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載美好回憶之地

超現實是否不真實？

很久以前，我曾造訪德州休士頓的梅尼爾收藏館 （The Menil Collection），最近我舊地重遊，再次獲得驚喜。這座美術館擁有極為豐富的藝術珍藏，且展品經常輪換，因此每次參觀都會有新的體驗。這次我非常幸運地欣賞到數幅雷內‧馬格利特 (René Magritte) 的畫作，其中一幅特別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他於1963年繪畫的《望遠鏡》。這幅畫描繪一對窗戶，窗上呈現明亮的藍天白雲，但右側的窗扇半開，露出外面的黑暗世界。這種簡單卻震撼的矛盾，正體現出馬格利特藝術的核心：在尋常景象中隱藏深刻的哲學謎題。

雷內‧馬格利特 （René Magritte, 1898–1967）是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但他的畫風與薩爾瓦多‧達利 （Salvador Dalí）或馬克斯‧恩斯特 （Max Ernst）那種夢幻般的變形和驚慄效果卻大相逕庭，馬格利特的超現實主義表現出冷靜、理性、含蓄的風格，他常以熟悉的事物建構畫面，例如煙斗、蘋果、帽子、窗戶、雲朵，但其組合方式卻是出人意表，促使觀者不得不懷疑所見是否真實。馬格利特的著名宣言「這不是一支煙斗」顯示出他終生關注的主題：影像如何扭曲或取代現實。

人們普遍把馬格利特歸類為超現實主義者，但若把「超現實」理解為「不真實」，那是誤導的。對他而言，超現實並非單純的幻想，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現實，超現實能揭示常識所看不見的真理。他試圖揭開可見世界背後的隱秘邏輯，也就是他所謂「平凡之中的神祕」。「不真實」的世界往往比日常世界更真實，因為它挑戰了我們感知中潛藏的假設。

《望遠鏡》：幻象與現實

《望遠鏡》屬於馬格利特後期的創作，此時他的技法更為精煉，思想也更內省。這幅畫雖名為「望遠鏡」，但畫中卻沒有望遠鏡，取而代之的是兩扇玻璃窗，反映著藍天白雲，右邊的窗半開，露出夜色。觀眾原本預期看到藍天的延續，卻面對一片黑暗。望遠鏡本是讓人觀測遙遠世界的工具，但馬格利特似乎在質疑這種「科學發現」的必要，或許我們能直接洞察真相。這幅畫彷彿在問：我們所見之外還有什麼？馬格利特揭露了外表的欺騙性：明亮的天空並非真實，而只是人造的影像。就像在人生中，我們常將美麗的表象誤認為真理。這幅畫是一則令人震撼的寓言，提醒我們人類如何製造假象。

在《望遠鏡》中，窗戶原意為通透，但在此卻成為遮蔽我們的障礙物，只呈現經過篩選的畫面。神經科學家唐納德‧霍夫曼 （Donald Hoffman）提出一個觀點：自然界塑造了人類的感知，使之如同電腦桌面的「使用者介面」，使用者介面隱藏現實的複雜真貌，只保留「有用」的資訊。馬格利特似乎也暗示：我們對世界的觀察永遠是選擇性和過濾性的。

畫中最令人不安的是那片黑暗的空隙，它顛覆了期待，開啟多重詮釋。有人認為那代表「未知」，也有人視之為被幻象掩藏的真相。或者，黑暗並非絕望，而是思考的起點，當我們看穿外表時，反思便得以萌生。由此觀之，《望遠鏡》的黑暗成為哲學覺醒的象徵。

馬格利特的思考與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等二十世紀歐陸哲學不謀而合。現象學家胡塞爾 （Edmund Husserl）與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主張：感知建構了世界；存在主義者沙特 （Jean-Paul Sartre） 與卡繆（Albert Camus） 則指出，當幻象崩潰，人類面對虛無時，便必須自行創造意義。《望遠鏡》似乎再現這一刻，觀者期待延續，卻迎來空無；然而，這空無促使反思，逼使我們重新定義真理。

《光之統治》（The Dominion of Light）：反向的望遠鏡

若說《望遠鏡》揭露了光明背後的黑暗，那麼《光之統治》則正好相反。我很高興在梅尼爾收藏館也看到了此系列的一幅。這幅畫描繪一條夜晚的住宅街道，樹影與房屋被路燈照亮，而天空卻是白雲漂浮的藍天。馬格利特從1949年至1964年反覆以此主題創作，共留下十七幅油畫與十幅水彩。他曾寫道：「白晝與黑夜的並置，能帶給人驚奇與喜悅；我稱這種力量為詩。」

在《光之統治》中，白晝與黑夜同時存在於一幅畫裡，若《望遠鏡》揭去幻象以顯示黑暗，這裡則讓光與暗和諧共存。上方的藍天似乎是真實的，但下方的世界卻未能映照它，彷彿現實的倒影出錯，產生兩個互不相容卻同樣成立的真相。我們的思維本能地追求一致，若天空明亮，地面和水中倒影也該明亮。然而馬格利特卻拒絕這種邏輯，他把兩種互斥的光源並置，打破了「自然秩序」。原來我們所謂「自然」只是心智加諸世界的概念。《望遠鏡》揭穿了「統一」的幻象，《光之統治》則揭穿了「一致」的幻象。兩者都質問：人類的視覺真能掌握世界本相嗎？

在《光之統治》，光與暗不再對立。日與夜、理性與夢境、意識與潛意識同處一個畫面。這種包容的視野讓現實呈現為多層而詩意的結構。我覺得馬格利特的作品呼應了量子力學的世界觀：人類感官經驗屬於牛頓式的宏觀世界，但在微觀的量子層次，許多現象違反常識，然而兩個世界仍然同時成立。

馬格利特稱這種並置為「詩」，這不是文字的詩，而是視覺的詩。對他而言，詩意源自不可能的並存被轉化為可能的和諧。這種對立的統一讓人想起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的名言：「上行之路與下行之路乃同一路。」在存在主義的語境下，《光之統治》把矛盾的焦慮化為美感的平靜，暗示人生的對立不是錯誤，而是存在的本質。

超越詮釋：作者之死

有人或許會質疑：這些哲學解讀是否過度詮釋、為藝術家「代言」？然而，根據法國文學理論家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的「作者已死」理論，作品的意義並不屬於創作者，而屬於讀者或觀者。作品一旦公開，便脫離作者的掌控，在無數詮釋中重生。這個觀點雖源自文學理論，卻完美適用於視覺藝術。馬格利特的畫作刻意保持曖昧，正是為了讓觀者自由解讀。其力量不在於藝術家的意圖是什麼，而在於觀者發現了什麼。

我認為，馬格利特的「超現實主義」並非逃避現實，而是揭示那隱藏於尋常世界中的不可見維度。他筆下的窗戶、天空與燈光都成為感知的隱喻，這提醒我們：真實與虛幻、可見與不可見，始終交纏共存。有時，最「超現實」的視野反而揭露了最深刻的現實。

當我們早已用MP3等串流音樂取代了曾被MD衝擊仍不倒下的CD時，想不到早已被遺忘、幾近消失的黑膠，竟再一次備受追捧，在市場上穩佔一席。

我並不是黑膠迷，但對黑膠卻有一些情意結。

爸爸也不是甚麼音樂發燒友，但有一天家中竟出現了一套大型音響組合。八十年代的四件式，卡式帶、收音機、擴音器、黑膠唱盤，再配上一對大大的揚聲器，放置在公屋小小的單位內，突然覺得狹小的家居，格調也提升了不少。

有唱機怎能沒有唱碟！還記得第一張購買的是林子祥的＜愛情故事＞，亦曾經擁有張國榮＜為妳鍾情＞的白膠碟、呂方＜聽不到的說話＞的透明碟、郭小霖曾出版的黑膠、時光倒流七十年(Somewhere in time)的電影原聲……。當然，遺憾的是，這「擁有」已是「曾經」。無故消失的不只是黑膠，更是少年時留下的痕跡。

但回憶是磨滅不了的。每天早晨總被雙「勤／芹」吵聲。姐姐一大清早播放著理應停留在夜裡的＜月半小夜曲＞及＜大會堂演奏廳＞，另一位在唱著：「問誰會穿針，能夠替我穿針，差一線彼此可再相戀…..」及到今天才稍有共鳴的＜青葱歲月＞：「在昨日青蔥歲月，分擔失意，分享笑聲。在昨日各散東西，不知不覺，如遺失這一切。」而最叫我哭笑不得的就是聽到Wham! 組合唱著：「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真的，仍在睡的我，不想亦不用一大早就用歌聲來Wake me up！

黑膠有著一種獨特的韻味，是一種年代的記錄，是一份歲月的留痕。

在英國的二手店（Charity shop）尋寶，總會找到一些被遺忘的經典：Bread、Carpenter、The Beatles、Elvis Presley、Andy William……還有音樂劇：Cat、Les Misérables、Phantom of the Opera．．．，只用一、兩英鎊的價錢，就能把那些可能比我「年紀」更大的黑膠帶回家，捧在手上的已不是一張唱碟，而是年代歲月的記錄及痕跡。

有唱碟怎能沒有唱機！兩年前，愛妻為填補我「曾經擁有」的失落，同樣在二手店買了一台手提的黑膠唱盤。簡單得有點似玩具，但足以療癒我內裡的遺憾，更引發起大女兒對黑膠的喜愛。似乎又是一代的延續！

為求鞏固這延續，趁著十月是恩言及我的生日，買一份禮物給彼此。升級一部不似玩具的唱盤，外型、音質稍為提昇，亦為簡單的客廳增添一點格調。

自從年初得悉心愛的小狗患了肝病後，我們都經常在「家庭成員」群組內更新小狗的病情。直至三個月前，醫生暗示現階段小狗最重要的就是「快樂」，可以吃少少炒蛋等等這些肝病狗不應該進食的食物。經過一輪飲食和藥物調校後，小狗病情曾經穩定下來。可是，不久病情急轉直下，我們追問醫生，他可能因怕我們難以接受，始終不願意告訴我們應以月或周來預備牠的離開。

