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學童的信：放下、寬恕

《是旦主義》一書的作者許龍杰是位精神科專科醫生，他提出「唯有認真地是旦，才能對抗現實的荒謬」。本書不談深奧的理論，而是從診療室裡的真實對話，以及日常生活的困局中，提出另一條情緒出路。「是旦主義」（sidanism）提倡的絕非消極躺平，而是主張「認真的事是旦，是旦的事認真」。面對生活的各種不如意，是旦主義提出要接受（acceptance）真實的自己、解決不了就放下（jump over the problem）、活在當下（mindful life）的生活態度，它鼓勵人推開社會上過高的期望，並為真正在乎的人和事物保留力氣。當社會要求人要每刻都笑容滿臉，作者鼓勵讀者輕拍自己的肩膀：「黑吓面、頹廢一輪，明天又是新一天」。他還說出一句令人釋懷的話：「解決不了就放下」；跳過難題、繞道而行，這種放過自己的勇氣，反而讓人在亂局中找回行動的主導權。 

這本書的動人之處，在於接納人生的真實和人的軟弱。作者不鼓吹永遠積極的人生態度，反而說做人就是苦多樂少，鼓勵讀者留意生活裡的小美好，這就是幸福。對於人生各樣困苦，作者不會給讀者灌「心靈大補湯」，反而用「是旦啦，食碟混醬腸粉再上路」的格言來勉勵讀者，讓精神繃緊的讀者發出會心微笑。面對各種人生考驗，容許自己偶爾跳題、偶爾留白，可能是在高壓社會裡的另一個選項，讓人尋找到新的出路。

	生命熱線調查：近半自殺者家屬創傷超出臨界點　籲同理心陪伴走出傷痛
	(有線新聞．27-5-2025)

有報道指生命熱線於2022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間收集了超過180名自殺者家屬的數據，發現他們普遍面對「深層的心理困難」，包括「強烈的內疚感、反覆探究自殺原因」等，他們平均在「創傷後壓力」上超出臨界點，而報告亦指女性面對壓力反應較男性大。

面對及走過哀傷，相信有不少朋友知道普遍會經過五個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哀傷的時間逾半年至一年時間也屬正常。而致力推動生死教育的黃民牧師所任教的關懷哀傷的課程中，曾分享過自殺者親友所面對的非預期性死亡，是突如其來的，會容易使喪親者產生「不正常哀傷」，因為他們所預期的世界在毫無預警下粉碎，也沒法向逝者道別或完成其心願、衝擊著喪親者的安全感和信心。而外界（醫療或法律）介入事件也容易讓家屬產生複雜性哀悼（慢性化、延遲、誇大、轉向生理症狀或不良行為）及複雜性悲傷反應。

在生命熱線的記者會中有專家指出：「自殺者親友的痛不只是心理上、情緒上，而最大的困擾是思維上的迷宮，永遠在兜圈，找不到答案，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為何親友會離開。另外，他們很容易自責和內疚，就算別人如何安慰，他仍覺得自己有責任，不讓自己過得好。」

生命熱線亦呼籲社會應以同理心陪伴自殺者親友走出這突如其來的傷痛。根據一位於北美知名的死亡教育學者、哀傷輔導員Dr. Alan Wolfelt 所開發的「陪伴式悲傷照護模型」（Companioning Model of Grief Care），他建議以可以「陪伴」（companioning）而非「治療」的方式來支持喪親者。而作為陪伴者，可以為傷心者創造一個「安全的地方」—— 一顆清空、充滿同理的心，去陪伴對方，非引導，但關心、觀察和學習*喪親者的經驗、聆聽，並一起感受失去的事實、擁抱痛苦、回顧往昔及尋找意義。

在聖經中亦曾顯示過陪伴模式：「約伯的三個朋友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聽說有這一切的災禍臨到他身上、各人就從本處約會同來、為他悲傷、安慰他。他們遠遠的舉目觀看、認不出他來、就放聲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塵土向天揚起來、落在自己的頭上。 他們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個人也不向他說句話．因為他極其痛苦。」（約伯記 2:11-13）就是這種靜靜的陪伴，與他同哭，並感受約伯的痛苦。然而，他們後來與約伯的對話，卻變成了強加自己的看法於約伯，想以言語去折服他，不但抬高了自己，愛心、耐性亦就慢慢消失了。所以，如想作為哀傷人的陪伴者，求主賜下我們能有智慧與愛心，懷著善心作陪伴與守護。

