中送上溫暖。

現在，雖然疫情稍為緩和，但是否有第六波的到來仍是未知之數，劏房戶除了食物、季節性的物資需要之外，如何幫助他們長遠改善就業、生活環境，仍需要我們關心政策。另外，中、小學學生在反覆的疫情中要使用網絡學習，劏房戶的網絡支援、學生能否有合適及安靜的環境學習？最近有調查顯示，四成幼稚園學生的家庭沒有安裝上網，政府能否資助讓幼童面對網絡學習模式？在狹小空間中，家長如何面對子女學習的問題及幫助他們跟上進度？當父母二人必須外出工作，但小孩在疫情中仍要在家上網學習… 這一大堆因疫情，以至劏房戶、貧困家庭仍要面對的問題，仍需我們繼續協助、幫忙和關心。

而最終，更是希望我們大家都能憑信仰發出一點點光，在黑暗中照亮每一張渴求的面孔，讓他們藉此走出黑暗，真心實意地去認識天父和感到神的愛。「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5﹕15-16〉「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民數記6﹕24-26〉

夏天，自然會想起陽光與海灘，本想藉著欣賞一套充滿笑料的法國度假式電影《謊心愛漫遊》(Little White Lies)來讓自己輕鬆一下，但原來惹笑的場景是帶我們探討一個沉重的話題：在看來深厚的友情間，常隱藏一些不能讓對方知道的小秘密，教人好好反思自己是如何對待身邊的好友！

一班老友記每年都會相約去一個朋友的度假屋歡度數星期，但今年其中一位成員Ludo (Jean Dujardin飾)因為遭遇嚴重車禍而未能同行，惟其他人仍決定如期出發。可是，大家都帶著不安及一些私人問題前往這個美麗的海港度假，各人愈是輕鬆想去忘記心事，事情就愈是纏繞他們。

 朋友相處  報喜不報憂

其實，在忙碌的生活中能抽出時間和好朋友朝夕相對，好應該把握時間互訴心中情，偏偏戲中這班死黨卻以「我過得很好」的姿態出現和相處，這又是否正是你的寫照呢？朋友之間可以開心談笑、把臂同遊，卻不能分擔憂愁，你會責怪是友人不夠坦白？還是會檢討自己不能讓人家感到信任與接納？
 
結果Ludo在沒有朋友在身旁的時候離逝，他生前既在病床上靜靜「聆聽」朋友的心事，死後的喪禮也化成老友記們永久埋藏、「保護」秘密的場所……。筆者個人認為好好的「聆聽」及「保護」是給朋友最好的支持，縱然導演對Ludo的生命描繪最少，但他的孤獨離逝，卻令筆者心傷，也禁不住掉下了眼淚。

打開心窗  開展真友誼

電影中有一個最真誠，笑容最為燦爛的角色：Antoine (Laurent Lafitte飾) ，他打從一開始就將自己的問題重複又重複地「攤開」告訴各人，相信導演是特意塑造他為一個十分令人厭煩的小男人，但這角色卻又是在眾人之中最能將心開放，最能真切地表達自己對愛情的著緊及感受，也是最願意聆聽的人。而最終各人的感情，亦以他最為成功，得回所愛。
 
生命中，我們或多或少都要面對一些難以處理的問題，但我們往往又只會用最美的形象包裹，相信大家都並非偽善，而只是未找得著可以傾訴的對象分享；或許深呼吸一下，擱下不必要的恐懼及面子，打開心窗說出心事或向身邊朋友關心多一句，真正的友誼才於這時開展。

 社工是一門助人自助的專業，擁有獨特的專業理論、知識、價值觀、工作方法及應用技巧。社工常常站在弱勢群體中間，以同理心去傾聽、了解他人的感受，以及幫助有需要的個人或群體。可是，在一些具爭議性的問題上，當倫理觀與同理心互相拉扯，社工又應如何「企位」？

社工：看護世界的醫師

是次對談，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林昭寰博士和與會者分享現時社工發展的方向，和社工如何定位的問題。林博士指出，社工發展有其神性的使命。現代的社工服務其實就是源自基督教會的慈惠服務，而在1928年於巴黎舉行的首屆世界社工會議（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 Paris），也對社工在靈性和理念上有要求：社工是「看護世界的醫師」；以利他主義（Altruism）為宗旨，而且要有犧牲精神，能放棄小我完成大我。[1]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社工具有改良社會和造福人群的使命，亦慢慢的將社工帶來專業的範疇與規管，如1968年英國《西博姆報告書（Seebohm Report）》就確立了現時社工的職權，專業和服務標準。
 
社工的「工作」，其實就是透過人際關係的工作和技巧（互信、互惠、理解、道德，英文可合成為TRUE: Trust, Reciprocity, Understanding, Ethics)，促進個人，家庭，小組和社區的功能和福祉，以達至社會變革和個人的自我完善。可是，正因社工工作帶有使命性，而每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理想與理解，以至社工有時會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場與觀點，使這個行業既有可塑性和多元化，但又可以出現矛盾和不協調，對一些社會問題有莫衷一是的看法。

如何理解「同理心」？

同理心被認為是社工的特色，除了是以案主角度設想外，其實也是帶著「一個人應該如何被人對待」的理念，是在於協助案主找出甚麼是值得選擇的目標，並將理想化成為現實的進程，所以是一個負載著價值，也有道德實踐而非只有技術上的工作。美國社會工作學者Biestek曾對於社會個案工作的專業關係(The Casework Relationship)提出了七個原則：[2]
 
1.個體化原則（Individualization）
2.有目標地表達情感（Purposeful Expression of Feelings）
3.節制的情感投入（Controlled Emotional Involvement）
4.接納原則（Acceptance）
5.非判斷化的態度（Non-judgemental Attitude）
6.案主自決（Self-determination）
7.保密原則（Confidentiality）
 
簡單來說，就是每個案主都有其獨特性，將「人」的價值奉為最高標準，不應一概而論，與案主的溝通和表達應是有目的和帶有效果的，而不是隨便加上個人的感受；而在感同身受時，也不應感情用事。社工相信人人都有可塑性，並且是可改變的。所以，不應先入為主地判斷他人，也對案主要有必要的保護。

改良與革命、控制與照顧

可是，林博士也指出，隨著社工的繼續發展，香港社工也要面對種種的難題。首先，近年社工界在「一筆過」撥款的政策下，面臨追求量化和實效主義問題。社工往往因向上頭「交數」，容易量化、有實效的服務工作(如學校、社區中心興趣班等)就成為優先選擇，相反地，真正需要幫助的案主，或是難以接觸或需要長時間幫忙才有成果的個案就難於「交差」，處理的優先度會被降低了。另一方面，隨著工作量的增加，又要完成一個又一個的指標，社工對自身和社會價值觀的討論往往就因此減少，這對社會工作其實是不利的，亦往往使服務欠缺深度。
 
而且，香港社工的發展源自英美，西方社會著重個人的(Individual)發展，但中國人也著重群體和社會的因素。抗爭的社工模式當然有其可取之處，但如演變成類似當年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因抗爭而導致最後解散的情況則是可悲的。[3]另一方面，社工也要注意「案主自決」的重要性，不要混亂了「改良與革命、控制與照顧」而左右了案主的意思或主導了事情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