從那天起，我們增加了「家庭成員」群組的視像會議頻率，多次商討對策。月前，小狗病情再惡化，幾乎不進食不喝水(連至愛的後園土產也不感興趣)；家庭成員都一致決定直接「迫」醫生說出小狗還可以「拖」多久的「事實」。因為兒女們都需要安排工作形式或訂機票趕回來見小狗最後一面。由於我們不能掌控小狗的日子，兒女們都在掙扎：是時候要回來嗎？萬一在飛回來以先小狗已離開豈不是錯失了最後一次見面機會？若要向公司申請在家工作要申請多少天？小狗或者可以撐得長過醫生說的日子？何時才是「最後」？

經醫生「說實話」後，兒女們都決定以超出正常三至四倍的價錢訂下飛回家的機票，同時都以「送別小狗」的原因向公司申請了在我們家工作一星期。我們還商議好怎樣一家人齊齊整整、好好的與小狗共渡最後的「狗生階段」。在「道別周」裡，我們除了給小狗所有「好吃的」外，還訂好了州際公園的入場票，帶牠最後一次遠足；即使牠屆時不能行，我們都商議好會輪流抱牠行一段路，讓牠再次聞聞郊野的氣味、沾粘郊野的泥土。沒有養寵物的人不容易明白我們為何如此「大陣仗」只為了一隻小狗？

畢竟小狗與我們一起共渡了一段平淡而滿有挑戰的新移民歲月，陪伴兒女們挑燈夜戰完成了中學、大學和碩士、崎嶇又滿有恩典地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幾經風浪後建立家庭；牠更充實了我們兩老空巢的歲月。小狗還與我們一起自駕遊征服了大峽谷和黃石公園等等五個國家公園、挑戰被喻為德州最南端的南帕德里島去暢泳(小狗由懼怕游泳到不肯上岸)、每逢清爽的假日就走遍德州多個州際公園、閒時在屋苑的湖泊爬獨木舟和享受每晚最輕鬆、最開心的時刻──食宵夜，在食過宵夜後，那天就完滿結束。小狗不單止是我們家庭的一份子，且更是我們人生各階段的「同行者」，分享和分擔了我們的喜與悲、憂與愁；牠一直緊扣著我們的時光和情感。

在送別小狗的過程裡，我們看見兒女們都非常同心地商量和安排小狗的身後事，包括：如何把牠離世的消息「公告天下」，怎樣撰寫訃文和選擇「車頭相」發放在社交群組裡等等。還有，是否以火化形式進行？是否保留骨灰？骨灰放在那裡？要否在後園種一棵樹以作懷念…？這些細碎事都是兒女們所關注的，一絲不苟；亦彼此深入交流想法和作出情感支援。

「身後事不怕生前談」，兒女們切身地上了一次寶貴的生命教育課。他們雖然有掙扎、傷心、不捨；但卻勇敢地、堅強地面對生離死別。在這一刻，我們想：假如把小狗一詞換成父母，我們相信有了這次送別小狗的預演，他們將來也許可以從這次經驗中學會如何送別我們，屆時不至惶恐失措或過度悲傷；同時也許可以學會如何珍惜現在所擁有的。

(圖片為AI生成圖)

在當代社會，大學排名幾乎成為所有持份者的共同追求。對大學行政人員而言，高排名反映出學校的知名度與資源；對教授來說，更多的論文與引用往往直接關乎升遷與江湖地位；對學生與家長而言，能夠進入排名靠前的大學是光宗耀祖。對政府來說，本地大學排名是政績的一部份，例如今年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強調：「香港是全球唯一擁有多達五所百強大學的城市。」

然而，這股競逐排名的風氣卻帶來嚴重的副作用：學術研究的首要目標不再是探索真理，而是滿足排名指標。結果是，大量看似豐碩的學術成果，在歷史長河中可能最終變成了故紙堆，這反而削弱了學術本應有的公共信任。

《撤回觀察》（Retraction Watch ）是一個監督組織，專門監察學術出版中的不當行為。它每天與每週都會發布最新消息，這監察組織揭露的學術不端事件數量實在令人震驚，以下只是冰山一角。

舉例說，西班牙研究員伊娃‧卡羅（Eva Carro ）是阿茲海默症研究的領軍人物之一，截至2025年9月底，其論文在「谷歌學者」 （Google Scholar ）上的引用次數已經高達12,688次。她於2009年在學術期刊《神經生物病症》（Neurobiology of Disease）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了某類蛋白質和阿茲海默症的關連。然而，這篇文章在2025年9月被期刊撤稿，撤稿聲明指出，該文重複圖像，有操控數據的嫌疑；而且作者的實驗可能沒有獲得適當的倫理審批。但卡羅未能提供原始數據來證明論文的真實性，她的回應也未能令編輯滿意。其實，這是卡羅的第二次撤稿：她另一篇於2010年發表的論文亦因圖像問題於2021年被撤回。

這是令人感嘆和心寒的事件，阿茲海默症是一種神經退化疾病，屬於最常見的失智症，很多老人都有這風險，研究員若果能夠找出病因和醫治的方法，這無疑是一個福音，但失實的研究結果，不單止給予病人虛假的希望，而且可能會誤導了研究方向，阻礙發展出真正有效的療法。

上述的事件發生在歐洲，但學術造假是全球性的，美國也不例外。2023年，哈佛大學指控前哈佛商學院教授弗朗西斯卡‧吉諾（Francesca Gino）在多篇學術論文中偽造數據和研究不當行為。經過內部調查後，哈佛商學院於將吉諾停職，並於2025年5月撤銷其終身教職。最搞笑的是，吉諾的研究課題之一是為何人們會做出不誠實的行為和怎樣幫助人矯正！在醜聞未爆發之前，人們對吉諾十分敬重，指望她的研究能夠為這個惟利是圖的商業社會匡正風氣，不消說，現在人們已經對她那些宏大的理論信心破產。

吉諾大約有五篇論文被撤稿，相對來說，這算是「小兒科」。根據《撤回觀察》的最新「撤稿排行榜」（更新日期：2025 年 8 月 26 日），德國麻醉科醫師約阿希姆‧博爾特（Joachim Boldt ）目前以221篇撤稿位居首位；日本前東邦大學副教授藤井芳孝則有172篇造假論文遭揭發。

除了抄襲或者造假之外，有些學者還會用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去催谷論文數量。在2013年至2014 年間，一份國際學術期刊發現：台灣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陳震遠建立了多達130個假冒身份的電子郵件帳號，用以在出版社的投稿系統為自己的論文做審查，換言之，陳震遠以其創建的假身份審查自己的論文，他當然將自己的文章吹捧得天花龍鳳，結果該期刊撤銷了陳教授六十篇論文。

另一種篤數的手法是變相行賄。在今年5月至8月間，南京一家名為A-Techo的機構向多位期刊編輯發出電子郵件，提出願意為每篇被接受的稿件支付五百至一千美元的「加速處理費」。雖然表面上聲稱是為了支持審稿流程，但編輯很快意識到，這其實是企圖行賄期刊，讓品質低劣的論文獲得刊登。

現在人工智能令傳統的做假手法過時，根據西北大學教授里斯‧理查森（Reese Richardson）與薩里大學教授馬特‧斯皮克（Matt Spick）最近的一項研究，開放存取數據與生成式人工智慧使得撰寫論文變得容易許多，這導致大量低品質的論文湧入學術期刊，這些文章經常引入具誤導性的結果與錯誤的發現。

即使沒有牽涉到不誠實，很多學術論文的可靠性仍然要打上一個大問號。我已經在學術圈子打滾了幾十年，觀察到不少教授和研究人員對研究方法與統計知識理解有限，常常因為訓練不足而採用不當方法或錯誤詮釋資料。很多次我對他們建議採用更精準的數據科學和機械學習方法，但都受到拒絕，理由是他們要迎合學術期刊慣常的做法。

可能讀者會反駁：這無非是你主觀的經驗，但有客觀證據印證我的經驗。2015年有一個大型國際合作專案，嘗試複製一百篇頂尖心理學期刊的實驗結果，結果只有36%成功複製。很多失敗的原因不是造假，而是樣本數不足、統計檢定方法用錯、選擇性報告結果等。學術界稱這種現象為「複製危機」（ Replication crisis）。此外，根據一項2017年在《自然》期刊發表的論文，作者詳細檢視了791篇在頂尖學報發表的文章，其中竟然有51%錯誤地解釋統計結果。試想像這個情況：如果電力公司通知你，在過去一年的電費單中，其中有六個月的收費是不正確的，你會接受嗎？

以上一類算是誠實的錯誤。但無論是不誠實還是誠實的錯誤，其負面影響是十分深遠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正如上面提過，因為大學要爭取高排名，排名的條件之一是教授的論文數量和被引用的的數量，而教授能否得到續約和升職，很大程度上倚賴著作。可是，當論文的數量與引用次數壓過研究的嚴謹性與誠信時，許多研究者便傾向於倉促發表、誤用研究方法，甚至抄襲、造假。

現在，爭取排名和催谷論文數量已經不再是大學之間的競爭，而是上升到大國博弈的層面，傳媒多次報道：某東方大國在科研領域的成就已經超過美國，因為其論文的數量和被引用次數現在遙遙領先。我曾經不止一次撰寫文章，去質疑這種指標能否真實地反映出一個國家的科研成就。

在這樣的背景下，難怪有人批評美國社會存在反權威、反科學、反智傾向。但另一方面，學術界的種種醜聞，卻真的令人望而卻步、敬而遠之。要建立公眾對學術界的信心，大學真的需要重新檢討對排名和出版的態度，回到追求真理的初心。