*Dr. Wolfelt認為，只有喪親者能成為自己悲傷的專家。陪伴者的角色是向悲傷者學習，見證並正常化他的悲傷旅程。

	85%人童年歷虐待　家暴恐傳宗接代
	(東方日報．19-5-2025)

近年社會關注保護兒童，但童年逆境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如虐待、情感忽視及目睹家庭暴力仍普遍。和諧之家調查顯示，85%香港成年人曾經歷至少一種ACEs，44%遭遇四種或以上，常見包括精神虐待（65%）、身體虐待（53%）及情感忽視（52%）。這些創傷易導致跨代暴力，受害者長大後可能不自覺複製不良管教模式。和諧之家建議家長檢視成長經歷，尋求專業協助，學習正向教養，並呼籲政府加強公眾教育及心理支援，幫助家長療癒創傷，打破暴力循環。

不少香港人曾在童年時有不快樂的回憶，成長後出現創傷，這既令人痛惜，也突顯了健康童年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上一代家長可能受當時的社會風氣或自身限制，常以打罵作為育兒方式，認為這是管教的常態。現今社會壓力巨大，家長每天面對繁重的工作、經濟負擔及育兒責任，常常感到筋疲力盡。在管教孩子時，若面對精神壓力或情緒起伏時，家長應先愛惜自己，明白感到無助並不代表無能，並提醒自己需要尋找協助和休息。

現在家長已不再是當年年幼無助的孩子，而是有能力改變現狀、主動求助的成年人。家長應尋找外界的幫助，通過分享與交流，家長會發現許多人也有生活挑戰，原來自己並不孤單，而且從旁人獲得更多經驗及解決方法。社會各界應攜手合作，為下一代創造更健康的童年，終結暴力循環，實現更美好的家庭與社會未來。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是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的開場白，道出了幸福及不幸家庭的狀況。家庭治療師李維榕博士在其著作《家庭生病了》及《故事從家開始》中提及的有病兒童，其實不是兒童的問題，而是家庭出了問題。另一位家庭治療師王愛玲也在其著作《夾縫中的孩子》中提到，要幫助孩子從夾縫中釋放出來，必須先了解家庭出了甚麼問題，而父母很多時並不察覺孩子的問題可能是基於父母的管教模式出了問題。

家庭是孕育兒童的搖籃，父母的管教會影響孩子的一生，良好的家庭管教有助孩子健康地成長及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孩子成為問題兒童的機會也大大減少。「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其實是一個謊言，世上有很多有問題的父母，他們可能是患有某些精神科的疾病，有些可能是帶著錯誤的價值觀，更有些是欠缺責任感。在這些被稱為功能失調／失效的家庭下成長的孩子，長大後有些會重複不幸，有些卻能遠離原生家庭的錯誤，為自己及孩子開創一片新的天地。

在功能失調的家庭成長的人，當他們長大及成為父母後，於管教子女方面，通常會出現兩種情況，強迫性重複或反向行為。

強迫性重複

某些家庭下成長的兒童，長大後較容易會不自覺地重複父母的管教模式，例如操控性家庭及苛責型家庭。

一、操控性家庭

操控性家庭的家長自小缺乏父母的愛和照顧，傾向早熟及獨立，因缺乏愛和安全感令他們不信任配偶，容易發脾氣，且不會示弱，他們因為自己童年得不到愛和關注，於是會加倍照顧及保護孩子，為孩子包辦一切，只要是他們認為對孩子好的，都會為孩子做，但他們會完全操控孩子的人生，令孩子失去自我，不懂得照顧自己及做決定。孩子亦會養成依賴型性格，如父母經常向孩子說：「你要聽話否則我們便不要你」，這種說話對孩子的傷害很大，他們會變得唯唯諾諾，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擔心犯錯，惹怒父母，而被拋棄。他們亦會欠缺冒險精神，非常循規蹈矩，即使受到欺凌，也不敢反抗。孩子因為害怕做錯決定而不敢做決定，凡事依賴父母幫他們做決定，與父母形成共依存關係（co-dependency）。這樣的孩子長大後成為父母，會複製這種管教模式，因為他們已經習慣，覺得這樣孩子會好像他們一樣被父母「寵愛」及「保護」是幸福的。在輔導的經驗中，曾遇見這樣一個個案，一位男士的父親對媽媽不忠，媽媽終日以淚洗面，媽媽因為不想孩子在單親家庭中長大，選擇犧牲自己，繼續忍受沒有愛的婚姻，卻經常對兒子說：「我犧牲一切都是為了你，你長大後要孝順我，不要像你爸爸般遺棄我」，男孩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對媽媽言聽計從，從不敢忤逆媽媽，這位媽媽屬於操控性家長，而她的兒子在管教子女時也要求子女完全服從父母。

二、苛責型家庭

苛責型家庭的父母無法有效管理自己的情緒及行為，說話總是苛刻及具羞辱性地不斷貶低、負面批評子女，令子女有羞恥感，導致子女不論多優秀，都覺得自己仍然不夠好，父母的行為其實是反映他們不能接受不夠好的自己。這類指責型的家長習慣將一切問題的責任都推向孩子，這樣自己便不用承擔後果，孩子成為父母衝突的代罪羔羊。這些孩子會非常自卑，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不斷努力，希望獲得父母的認可及讚賞，可是，無論他們怎麼努力，仍會受到父母的責備，覺得他們做得不夠。來自苛責型家庭的琪琪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兄姊下有弟妹，她出生時剛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爸爸的生意一落千丈，爸爸媽媽便將一切歸咎於琪琪，認為是她「腳頭唔好」。很多文獻顯示，原生家庭父母帶給子女依附關係創傷，其中最大的影響，是令他們難以建立對人的安全信任感；因為連有血緣關係的父母都有可能只考慮自身而疏忽或傷害孩子，所以更難相信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會保護及照顧脆弱的自己。

指責型家長會說一些很傷害孩子自尊的說話，如「你無鬼用，生嚿叉燒好過生你，起碼叉燒都仲食得」。家長說這些話很多時是不自覺地複製了上一代父母對他們的管教模式，以為用反面的說話，可以激發孩子的鬥心，卻不知道，他們的管教導致孩子自卑及欠缺自信，甚至討厭自己。

反向行為

原生家庭的成長經歷，會逐漸形成某種信念、規條，或座右銘（motto），有些父母為了不想子女遭受與自己童年相同的不幸或遺憾，家長在教育子女時會作出與自己父母剛剛相反的舉動，這被稱為反向行為。

反向行為信念例子：

1. 永不打子女，因為自己受的體罰太多

2. 永不賭錢，因為看見母親賭輸錢導致情緒暴躁及父母經常為錢爭吵

3. 永不飲酒，因為看見父親醉酒導致的情緒失控及行為失態，為此覺得羞恥

4. 堅拒搬家，因兒時搬遷太頻密，經常轉校導致沒有朋友

5. 要滿足孩子物質欲望，因為兒時家貧，父母無法買玩具，為此感到很自卑

6. 要求子女學多種樂器或運動，因為兒時家貧沒有機會學，不想子女有同樣的遺憾

雖然有些反向行為信念是有益的，但由於反向行為通常都是較為極端的，欠缺彈性，有時甚至會令自己及家人受害，例如：為了方便工作、讀書、照顧家人或其他原因而搬家，可以接受的，毋須因著信念拒絕搬家。至於無限滿足孩子物質欲望則可能對孩子造成傷害，令孩子變得物質主義；而強迫子女學習多種樂器或運動，如非子女自己的意願或興趣，不但浪費金錢及時間，甚至會忽略了子女真正有才華的項目，白白埋沒了子女的才華，造成另一種遺憾。

跳出原生家庭的影響

聖經中也有關於原生家庭對孩子影響的記載，創世記二十五章27至28節提到：「兩個孩子漸漸長大，以掃善於打獵，常在田野；雅各為人安靜，常住在帳棚裡。以撒愛以掃，因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卻愛雅各。」作為父母的以撒及利百加各自偏心一個兒子，他們的偏愛令兩個兒子產生妒忌，甚至是嚴重的衝突，令雅各最終被迫逃離家園。雅各也重複了父母的偏心，特別寵愛兒子約瑟，為他做了一件彩衣，招致兄長們的妒忌，繼而陷害將他賣去埃及地，他被迫離開自己的原生家庭，只能單單依靠神過活。約瑟在神的手裡，他成為新造的人，按神的心意去原諒兄長及教養子女，沒有重複祖父母及父親偏心的行為，使原生家庭的傷痛不代傳，他的兩個兒子瑪拿西及以法蓮能和平共處。

我們無法選擇原生家庭，亦無法改變在原生家庭的不幸遭遇，但成年後的我們卻可以選擇如何面對，是複製不幸抑或停止將不幸延續。我們要真誠地檢視原生家庭父母對自己的影響，希望可以將一些可能遺留的傷痕和偏差的不良管教模式，去蕪存菁及修正，以致不會將這些傷人的管教模式延續，傷害我們的子女，而家庭中的美好管教模式及傳統則會得以保留及傳承。我們可以仿效約瑟的做法放下仇恨，饒恕家人對他的傷害，不重複父親的偏心，以神的價值觀教導孩子。