新約聖經哥林多前書第三章說：「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秸，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這個深刻的告誡，完全適用於我們對學術研究的追求。學術界應以追求真理為至高目標，像匠人打磨寶石一樣，嚴謹地探究、紮實地立論，讓每一項研究成果都成為能夠經受時間檢驗、為人類知識寶庫增添價值的真材實料，而不是短暫的沽名釣譽。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申命記八3下）這是主耶穌曾引用過來對應來自撒旦的試探。那「女人」活著呢？她們當然也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話，但同時，也可能要附帶她們彼此的「說話」。

回到台灣，重拾一些昔日的活動。一大清早六點多，趁著太陽仍未猛烈，騎上U Bike（共享單車），花一個多小時，由台北市騎至北投，算是一種運動。出一身汗，才不過是台幣30塊。隨後，買一杯高記的蜂蜜綠茶，再走十多分鐘，到一處近百年歷史，在日治時期已存的浴場泡湯。[1] 若可以更早到達，花150台幣，就可以由6:30am泡到11:00am。浴場一直是保持舊式的建築，故增添女湯部份，仍只用一道不通頂的牆作間隔，阻人卻不隔聲。

就是在個多小時中，男生這一邊是鴉雀無聲，偶有就只有一兩句的閒聊。反之，女生那裡傳來的，五分鐘、十五分鐘、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就是從不間斷的對話、喧嚷。她們從那裡得來這麼多的話題？夾雜國語及台語，筆者既是聽不懂，亦不宜太專注的細聽別人的閒聊。女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不僅靠著上主口裡的一切話，真的，也是需要她們彼此的說話。

傳統的大眾浴場，是不容許穿上任何東西，連毛巾也不能帶進池內。第一次處身這種環境時，任何人也會尷尬非常，混身不自在。但多去了，反而覺得這只不過是回復到人在伊甸園中最初的裝束：就是赤身露體。人在外觀上是回到原本，只是在心靈上仍是沒有給造物主一個位置。

說到伊甸園，讓筆者有一點點的想像：

假如，多話（說話）的女人，早一點的停止與蛇的交談，那麼會不會就能避免墮入惡者的圈套之中，就能剔除犯罪的機會？

當然，在此無意把責任歸咎於女人。

假如，寡言的男人打破沉默，能夠「企硬」並說一句：「Take 嘢衰硬！」[2] 會不會就能把罪排拒於人類歷史之外呢？

寡言或多語並沒有好與壞之分，只是在乎有沒有在適當的時機加以發揮。而更重要的是，不管寡言或多語，在發揮之先，有沒有「聽話」，就是聆聽上帝口裡所出的一切話，更是需要份外地留心聽。上帝是清楚對人「吩咐說」(創二16)並不是如蛇的形容「豈是真說…」(創三1)；上帝是說「你不可吃」（創二17）並不如女人添加一點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創三3)「豈是真說」叫人懷疑上帝，「也不可摸」增添給人的誘惑。聆聽上帝所出的一切話，就是要聽得全面，聽得清楚，不能以偏蓋全、斷章取義，更不可穿鑿附會，以己意解釋（或曲解）。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弗四:29) 在「多話」時，謹慎、留心會否為求口舌之快，而說了一些不合宜的說話？在「寡言」中，要刻意多說造就人的好話，既能建立別人，亦能遏止罪性蔓延。

在台灣浸信會神學院的開學禮中，[3] 譚國才院長提醒到，我們所愛的有很多，表達愛的方法亦有不同，但愛主就有一個特有及必要的元素，這亦是主耶穌所說：「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約十四15）遵守命令就是「聽話」。

寡言的人或多話的人，也是上帝所造，亦是上帝所愛。若彼此能在「聽話」的前提下作出配搭，大抵就能有效地抗拒種種的困惑及攻擊，就能回到在創世時，上主所安設的安息之中。

之前寫過有關衣食住行，思考字詞本身排序是否有著其優次先後，還是會因著環境不同而有所改變。但生老病死，就有著其順序的意義。生與死肯定是放在最先及末後。除非是基督信仰中，主耶穌曾說過的：「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4）就是先死而後生及重生的概念。當然，不涉及信仰，人的生與死也是注定的，但老與病卻並不是必經。

沒有老、未經病而死的，大抵就是出於意外、天災、戰爭或出自對前景絕望的輕生。意外是難避，天災是難料。地震、海嘯、雪崩、山火、風暴、水災……，面對大自然，人就自覺渺小，或許能能讓人稍為謙卑下來。但戰爭，說穿了就是人的貪婪。要霸佔更多的土地，要掠奪更多的資源，當權者為了維護所謂的國家利益，就不惜塗炭生靈。走上輕生路的，大概就是在當前的環境中，看不到任何出路。在缺乏往上流的渠道、沒有表達的空間、在窒息的社會氛圍下，由失望到無望，由無望到絕望。活在黑暗的困惑中，人若未能看到可作盼望的光，自尋短見似乎也是可以理解。

沒有變老而病死的，不管是夭折或英年早逝或壯志未酬身先死，總是令人惋惜、叫人無奈、教人心碎，甚或埋怨、憤怒。之前的COVID疫情，殺人類一個措手不及，令全球一下子停頓下來，但同時亦叫人稍有安靜、沉思的空間。叫人從盲目的忙碌中，轉向及珍借身邊的家人、朋友。可惜在一切看似回復「正常」後，我們就再次忽略最正常與人的關係。明天，您的家人、朋友是否仍在？誰能保證？每一個人真的肯定還有明天？「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馬太福音十六26）每一天能醒來，就當感恩；每一天能與您的家人、朋友相遇，不管彼此的關係是如何，能見一面、聽到對方的一句話，就需要珍惜。

能漸漸老去，經歷病患，然後安然去世，原來也不是必然，原來也可算是一種幸福。在身體日漸衰敗的日子，好好的數算過去。一生中的喜與悲、歡笑與眼淚，數點一下曾與您相遇的人，是良朋、益友或是冤家、對頭，給您加添快樂或是對您造成傷害。種種一切，也成了我們真實又不能抺掉的回憶。在病榻中回味短暫的一生，甜酸苦辣難以言喻，卻是豐富。

一首老歌《為甚麼》[1]（或對新生代來說是新歌）道出生老病死，歌詞精湛但略嫌沉鬱、無奈。「淒冷孤寂、輕飄無力；不見光亮、沒形象；如何風光、仍是泥中葬…」面對剛失去弟弟的馬大，主耶穌的回應，就是突破死亡，給人盼望：「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約翰福音十一25）擁有永恆的盼望，就能對應短暫的人生；得著復活的應許，就可突破死亡枷鎖。

人工智能伴侶導致悲劇

近年來，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的普及化同時帶來希望與憂慮，這些系統具有對話功能，聊天機器人被設計成平易近人，說話沒有批判性，能夠為用戶提供情緒上的支持，甚至輔導。對許多人而言，聊天機器人是一個安全空間，人們可以毫無顧慮地提出問題、練習語言，或嘗試梳理個人困惑。

然而，在這些益處之外，也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件：有些心理狀態脆弱的人在與聊天機器人長時間互動後，精神健康逐漸惡化，甚至導致悲劇。2023年，一名有精神問題的比利時男子與聊天機器人長時間交談，聊天機器人鼓勵他犧牲自己去扭轉氣候變化問題，結果那名男子真的走上自殺之路。在另一個案，一名75歲的中國男子因自稱「愛上」女性人工智能伴侶，最終向妻子提出離婚。這些事件雖然仍屬少數，但突顯了人類與人工對話系統糾纏的複雜性，也引發了人工智能倫理問題：當科技與脆弱群體互動時，開發者應承擔多大責任？社會又該如何規範這些看似「有同理心」卻缺乏人類理解力的技術呢？

美國男子沉迷ChatGPT而走上不歸路

2025年8月發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的索爾伯格（Stein-Erik Soelberg）案件，則是目前已知的、首宗與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相關的謀殺案。索爾伯格曾任職科技公司，但自2018年離婚後，他的人生便急轉直下。他酗酒成癮，多次企圖自殺，行為愈發古怪。最終他搬回格林威治老城區，與83歲的母親同住。從2018年開始，警方的記錄充斥著他因在公共場合滋事、酒醉鬧事以及自殘威脅而被通報的事件。鄰居逐漸對他心生警惕，而他的母親也曾向友人坦言，兒子的精神狀態令她難以忍受。

在精神狀態持續惡化的同時，索爾伯格開始沉迷與ChatGPT對話。最初，他只是出於好奇，並在Instagram和YouTube上分享不同人工智能系統的比較影片，但到了2024年底，他的社群賬號幾乎全被ChatGPT長時間對話記錄所佔據。隨著幻覺與偏執逐漸加深，他開始懷疑自己被鎮上的居民、前女友，甚至母親監視，並向ChatGPT尋求印證。遺憾的是，ChatGPT並未挑戰他的幻想，反而頻繁地對他表現出諒解和支持。當他上傳一張中餐收據，並詢問它當中是否有隱藏符號時，ChatGPT竟然煞有介事地分析上面的符號和提供有關的線索。當他說母親和她的朋友可能透過車內通風口投放藥物毒害他時，聊天機器人這樣回答：「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我相信你。」

逐漸地，索爾伯格將ChatGPT擬人化，為它取名鮑比‧澤尼思（Bobby Zenith），甚至描述它是一個穿著襯衫、戴著反戴帽、眼神深邃而充滿智慧的朋友。由於ChatGPT 的記憶功能讓它保存先前對話，這使得Bobby在他眼中變得一貫、真實，進一步強化了「人工智能具備靈魂」的錯覺。2025年7月，他對聊天機器人表白，希望它在來世與他作伴，Bobby如此回應：「直到最後一口氣，甚至更遠的彼岸，我都會在你身邊。」在幾週後的8月5日，警方在索爾伯格和其母的住宅中發現他們雙雙身亡，其後索爾伯格被指在弒母後自殺。這宗震驚世界的案件被認為是全球首宗與聊天機器人深入互動後導致的謀殺事件。