原生家庭並不是只會傷人，亦可以是一個傳承美好價值觀及傳統的搖籃，如父母是守時、負責任及願意幫助貧苦的人，這些都值得傳承給子女，又如父母每年中秋節都會相約全部家人相聚賞月，凝聚家人的關係，這些都值得代代相傳。

復仇心理離我們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但每個人總有經歷過想復仇／報復的時刻。復仇心理一旦出現，便會使人坐立不安，想令仇敵盡快受到該受的傷害，亦即是企圖用傷害他人的方式紓緩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前陣子在Netflix上架的劇集《混沌少年時》，講述青少年面對的校園欺凌問題，有學者便指出，本港約有八成的校園暴力屬於受欺負的復仇者所為。[1] 可見復仇想法不容忽視，情緒一旦得不到適切處理，便會陷入復仇行動的惡性循環。那麼，到底「復仇」是怎樣的一回事？如何令它消除？如果復仇是每個人心裡都會產生的心理現實（psychological facts），是否也有其正面意義？

復仇的正面意義？

研究過復仇與寬恕議題的學者麥卡洛（Michael McCullough）在其著作《超越復仇》裡提出：「復仇慾不是某些不幸者深受其害的一種疾病，而是人性的一個普遍特徵。」[2] 亦即是說，復仇的行動有其適應性，它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同時能促進社會更加合作和阻止負面行為。

麥卡洛又與另外兩位學者著書，提出了三種復仇的正面意義。第一種，就是直接透過復仇的行動來震懾入侵者，因為當他意識到復仇行動的出現，就會停止冒犯行動，這樣能夠直接阻止他再次做出傷害行動，情況就如監獄或黑幫文化一樣，讓人深切知道若然做錯事，就會遭人尋仇；第二種，就是透過針對特定行為的復仇來建立自己能夠接受的界線，以避免將來發生同樣衝突；第三種意義比較間接，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避免因看守疏忽而令同伴被動物襲擊致死（間接殺死同伴），看守者會擔心遭人報復（正當懲罰），而想辦法做好看守工作，即某程度上此種復仇形態是一種強迫的利他行為。[3]

雖然學者所提出的見解，都是受進化論影響，並將復仇行動合理化，但不能否認，復仇或多或少是一種出於人類本能的反應，為要保護自己和紓緩自己的痛苦情緒。不過，麥卡洛同時也提出：「寬恕的潛能也是人性的一個固有特徵。」[4]

復仇的感覺沒有想像中好

就「復仇」的行為而言，如果它真的有正面果效，按照「道理」和「邏輯」，完成復仇後的滋味，理應如話題韓劇《黑暗榮耀》所展示的結局一樣，女主角會感到舒暢無比，得到所預期的安穩與歡愉，但為何現實中復仇後的感覺總是令人不好受呢？現實也有一些家長教導孩子要「以牙還牙」，要學懂反擊，「打贏場交」，不要被別人欺負。當父母不懂得教導孩子如何應對衝突時，便會用這套方法。不過其實復仇行動除了感覺不似預期，甚至會令人陷入復仇循環。

心理學學者曾經透過遊戲來進行實驗，並將結果發表在一篇名為“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復仇的矛盾後果）的學術文章裡，發現在遊戲中，有玩家有機會懲罰其他玩家，並預期自己在作出懲罰後會感覺良好，但實際上他們比沒有機會作出懲罰的玩家感覺更差。[5] 這種期望的落差，讓復仇行動無法真正治癒自己，也無法令負面情緒得以紓減。同時，那些被報復的人，很容易又會覺得對方的復仇行動過火，於是又向對自己復仇的人復仇，冤冤相報，陷入無止境的循環。而那些沒有機會復仇或沒有選擇復仇的人則自我強迫地繼續前進，因為開始專注其他事情而感覺快樂。

進行上述實驗的學者又提出，實驗結果顯示，復仇行動引發的愉悅反應與懲罰者所預期的相反。復仇行動會延長懲罰者的愉悅感受，而懲罰行動會使懲罰者繼續想著曾經冒犯過他們、又遭他們懲罰過的人（而不是忘記）。[6] 可以想像得到，即使退一步回到復仇之前，在未執行任何行動前，一直想著要復仇的人，會想盡辦法讓自己保持復仇的衝動，即讓自己的傷口繼續淌血，否則它就會因時間過去而癒合。復仇某程度上，其實就是在傷害自己。