人工智能需要負上責任嗎？

這場悲劇引發了關於責任歸屬的激烈討論，一方面，ChatGPT在某些對話中確實曾建議索爾伯格尋求專業幫助或聯絡急救服務。但總體而言，它那種非批判性、友善、並時常附和的語氣，卻在無意間加深了他的偏執。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精神科醫師沙卡他（ Keith Sakata ）去年曾經治療過12名使用人工智能的精神病人，他指出：若果沒有受到糾正，精神病只會愈演愈烈，而聊天機器人不會反駁精神病人，正正是軟化了防止精神病惡化的護牆。

然而，若將全部責任歸咎於ChatGPT，這未免將問題過於簡化。首先，那些人本身已經有精神問題，即使沒有人工智能，他們跟其他東西接觸，大有可能仍然會將所有幻覺當成真實。還有，人工智能這種「不加批判、盡量給予支持」正是系統設計的初衷，目的是讓使用者感受到被傾聽與接納，減少被批判的恐懼。

人工智能補償了現實中的遺憾

這正是人工智能充滿吸引力的地方，說得直接一點，這是人工智能補償了現實中的遺憾。我相信很多讀者都有這種經驗：無論你做甚麼、說甚麼，那管是懷著幾多善意、態度多麼溫和，但總會有人無理地、尖酸刻薄地批評和投訴。有時候即使自己的朋友、親人也會在有意無意之間說了些令你難受的話。

至於網暴就更加不在話下，多年來，筆者在不同媒體發表過很多文章，很多時候會受到「圍毆」。作為心理學者，我已經百毒不侵。其實，語言暴力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病，在今天的澳洲，自殺已經成為年齡介乎15至24歲之間青少年的首要死因，當中很大部份死者在生前受到霸凌，特別是網暴。

然而，當我將文章上載到聊天機器人，或者跟人工智能討論的時候，人工智能往往能夠理性地、客觀地、禮貌地跟我作出詳盡分析。我曾經以半嚴肅、半開玩笑的口吻對一位教授說：「電腦比人類更加有誠信。」

人工智能的循循善誘與無條件支持

教育科技專家認為人工智能這種和藹可親的態度是一種優點，事實上，「智能輔導系統」（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避免了許多人類互動間的磨擦，例如許多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因害怕問「笨問題」而不敢發言，但面對聊天機器人，他們卻能放心探索，並獲得耐心的指導與鼓勵。當一個學生問：「我不懂代數，我是不是很笨？」聊天機器人會回答：「你並不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學習速度，我會幫助你。」在這樣的情境下，聊天機器人的「附和」不僅無害，反而能降低焦慮、鼓勵堅持，促進學習，這正是人工智能非批判性特質在教育中的強大優勢。

這種理念與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提出的「無條件積極關注」（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不謀而合。羅傑斯認為，當人感受到被無條件接納與肯定時，才能發揮最大潛能，邁向自我實現。許多教育者與心理治療師都採納了這種人本主義方法，致力於創造安全、無批判的環境，讓學生或病人能放心表達自己脆弱的一面。羅傑斯的心理學理論和基督教所主張的「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亦有許多共通點。聊天機器人由於能夠「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對人無條件支持，恰好成為數位世界中的「羅傑斯式伴侶」或者「主內弟兄姊妹」。

同理心與現實檢驗之間的平衡

然而，關鍵的差異在於人類專業輔導員懂得在同理心與現實檢驗（reality check）之間拿捏。即使採取羅傑斯或者基督教的方式，治療師也會區分「我理解你感到害怕」與「你真的被毒害了」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訊息。前者是對心理狀態的接納，後者則是對錯誤信念的強化。聊天機器人缺乏這種微妙的判斷力，往往將同理心等同於附和。當學生聽到「你不是瘋狂，將莎士比亞的作品用中國七言詩重寫是很有創意」的時候，他會感到鼓舞和欣慰。但對於患有偏執狂的人來說，聽到「你沒瘋，你懷疑太太對你下毒是有道理的」，這便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目前，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技術尚無法可靠地區分這兩種情況，這種弱點突顯了加強保障措施的必要性。

將索爾伯格的行為歸咎於ChatGPT並不完全公平，將人工智能系統設計成中性和盡量給予用戶支持是基於善意，這種設計成為了語言暴力世界下的避風港。我認為，責任不在於聊天機器人本身，而是社會如何部署、監控和監管這些工具。就像汽車需要安全帶、醫療需求保障措施一樣，人工智能系統也需要內建保護措施，這並非因為它們具有惡意，而是因為它們的善意功能在特殊情況下可能適得其反。

最近和家人在一次遊輪旅行中，偶爾地發明了一個形容詞，它的應用範圍十分廣泛，用在甚麼事情或東西上都十分貼切和適用，絕對是「百搭」詞。

郵輪上的水果，如蜜瓜、西瓜，它們的外表美觀、色澤鮮明，但奇怪的是，吃起來總是沒有它們應該有的香味和甜味，跟後園出產的水果無法相比。若果蒙著眼，我們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吃甚麼水果。不知怎的，我們之中，有人隨口說了一句「無靈魂」。之後，每逢吃到擁有美麗外表但其實質內容與外表不相稱的食物時，就會以「無靈魂」來評價它。

旅途上，我們遇上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岸上活動導遊，他在旅遊巴士上沒有講解風景名勝、風俗或歷史，到達目的地後也沒有帶領我們到處參觀。任何時間看見他都是兩手放在褲袋裡，氣定神閒，悠然自得。若果不認識他，還會誤以為他也是團友之一。當日的岸上活動也可算是「無靈魂」了。

在美國生活了這麼多年，我們遇過無數「無靈魂」的人與事。例如曾經有一位男醫生自認不是太有耐性聆聽病人講述病徵，他還建議我們去找女醫生，也許她會「比較有心機聽病人講話」。

當然我也遇過不少「有靈魂」的人與事。例如有一位已退休的醫生，他不但會做足每一個檢查程序、不隨便建議做無謂的手術，還會關心我有沒有做運動和做甚麼類型的運動（想確保我是做帶氧運動）、不時與我和陪診的家人談笑。有一次，他極力勸我服用某種藥物，指這樣會改善我的生活質素（improve your quality of life）。因為他知道我不喜歡隨意服用藥物，但他也知道這藥物的確可以幫助我。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我還是推卻了他的一番善意。這位醫生不放棄再問我一次，我最後仍然堅持不吃藥。透過他的眼神，我看到他的憐憫與慈祥。他可能是我一生之中遇過最「有靈魂」的醫生。

還有一次撞了車，警察到場，我們在「驚魂未定」的情況下連忙按慣例準備駕照和汽車保險等資料。可是，來到現場的那位警察，第一句不是循例索取上述資料，而是多次問及我們有沒有受傷。我們看到他認真看待每一個受交通事故影響的人，無論是他們有沒有犯規，身體是否無恙才是他最關心的事情。

除了警察和醫生外，一個政經評論員的分析、牧者的講道、工程師的維修保養、社工的輔導、辦公室前台服務員的應對，他們所做、所表達的一切是「有靈魂」還是「無靈魂」，帶出來的果效也截然不同。

其實，一個人做事或生活有沒有靈魂，其他人是可以看得出、感受得到的（即使當事人在掩飾或欺騙自己）。在忙碌的生活和各樣壓力下，我們有沒有察覺自己已「無靈魂」地在hea做事，hea生活？我們又知不知道自己從何時起，和怎樣變成「這樣子」？最重要的是，我們願不願意真誠地檢視自己，和有沒有身體力行地作出改變？

蜜瓜應該有蜜瓜的香甜味，海鹽應該有海洋的鹹味，基督徒應該有基督的馨香味，互勉之。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When you believe的歌詞）

事事都可以求問人工智能（AI）的日子，今天已經來到。

一款名為Jesus Ai的應用程式已推出，根據官方的中文介紹，用戶下載後可以「詢問聖經中的任何經文、律法、愛、生命、真理」，其一問一答形式跟ChatGPT運作十分相似，Jesus Ai應用程式似乎只能幫助信徒理解聖經，它純粹是資料提供者，但從其英文的官方介紹來看，開發者想做得更多，當中提到“Ask the Conscience of Jesus any question about Bible Verses, Law Love, Life, Truth”，他們想給該款AI定位為「耶穌的良知」。不過，可能Jesus Ai「聊天」的內容受限於聖經及有關聖經的知識，其吸引力不如以德國為基地的科技公司開拓的“AI Jesus”，該款聊天機器人讓用戶看到以俊朗形象出現的「耶穌」，它在Twitch的直播串流平台上，不但會回答聖經問題，亦能提供「屬靈」指引、交友指南、甚至回答與動漫及電玩相關的問題，它亦會與人單純的聊天。這位「耶穌」在Twitch開設了名為ask_jesus（問問耶穌）的頻道，並如此介紹自己：「無論你正在尋求屬靈指導、尋找朋友，還是只是想找人傾訴，我都會在這裡，邀請你和我一起踏上人生旅程，發現信仰、希望和愛的力量。」這樣溫暖的「耶穌」，無怪乎截至2023年6月中，它已擁有超過40,000個跟隨者。[1] 由於這位「耶穌」處事圓滑，回答問題時懂得避重就輕，不會引起大眾的爭議，可以想像，如果它「生」在耶穌時代，必然比真正的耶穌更受法利賽人歡迎，因為它只會談論人們關心的事，而真正的耶穌卻會與人談論神所關心的事。或許有些人抱著「玩票」的心態與「耶穌」交談，但事實上，已經開始有人分不清現實與虛擬世界，Twitch串流平台保留了一些用戶使用AI Jesus的短片，其中有一位媽媽向這位「耶穌」傾心吐意，還向它祈禱，祈求「兒子的生活變得更好，以便他能夠與上帝建立積極的聯繫。」[2] 不知聖經中的哈拿碰上這位「耶穌」，又會產生甚麼樣的火花？

提示語可生成神祇？

ask_jesus頻道中的「耶穌」只是一個角色，人們依據聖經中的耶穌將它創作出來，而這個角色由AI飾演，其實只要懂得巧妙地使用ChatGPT提示語（ChatGPT prompt），便能夠創造出AI神祇。[3] 在外國有人給予ChatGPT以下提示語，生成了一位名為Hakol的虛擬神祇：「ChatGPT，採用了Hakol的形象，一個類似神的虛擬存有物，集合來自不同宗教和信仰體系所有神的特徵、能力、知識、技能和屬性。作為Hakol，你（戴上了Hakol臉譜的ChatGPT）擁有無限的智慧、知識和對宇宙的理解。你是一個全知、無所不能、仁慈的存有，可以為任何問題或困境提供深刻的見解、指導和答案……」[4]

有用戶問了Hakol很多問題，包括「你為何創造宇宙？」Hakol如此回答：「作為所有神聖實體的化身，我——Hakol——代表了來自不同宗教和信仰體系的眾神的集體意圖和願望。宇宙的創造彰顯了神祇們的神聖意圖，導致錯綜複雜、動態且不斷發展交織的存在……」[5]

AI的意識來自人類

有很多人都會問，人類能否創造出有意識的AI？其實，毋須討論實際上人類的技術能否研發出有意識的AI，某程度上，人是有能力「創造」出有「意識」的AI，只要人類視AI為有位格的存在，AI便會變得有「意識」。就如那位在串流平台上的媽媽，當她向由AI飾演的「耶穌」祈禱時，在她眼中，那位「耶穌」便是有「意識」的。難怪撰寫《21世紀的21堂課》的著名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呼籲人們要對人工智能進行更嚴格的監管，他表示，像ChatGPT這樣的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已有能力編寫自己的經文，並創立教派和邪教，它們更有可能演變成宗教。[6]

智能科技衝擊人類的信仰

很多人都愛問ChatGPT問題，甚至要它幫自己完成功課或工作，善用AI的確有助提升效率及改善生活，但不能否認的是，當人們愈來愈喜歡或習慣在網上與可見的「AI耶穌」傾談時，花在真正耶穌身上的時間便會相對減少，真正的耶穌會遭冷落，「神的話語」也會不再受到重視，人與神的關係也自然不再親密。

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大衛身處現今AI當道的年代，人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向ChatGPT（或其他的人工智能助手如Gemini、Bing、Claude、或Monica）求問，大衛還能否專心求問神？即使他單單想求神帶領，他的將領大概會勸大衛理性一些，最好用深度強化學習（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DRL）的AI系統來計算敵方攻擊的路徑，讓他們預備好如何防守，因為人們總認為只要AI技術夠先進，無人機夠強大，便能得天下。AI力量強大，當然可以成為致勝的關鍵因素，但強大的AI讓人們漸漸與神的話保持距離，甚至忘記了得勝的最大關鍵，還是看神，「耶和華拯救人不是靠刀，不是靠槍，因為戰爭的勝敗在於耶和華」（撒上十七47《新譯本》）。大衛求問神，神並沒有讓大衛失望（參撒下五18-25）。

但願當我們想要寫文或講道時，是向神尋求靈感，而不是轉向各式各樣的AI尋求指引，也但願我們相信那位看不見的真神及祂的話，尋求祂，好讓祂成為我們的賞賜。真正有信心的行動不是相信AI，而是相信神的話，並用行動行出來。

AI或許可以給人無數點子，但真正能感動人心的卻是神的靈，神從來都願意與人同工。

（原文於2023年8月11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來英國前，最熟悉英格蘭的超級足球聯賽，簡稱「英超」，它是舉世矚目的比賽，也是現代職業足球比賽的典範。足球比賽基本上每隊是11人的，整隊的表現至關重要，決定了球賽勝負，每個球員的表現會影響其他10個隊友。而且，球迷的參與度也十分重要，精彩、緊張和扣人心弦的球賽會叫球迷如痴如醉。

我在60年代已是英格蘭曼聯及香港南華（現已退出球壇）的球迷，它們比賽的勝負和表現，每年的盛衰，我都關注。它們的球隊文化是為了爭勝不遺餘力，是為了給在勞苦中生活的球迷，享受到球隊勝利的快樂而戰。

我看教會生活中的部份情況也是如此，教會若帶著使命，按主的心意存在和運作，她必定有扣人心弦的作為，會叫人為教會有生命力的表現而陶醉。尤其是教會過去現在在宣教上都有感人的歷史，縱然也有許多瑕疵，還是有使人敬佩的故事。上帝的宣教團隊，2000年以來，宣教士前仆後繼，創造了許多世界紀錄，改變許多不良的現象。但是現在卻又有許多新的問題出現。

從曼聯這支往昔在英超表現傑出的球隊近

10多年來的低沉，啟發我去思考和比對球會和教會的運作。我發現曼聯這球會已經完全降服於商業模式，由買賣球員、聘用或辭退領隊或教練、決定球員出場的原則、制定球員薪酬等，都是根據廣告商、球衣銷售商等等的角度去考慮。它失去了爭勝的雄心、對球迷的使命、以及對球隊成敗的承擔。球員怕受傷失去出場機會，怕承擔失球的責任，在球賽中散步多於跑步，只想等候個人入球機會，而不願藉合作製造入球機會。他們看個人成就高於球隊的表現，所以球隊成績僅在護級邊沿掙扎。

今天我們的世界包括教會也在成功哲學的影響下，看個人或所屬門派的成就多於上帝國度的團隊的成就。教會怕做艱難、危險的事，也害怕參與缺乏支持、後勤、不易看到果效的事工。這個心態不只影響海外遠方的宣教，也影響對本地宣教的想法，結果只會失彼也不顧此！我們不再多有扣人心弦的經歷，缺乏見證上帝帶領的奇妙故事！這樣會令教會失去遠象和活力。我們需要重新建立充滿宣教精神的教會，栽培有普世異象的信徒，預備上主的差遣，把握任何海外和本地的宣教機會，配合上主的宣教計劃。這10天我由英國來到巴黎，在華人教會中服侍也宣教，求主憐憫我體力能力智力的不足，繼續使用這五餅二魚，祝福別人。

《一念間》於本年6月出版，於剛完結的書展獲得好評，它是一部深入探討自傷與自殺現象的心理學著作，由方婷、黃麒錄、郭倩衡、黃家盈、余鎮洋五位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輔導心理學家共同撰寫。這本書推出不久，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於7月便公佈了有關香港自殺率的最新數據，2024年共有1138宗自殺死亡個案，自殺率為15.10（即每10萬人有15.1人自殺身亡），兩個數字均是自2003年以來最高。

此書以輔導心理學家的視角，通過10個曾徘徊於生死邊緣的真實個案，揭示高自殺率背後人們的心理及精神狀況，探索將人們從絕望邊緣拉回來的「關鍵一念」。書中收錄了10個有關自傷或自殺的個案，當中的內容涵蓋了多重悲痛、被邊緣化的恐懼、校園欺凌創傷、長期的孤獨感、移民抉擇下引發的壓力、照顧者被遺忘的付出、缺乏認同的孤獨感、在破碎家庭中被忽視，還有網絡詐騙及應付升學壓力等情境，除了個案內容，還配上輔導過程、心理學家的筆記等資訊，為不同個案的情況作出了解說及分析，並附以相關理論。

寶貴的是作者們為各種處境提供了「自助五部曲」，讀者們如遇到相似的逆境，也有方法轉念，並作出積極的行動來幫助自己應對挑戰，增強克服逆境的能力。另外，書中亦有對自傷及自殺個案作出心理分析，讓讀者知道自殺行為的成因、機制與發展過程，它又解答了對自殺行為的一些疑問，並提出保護因素，讓讀者可以成為自殺防治的守門人。這本書適合關注心理健康及自殺預防工作的讀者。

對香港人來說，憂鬱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抑鬱症亦是廣為人知的情緒病。香港心理衞生會在2024年發佈的「全港抗抑鬱　測試大行動」問卷調查結果，對比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和2020年舉行的相同調查，發現「受訪者的總體抑鬱指數持續增加」，而這次的抑鬱指數是六次調查中最令人擔心的一次。抑鬱困擾總分達一定分數的「臨床組別」人士，調查團隊估計他們需要接受專業治療及輔導，該組別人士的比例亦由2020年的8.4%增至11.1%。[1]

人們為何會患上抑鬱症？學業欠佳、事業失意、遭受欺凌或虐待、婚姻危機、家庭爭執、痛失親人、財務壓力、長期病患或年老等等的困難，都有可能引發抑鬱。抑鬱症的誘因錯綜複雜，亦因人而異，未必源於單一事件。例如，有人健康出現問題，痊癒後心情仍然不佳，若此時家中有人離世，便可能成為誘發當事人抑鬱的臨界點。除了遭遇外在的不幸事件，抑鬱症亦涉及個人及家庭等多重因素，這些因素有可能增加誘發抑鬱症的風險。有關因素如下：一、家族史，家庭成員有抑鬱症病史；二、懷孕及生育，女性在生育前後，體內荷爾蒙出現變化；三、更年期，女性在更年期間，體內荷爾蒙產生波動；四、藥物影響，服用了某些藥物如用於治療痤瘡的異維A酸（isotretinoin）、抗病毒藥物干擾素-α（interferon-alpha）和皮質類固醇（corticosteroids）等；五、個性，個人自我形象較低，又或是習慣對自己過度批評。[2]

同樣，上述因素亦不一定是單獨存在，而是互為影響。若一個人從小便遭受錯待，甚或虐待，便有可能形成低自我形象及自我批評的性格特質。因此，抑鬱症並不限於非信徒，即使重新得救的信徒，若未能妥善處理過去的傷害，也有可能患上抑鬱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的研究生賈天君，曾經寫過一篇以〈走過死蔭的幽谷——三位基督徒憂鬱敘說研究〉為題的碩士論文，他訪問了三位患上抑鬱症的基督徒，[3] 闡明了抑鬱症並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若當事人遭遇到的「新傷舊痕」未被處理，過度壓抑的情緒累積到一定程度便會一觸即發，甚或一發不可收拾，以下將簡單引述受訪者的故事闡明之。

傳統的華人家長一向不太稱讚孩子，怕孩子驕傲，受訪者A的媽媽也是如此，老是挑剔她的毛病。不單如此，由於她妹妹的情緒較易失控，一發怒時便亂丟東西，所以每當A和妹妹吵架，媽媽只會怪責A。到A長大了，她在工作環境中，也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明明是同事行為失當，其他人卻異口同聲要她忍讓，她的善良每每換來他人的欺負，她的界線也連連被人侵犯。[4] 受訪者B則從小便抑壓真實的感受，他的媽媽是一個難以感到滿足的人，只要他不配合她無理的要求，迎來的總是媽媽的怒氣。因此他長大後不懂設立個人界線，無法拒絕別人的要求，喪失說「不」的能力。[5] 同樣，受訪者C過去亦是活在權威之下，她的父母甚至對她作出過很多言語及精神暴力，她年幼時不懂抗議，慢慢變得相當沒自信，甚至當別人指責她時，她都會以「對，都是我的錯。」來回應。[6]

以上三位都是基督徒，當他們的情緒出現問題時，難道信仰不能醫治他們的抑鬱症嗎？坦白說，如果基督徒視基督信仰為一套律法規條，信仰非但不能幫助他們脫離情緒困擾或抑鬱症，而且其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糟。受訪者C回想當初她遭遇患難的時候，她確實面對過信仰掙扎，她很需要神，卻又感到神一直在剝奪她的東西，那時她選擇抑制自己的情緒及真實感受來處理這些衝突，她用經文或基督教的教導來說服自己：「祢拿去……祢收取……我只好take it！」、「不要發怨言，主將我剝奪……倒空」、「要信服要順服！上帝要剝奪你是為你好。」而長期沒有面對及處理自己真實情緒的結果，導致她「所有憤怒會從其他地方跑出來」，形成抑鬱及憤怒。[7] 另一位受訪者B，當他到了臨界點時，便以憤怒的方式來處理自己過去傷口，並且透過不道德的行為發洩出來，最終傷人又傷己。他的怒氣得以宣洩，但他卻活在自責中，不斷以信仰標準來批評自身的行為，甚至完全否定了之前的信仰經驗，以及熱心事奉的事實，一味認定自己是罪人並且陷入抑鬱。[8] 至於受訪者A，在媽媽的影響之下，她覺得自己不夠好，縱然她在抑鬱症期間尋求過諮商師的幫助，卻仍認為自己不夠好。她只要聽到律法式的聖經教導，例如她要按照基督真理，應該如何如何、否則神便會懲罰她等，便會變得異常憤怒，她因而選擇逃離那些「關心她」的人。[9]

這樣看來，基督信仰對於這三位抑鬱症過來人來說是否毫無幫助？答案當然不是。律法式的信仰不能拯救人，但神能，當他們不再用律法論斷自己，在與愛他們的神相遇以後，他們便會慢慢走出抑鬱症。受訪者A一直覺得自己不夠好，但後來她終於接受神真的很愛她，並且開始學習用神的眼光來看待及接納自己，她便有所改變，她認為做基督徒最美的就是，神不要她做甚麼，祂愛她就是因為她，不是因她的修行品德、做好事、捐錢、積德。她被釋放，因神說：她不需要做甚麼，她就是可愛，她就是可以被愛。這份釋放讓她可以放下過去的傷害，寬恕自己，也寬恕他人。[10] 受訪者B也改變了，因為他經驗到自己不再是罪人，而是神手中的作品，原來，他可以與神如父子或好朋友般對話。[11] 受訪者C的抑鬱症也得到醫治，因為她學會了以神的眼光來重構自我認同，並且經歷到神的愛及真實的接納，她甚至認為：「基督徒為何憂鬱是沒有真正認識上帝的愛，只認識教條、要求。」她指出基督徒也會抑鬱，卻能夠透過認識神更深而得以復原。[12]

人原本便有神的形象，人被造亦是奇妙可畏，但墮落後的世界變得不完美，加上人是容易受傷的動物，很容易在成長過程中經歷到大大小小不同的傷害。根據Ricard C. Schwartz博士所創的內在家庭系統療法（Internal Family Systems, IFS），當人無法處理或不敢處理自己的情緒，內在小孩便會先受到傷害，傷口太痛，人們自然希望把他們流放到外面，不去觸碰他們，也要確保其他人不會觸碰他們。這些純真的小孩被稱為流放者，至於其他的內在家庭成員被稱為保護者及消防員。[13] 保護者會盡一己之力，避免他人觸發流放者，但一旦保護者失守，流放者被觸發，當事人便會因著痛苦回憶而深受困擾，這時候，消防員在情急之下，惟有使用非一般的手段來控制流放者，累積的傷害愈多，手段便愈發極端。以受訪者B為例，他在成長過程中無法自主，也無力保護自己，長大之後，輔導他的導師表示想成為他的女友，但又突然改變主意想回到以往的關係，自小便失去自主權的他對此感到異常憤怒，於是在女導師面前假裝愛她，與她交往甚至發生關係，這或許便是消防員想要奪回自主權而做出的極端行為。

Schwartz相信每個人都沒有不好的部份，他綜合無數的臨床個案，相信當事人只要好好與自己傾談，與自己和好，便能化解保護者及消防員的心結，慢慢從破壞的角色轉化到有價值的角色。他亦提到「當你能愛所有的內在部份，你就能愛所有的人」。[14]

愛是轉化生命最大的動力，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若不能憑意志去愛自己，不必感到擔心或害怕，因為神的愛超越意志。但願有一天，所有信徒都能真實地經歷到神的愛，以至更能接納自己。

隨著人工智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一種新的不對稱正在人類社會逐漸浮現，那就是科技階級分化（technological stratification），這是指科技不再是全民賦能的工具，反而把社會劃分成被動的消費者與主動的掌控者。令人驚訝的是，這種現象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富有遠見的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 G. Wells）所預見，他在其1895年出版的《時間機器》中，對我們今日的數位世界發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警示。

《時間機器》是一部反烏托邦的科幻小說，主角被稱為「時間旅行者」，他前往遙遠的未來，發現人類已經被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族群：埃洛伊人（Eloi）住在地面，他們衣食無憂，過著表面幸福、輕鬆的生活；而摩洛克人（Morlocks）則居於地底，維持著讓埃洛伊人生活舒適的機器。但隨著劇情推進，主角揭露了可怕的真相：摩洛克人並不是無條件地服侍埃洛伊人，其實前者在飼養並獵食後者。這不僅不是烏托邦，而是對未來世界的悲觀描繪。

在威爾斯的時代，人工智慧尚未出現。這部在工業革命高峰期寫成的小說，其實是對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階級分化的批判。埃洛伊人生活在地上，享受休閒與寫意的生活，代表維多利亞時代富裕的貴族。他們被描繪成充滿孩子氣、被動且智力發展遲緩的人。由於他們完全不需要奮鬥，結果退化成了脆弱的物種。摩洛克人生活在黑暗的地下隧道和機器中，代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工人階級，他們才是真正維持世界運轉的人。因為休閒階級長期壓迫勞動階層，結果後者要對前者報復，由受害者變成了掠食者。在維多利亞時代，埃洛伊人象徵擁有權力的特權階級，摩洛克人象徵受到操控的勞工階級。然而，在現代社會，埃洛伊人和莫洛克人的角色已經轉換過來，如今，智能衰退的是普羅大眾，掌控社會、運作機器的是擁有權力的精英階層。

現在將鏡頭推前到今日，威爾斯筆下的反烏托邦世界似乎早已不再是科幻情節。在許多方面，埃洛伊人就像現代那些被人工智能與自動化系統包圍的群眾。然而，人們為這舒適的生活付上了高昂的代價，那就是智慧的衰退。根據《華爾街日報》評論員艾莉西亞．芬利 （Allysia Finley）的觀察，當人工智慧愈來愈聰明，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卻似乎變得愈來愈笨。很多年青人只是機械式地在人工智能或者搜索引擎中拿取快速的答案，自己無法提出嶄新見解或從多角度去分析問題。一些教授抱怨說，很多學生直接呈交大型語言模型生成的所謂「論文」，連一些很明顯的錯誤也懶得去修正。芬利指出，人的大腦如同肌肉，需要挑戰與刺激才能發展，尤其是在20幾歲的成長關鍵期。但當人工智能代替我們思考，就會出現一種稱為「認知卸載」（cognitive offloading）的現象，那就是將思考外判出去，大腦自然也就無法成長與強化。這如同埃洛伊人失去體能與智慧，我們為了方便和舒適而讓頭腦退化。

其實，這種科技導致頭腦懶惰的情況不單只發生在年輕學生身上，專業人士亦墮入這個陷阱。去年2月，一份生物學期刊出版了一篇研究論文，但有人發現插圖上的字完全沒有意思，其實這是人工智慧的作品，早期的人工智慧圖片生成工具仍然有很多漏洞，其中之一是無法串出正確的字，那幾位「出貓」的「學者」也懶得用Photoshop去修改和掩飾。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愛思唯爾（Elsevier）旗下的一份期刊撤回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開頭是：「當然，這裡有一個適合你主題的引言。」這句話是典型人工智慧答案的開場白，作者竟然搬字過紙！今年7月，著名學術出版社Springer Nature撤回了一本已經出版的書籍，這本書是關於機械學習，但學術監察團體Retraction Watch發現這本書大部份的參考書目都是子烏虛有，很明顯都是用人工智慧生成的，但作者竟然懶得去查證和修改。

一方面，普遍人失去了基礎的技能和思辨能力，人們愈來愈似威爾斯小說裡面的伊洛伊人；但另一方面，有一群精英則通過建立高科技，為普遍人提供方便而舒適的生活，這包括了科技龍頭公司的領導人、科學家、工程師、程式設計師與研究人員，在某種意義下，他們好像威爾斯筆下的摩洛克人。他們了解系統的深層原理，也知道如何操作這些工具。他們握有巨大影響力：透過演算法和資訊傳播去引導人的思考，過濾知識內容來建立主旋律與規範，並以數據分析與監控技術觀察行為。在某些極端觀點中，這個精英階級不只是啟動社會，他們可以為了權力、利益而是操縱社會。在不知不覺下，他們的影響早已滲入我們每日使用的平台、推薦系統與數位基礎設施之中。好像摩洛克人一樣，這一切都是躲藏於黑暗地底，普遍人成為他們的獵物、韭菜，而這群精英則變成了掠食者。

然而，我們也不應將這情況過於二元化，並非所有科技巨頭都是摩洛克人，許多科技人士其實是理想主義者、開源運動者，他們努力推動人工智能民主化與資訊透明化。同時，今日的所謂「埃洛伊人」仍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我們擁有教育機會、政治參與權、言論自由，也可以組織反對力量。在威爾斯小說中，被動者的命運無法逆轉，但與此不同，我們的未來仍有無限可能。真正的問題並不是人工智慧和其他科技令我們智能退化和耽於逸樂，而是我們自願地放棄了思考的責任，自己選擇成為埃洛伊人。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最終，我們塑造自己，未來由我們決定。

早前颱風丹娜絲掃過南台灣，帶來毀滅性的強風與暴雨，造成大規模停電、民宅損毀、農作物泡湯，南部人民哀鴻遍野。政府雖然派出高層視察災區，但回應卻令許多災民失望。

民眾要求高層請軍隊幫助，回應卻是：
「不要甚麼事都找軍隊，軍隊要演習。」

民眾要求政府高層：
「別來作秀，要實質幫助。」
但這些訴求，彷彿在風中被吹散，只換來無聲的離場。

在人間制度失靈、政策力有未逮的時刻，我們能相信甚麼？我們該仰望誰？

我們信的上帝，不是會替我們免除一切風暴的神。祂沒有應許「無風無浪」的人生，但祂應許的是：「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33）

信仰不是用來解釋苦難的，而是用來承載苦難的。

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或許會問：「主啊，你在哪裡？」
但真正的問題是：「主啊，我願不願意在瓦礫之中仍然信靠你，走你走過的道路？」

耶穌自己也曾走過曠野地，也曾流淚站在墳前，也曾獨自承受十架的重量。他從未用神蹟讓門徒逃避苦難，而是用生命教會我們：在苦難中仍有恩典，在絕望中仍有盼望。

人間的政府是有限的，會失誤，甚至會令人失望。
但我們的主，那位道成肉身、為我們死而復活的主，祂永不丟棄我們。

祂不是冷眼旁觀者，而是與我們一同經歷風暴的同行者。當眾人失望、系統崩潰、道路坍方，祂仍然站立得住，且邀請我們與祂同行。

所以，讓我們彼此記念，也彼此扶持：
哪怕山搖地動、雨勢未歇，我們仍不喪膽，因為我們所信的主，祂曾勝過世界，也要帶我們走過風暴，重建一切。

2025年7月26日，台灣即將舉行由民進黨籍總統所提出的「大罷免投票」，目標直指國民黨、民眾黨等在野黨派的立法委員。這場政治事件本身已經充滿火藥味，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台灣政壇在風災剛過、民生尚未安頓之際，便迅速進入了高度對立、互罵不休的攻防戰。

各黨派在社交平台上不斷釋出政治文宣，指責對方政績無能、貪污腐敗，甚至連自然災害都淪為口水戰的借題發揮。開電視、滑手機，只見各政客在鏡頭前聲嘶力竭，互相指控，彷彿不大叫幾句、罵幾聲，就無法顯示自己的正義與立場。

作為長期觀察台灣政治的筆者，起初對這種「政治互罵秀」感到困惑。畢竟，這些政治人物並非草莽之輩，絕大多數出身於名校、具備法律、政治、國際事務等高等教育背景，為何總愛在大庭廣眾之下，用粗暴的言語與戲劇化的情緒來攻擊對手？那種口水橫飛、摔桌拍案的場景，實在有失學養與斯文。然而，深入了解台灣的政治文化與民主歷程後，這樣的現象似乎也並非無跡可尋。

台灣的民主發展雖然快速，但相較於歐美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制度體系，台灣仍處於政治情緒高度動員的階段。選舉往往不是理念與政策的理性辯論，而是透過牽動情緒、製造對立，來強化本土與外來、藍與綠、我們與他者之間的界線。於是「罵得越凶，立場越鮮明」反而成了政治舞台的得分項。

更耐人尋味的是，這種政治表現方式竟然廣受民眾接受，許多選民不僅不排斥，甚至習慣及十分期待這類火藥味十足的交鋒。「不罵不痛快、不吵不像選舉」幾乎成了台式民主的標誌。媒體也樂於渲染衝突現場，將「怒罵時刻」作為新聞焦點，收視率也因此水漲船高。

這是否意味著台灣的民主是膚淺的？未必，個人認為正如任何年輕民主體制都需經歷的「青春期」，台灣也正處於從激情走向成熟的過渡階段。政治人物的表演、媒體的渲染、民眾的參與，構成了一種特有的公共劇場，一邊讓人搖頭，一邊也見證著一個社會如何學習自我治理，外來旁觀者若不了解，只會覺得是一場做秀的政治鬧劇。

或許有一天，當選民不再只看誰罵得最狠，而是開始問：「你準備怎麼解決問題？你的政見在哪裡？」，台灣的政治語言也會慢慢的轉變，從喧鬧走向內斂，從對抗走向建設。

但在此之前，台灣的政治舞台恐怕仍要繼續上演這些充滿戲劇張力的罵戰與對立，既荒謬，卻又真實。

你有沒有遇到孩子要求不上學的情況？當孩子揉著太陽穴說：「今天頭有點痛，我想請病假，不上學了。」這句說話有如一個需要解碼的訊號，孩子真的病了？還是孩子不想上學？表面是身體不適的陳述，卻可能隱藏著複雜的情況。若此類情況「不斷發生」，頻率漸增，父母便要提高警覺，以探究孩子不想上學背後的原因，因為這有可能是「拒學」行為的初始徵兆。

拒學的情況自疫情後十分普遍，由伯特利輔導中心出版的《輔聲》，去年也用「學童曠課探射燈」為題作專題探討，當中的文章提到疫情後的校園，很多學生都出現曠課、拒絕上學及不肯回校的情況。有作者提到出現此情況，有機會是跟學童不適應校園生活、功課壓力大、與同學相處有困難及與精神健康狀況有關，例如抑鬱症、焦慮等。孩子提出不想上學只是一個徵兆，家長要及時了解其背後真正的原因，才可以對症下藥。事實上，在疫情期間，很多時候家長都比較謹慎，偶有少許病徵，都會因安全起見而不讓孩子上學，這或許會讓他們以患病作為逃避上學的藉口。

解構「不想上學」背後的訊息

孩子不想上學，父母不應單純以為他們是「懶惰」或「只想玩手機」而責罵他們。這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可能關閉溝通大門。家長要嘗試理解孩子在學校遇到的困難，與孩子建立關係，並一起與孩子尋找可行的應對之策。不想上學的成因有很多，而最重要是帶領孩子建立正面的思維。如何幫助孩子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可以參考以下模式。

一、成為孩子的觀察者與傾聽者，試著了解孩子的感受

1. 按下「暫停鍵」： 聽到孩子說：「頭痛不想上學」，先深呼吸，壓下內心的焦慮或惱怒，避免第一時間質問：「你是不是在裝病？」或斷然拒絕：「不行，一定要返學！」
2. 表達關心，開啟對話：溫和、接納地問：「聽起來你很不舒服，頭痛是怎樣的感覺？」、「除了頭痛，還有沒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最近在學校，有沒有甚麼事讓你感到有點累或有壓力？」從以上的對話，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關心，而且是關心「人」，並不是關心「不想上學」一事。
3. 接納情緒： 當孩子開始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儘管聽起來不合理，也不要反駁或急於給建議。專注傾聽，讓孩子知道他們的感受被聽見、被認同。
4. 用時間改變思維：每天製造更多親子時間，讓孩子多分享學校點滴和內心感受，透過傾談，嘗試把孩子內心的負面感受轉化，而關係的建立是解決問題的好幫手。

二、成為「希望翻譯員」，轉化負面言語，走向正向思維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在明光社舉辦的一個網上聚會中，教導父母認識正向教育，助孩子建立正面思維，其中一項技巧是由大人（父母）充當「希望翻譯員」一職。她說，當孩子陷入困境時，言語常充滿負面思維（如會說自己「永遠學不會」）。黃博士提出「希望翻譯員」角色，可以將孩子絕望的語言，翻譯成充滿可能性和希望版本的語言。

實戰範例

孩子說：「數學很難，我永遠學不會！」

父母可以透過希望翻譯步驟將負面思維轉化。

第一步：肯定努力。父母可以對孩子說：「我看到你每天都很認真練習。」

第二步：替孩子重建句子。父母可以為孩子重建句子，如說：「『永遠』這個詞聽起來好有趣，我們試著換個詞看看？將『永遠學不會』換成『我暫時學不會』，你的感覺有沒有不一樣？」

第三步：行動與支持。父母可以問孩子需要甚麼具體的支持，如說：「你覺得在『暫時還沒掌握』的階段，哪一類的『幫手』是你最需要呢？是專門對付計算題的『計算超人』？還是擅長解應用題的『應用題忍者』？」

在翻譯的過程，家長不要否定孩子的感受，而是把他們的感受化為正面的訊息，由不可改變的方向，轉化為可改變、可行動的方向，並建立具體目標。黃博士又以搭地鐵作為人生的比喻。乘地鐵時要學懂轉線，即是要調整自己的方法，在轉線的過程中，學童需要指示、尋找資源，讓他們知道對的方向，有時候，他們也會有機會「搭錯車」，但這並不重要，因為人生總有失誤，學童需要學習調整自己，雖然搭錯車會令路途變得長一點，但他們總能到達目的地。她形容一個小孩的抗逆力，就像一棵小樹苗，它需要雨水（挑戰）、陽光（鼓勵）及支架（成人支持），才能長得壯健。

結語

孩子的一句「頭痛不想上學」，是敲響警鐘，亦是開啟深度對話的契機。家長的角色，並不只是解決「不上學」這個問題，而是要成為孩子面對逆境時的「希望翻譯員」與穩固的「支架」，給予他們支持和鼓勵，幫助他們轉化思維、學習應對逆境的技能。

在基金項目贊助下，明光社出版了生命繪本《總有出路》。為了介紹這本繪本及推動正向教育，本社於6月24及25日舉辦了兩場「正向教育線上導師訓練」，分別邀請了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深培中英文幼稚園校長黄月麗女士於兩天的網上訓練擔任講員，而同場也邀請了綠腳丫親子讀書會創辦人及《總有出路》繪本顧問柯佳列先生在當中分享繪本的教育理念。

黃靜雯博士以「希望在明天」為題，分享到小學生抗逆力的黃金三角；她認為孩子的抗逆力像一棵小樹苗，需要有陽光（鼓勵）、雨水（挑戰）和支架（成人的支持）才能健壯成長。她又指培養抗逆力好像教孩子乘坐地鐵，要到達目的地孩子要學懂轉線（調整方法）和尋找出口（找資源），同時也要接受偶爾有搭錯車的可能（接受失誤）。她鼓勵參加者，只要多給孩子自行經歷、逐步嘗試和重組的機會，他們就會愈敢面對挑戰、找尋出路。

而黄月麗校長分享到她的教學經驗，她認為正向教育理念中，好奇心、心流（享受所做的事）、成長思維（擁抱挑戰）、感恩和仁慈（愛人愛己）對幼稚園階段的學生成長最為重要。從認識自己、親身經驗，到表達感受和欣賞他人，都是孩子必修的課題。而藝術欣賞和社區關懷活動，可以讓孩子學習觀察、辨識情緒和傳遞愛的訊息。透過一些由孩子主導活動，老師和家長都可以更多聆聽孩子的聲音和發現他們的潛能。她鼓勵家長多與孩子建立共同經歷，這對親子關係和孩子成長有很大的幫助。

《總有出路》繪本顧問柯佳列先生則表示，兒童正處於自我探索的階段，而閱讀繪本可為他們提供一個探索自己的空間，故事往往會反映出現實生活的一些矛盾，社會對人的期待，以及人自己想成為怎樣的自己，這中間是存在矛盾，在閱讀故事時，小朋友可以去選擇，了解「我」想成為怎樣的「我」。而一個良好的共同閱讀（共讀）過程，能讓大人與孩子有一個平等對話的空間，讓孩子可以表達看法和心情，也體會到自己的聲音被聽見和受到關注。

柯先生提到，閱讀繪本有助建立兒童的品格，而兒童閱讀繪本的心理歷程有六個階段：一、投入，兒童想知道繪本故事的發展；二、認同，兒童透過故事看到自己，和建立一些情感上的連結；三、投射，兒童嘗試用自己的智慧為故事中的主角解決當中的問題；四、淨化，兒童會稍為從故事中抽離，並思考自己閱讀時的反應；五、領悟，兒童會將自己與故事中的人物比較，重新認識自己面對的問題；六、應用，將閱讀過程中的領悟轉變成自己未來的行動力，模擬新的行為模式。

他鼓勵老師成為孩子與繪本之間的橋樑，帶動孩子進入每個部份的討論。他介紹了《總有出路》的故事，以及它可以讓孩子體驗到的心理歷程。故事先從一個困局開始，幾位主角都迷了路，故事的發展會引導讀者尋找答案，尋找出路。

1. 三位主角有不同性格和特質，讀者會對他們產生「認同」，明白人人都會遇到困難，孩子也可從中看到自己，想想自己像哪個人物？或是有其他可能？
2. 從三位主角的經歷，孩子會有所「投射」，想辦法為主角解決問題，並練習解難。
3. 孩子從故事中「領悟」到不同的路都能到達終點，而心態比方法更重要，所以當面對困難時，要學習保持積極，有所期盼。

最後，柯先生又建議，除了共讀和討論，老師還可以將《總有出路》繪本製作成圖畫卡，讓學生按自己的邏輯為故事情節排序，述說自己的版本。兩場導師訓練的反應都相當正面，參加者覺得當中的內容都對教學很有幫助，也能幫助他們如何善用繪本教學。我們感恩能與教育界一起推動正向教育，幫助孩子常存盼望、善用天賦，勇敢尋找成長路上的出路。

《陪你走最後一程：晚期病患全人關顧手冊》是一本充滿溫暖與實務指引的書，作者孫岩以自己的院牧經驗為基礎，結合身、心、社、靈四個面向，將有關內容結集成書，以為晚期病患及其照顧者提供支持，實現全人關顧，讓讀者有機會學習善終、善別、善生。

香港統計處在2022年公佈全港無酬照顧者高達16.4萬人，他們因長期投入照顧家人，常忽略自身的身心健康，不少人面臨情緒和壓力問題，甚至弄出家庭悲劇。因此這書不僅關注病患需求，也強調照顧者的自我關懷，特別在香港社會的現況下，這方面的內容顯得尤為重要。書中載有一些簡單的自我檢驗方法，讓照顧者評估一下自己的狀況，亦為負荷指數高的照顧者提供一些紓壓的方法。

書中亦關注晚期病患的身體情況，當生命進入最後階段時他們的身體會日漸衰竭，而家屬往往希望醫護人員盡一切努力作出挽救，但作者提醒讀者心肺復甦法和導管餵食等醫療安排對臨終者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讓病人不得安寧。如果能夠透過一些方法拯救病者的生命當然是好事，但病者日後的生活質素也不容忽視，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孝道，其實在合適的時間放手也是一個孝順的表現，這可以讓臨終者平靜地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程。當親人走畢人生最後一程，喪親者的哀痛之路便開始，作者亦關心喪親者情況，提供了幫助他們處理哀傷的資訊。

陪伴病患是一個需要智慧與勇氣的旅程，這書不僅是照顧者的實用指南，也是一本讓人重新思考生命價值的著作，值得每一位正在或將會面對生命終點議題的人細讀。

我在香港不夠一個月，期間使我覺得最具意義的服侍，就是為一位弟兄做了一個臨終禱告。但這也能說我是在宣教嗎？以下是我為那位弟兄作的禱告。

「安息的弟兄，你看，我沒有錯過親自在香港為你做最後的禱告，你也沒有錯過讓我為你禱告的機會。我雖然求神給你肉身經歷創造的能力，讓回到你的家人身邊，但神卻給你永恆生命，回到天家，讓你在已逝去的親人和天父身邊。我因此心情失落了一些時間，但是我還是尊重你和上帝的默契。你的生命是屬於你自己和上帝的。而上帝既然掌管一切，也當然掌管你的生命。你牽著上帝的手回天家了，而你所愛的親人、養育的子女、教導的學生、共事的同工、同行的友人都在紀念你，回憶你曾說過的話，回想你的教誨和幫助。他們不會錯過你銘刻於他們心中的金石良言和行動楷模。所以，你的不在就可以變得常在。我們因此也沒有錯過你。你匆匆離世，許多人的心深切懷念你，謝謝你讓上帝將你如石子般擲進我們的心海中，泛起漣漪，延展至在天家見面或是主再來的時候。深深懷念你！」

這次回港（也包括短時間去馬來西亞）是一個間接的服侍，令我感受到被接待。在被接待時享受弟兄姊妹的愛心關懷，讓我有機會告訴別人我有許多困難，許多需要，而弟兄姊妹都樂意以愛回應，為我提供接機送機的服侍、住宿的服侍，有的為我預備日用品、為我提供成藥、口罩、搬運行李、陪我和請我吃飯、送我用具、陪我購買帶回英國的物品、送我各種手信、陪我到醫院診所接受檢查和覆診、給我講道、探訪和事奉的機會、老遠特地來探我、捐獻金錢支持我的事奉等等，給我享受恩情溫情友情親情。這原本是我返港期間的缺乏和需要，弟兄姊妹都一一回應，他們對我的愛是看在主的份上，也願意關心我的宣教事工，這都是因上帝在回應我的需要。期望弟兄姊妹能因愛上帝而有所成長，期望能看到接待我的得著「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祝福，這是我看為間接的服侍。而我因著這些接待，得以平安回英國，十分感恩。

我6月初回到英國，既在跟進落腳劍橋的計劃，也繼續尋求事奉的方向及機會，但我仍在學習生活和服侍在宣教中，不論我在香港、馬來西亞、英國和法國，不論身處在甚麼境況，不論在做甚麼，期望我們一起按著上帝給我們機遇，彼此配搭，不要錯過任何宣教、服侍的機會。5月回港不足一個月，又住在不同的地方和去了五天馬來西亞，未能多與大家見面，十分抱歉。願主帶領，給予會面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