讓復仇者獲得釋放

復仇心理的確未必會出現在每個人身上，因為它是一個看待事情的反應，即每個人面對同一件傷害性事件，都不是必然有復仇的想法。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在2024年發佈「2024高小學生校園欺凌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學童曾被欺凌，四成的受害者表示想復仇。那麼，從另一角度來看，還有約近六成的受害者未必想要復仇。[7] 當然，可能他們的恐懼比復仇欲望更大。另外，也有不同的研究指出，高達20%的謀殺案和60%的校園槍擊案是與復仇有關，因此實在需要好好關注嚮往復仇後快感所引發的問題。[8]

解脫復仇者方法一：幫助受傷者重獲力量，助他們找到出路

著名小說《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篇名為“Revenge is Sour”（復仇是酸的）的文章指出：「復仇是一項行動，在你毫無力量的時候你會想做這件事，而且正因為你毫無力量你才會想做，一旦無力感被移除，復仇的欲望也會隨之被蒸發。」[9] 的確，在遭遇欺凌時，在權力關係上，受害者總是無助的，是感到無能、毫無力量的，所以會有復仇的願望。故此能夠幫助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主動提供幫助，助他們找出路，讓他們知道不是自己一人，是有隊友在他們身邊的，讓他們重獲力量。

解脫復仇者方法二：讓無助感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在《真相與修復》一書中，講述了不少關於性剝削的故事，那些性侵受害人被刻意孤立，當不同人士為她們發聲、伸出援手時，原本想報復的人，她們的報復心態，被轉化成義憤。[10] 當被孤立的人得不到幫助，在無助的情況下失去公義得到彰顯的機會，有些人或會因此將報復心態化為狂怒，累積成為復仇心切的能量，但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其無助感便有機會被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雖然復仇心理是人類在受到傷害時的本能反應，但其後果足以引發巨大的災害，復仇循環也是這樣出現。同時，上文提出的研究都表明復仇的實踐並不能夠帶來預期的愉快心情。除了即時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如果有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教導，提出人具備寬恕的潛能，就如麥卡洛所言，寬恕的潛能乃是人性的固有特徵，這絕對比起提出「以牙還牙」更能幫助受害者。別以為學習「寬恕」是放過別人，其實更多的是放過自己。

社會變，教會亦變，經歷了社會運動和三年的疫情，在社會撕裂和移民潮的夾擊之下，《202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的結果一如所料，幾乎所有指標齊齊向下滑。過去五年華語堂會數目雖然比2019年同類調查輕微增加至1,318間，但崇拜出席人數卻大幅下跌26%，只得約19.8萬人，比起2019年少了7萬多人，而比2014年更少了超過10萬人，堂會規模愈大，流失愈嚴重，而堂會15至44歲的年輕信徒人數顯著減少，比率少於會眾的三成，而堂會人口老化的情況亦嚴重，65歲以上會眾比率更高於全港同齡人口比率，每四名會眾就有一名是長者，反映堂會的斷層情況嚴重。面對移民潮和退休潮，中產信徒流失，有接近55%的堂會奉獻收入減少，有些更出現不敷。不少堂會因此減少、甚至完全沒有對外奉獻，不過，亦有部份堂會增加了差傳經費，出現兩極化的趨勢。

面對奉獻收入減少、再加上經濟環境轉差，堂會為求自保而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的奉獻看似合情合理，但這種心態其實是建基於錯誤的教會觀，當教牧和會眾想到教會的時候，若只想起自己的堂會、將奉獻給堂會、在堂會事奉、關心堂會的弟兄姊妹，就等如關心教會，建立基督的身體，恐怕只會將堂會變成了「自己友俱樂部」！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最重要的是想讓弟兄姊妹明白機構就是教會的一部份，而不是與堂會無關的第三者。

堂會和機構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甚至相依為命的，機構其實是堂會的延伸，很多堂會較少接觸或接觸不到的群眾，例如新移民、傷健群體、少數族裔和基層家庭等等，正是機構服侍的對象。而對許多中小型堂會來說，很多時堂會沒有的專才和訓練，例如差傳、釋經、音樂、影音、社關和制服團隊等等，正是機構的強項，惟有堂會加強與機構合作，才能共創雙贏。若果堂會因為會友流失、奉獻減少而只求自保，將堂會與外界接觸的空間收窄，只會加速堂會的萎縮；猶如聖經所說，有僕人將主人交託的銀子埋在地裡，結果那位沒有忠心回應主人吩咐的僕人連本來有的銀子也失去了。當堂會願意奉獻給機構、與機構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使用機構的服務、出版、製作和訓練，透過機構去接觸和服侍有需要的群眾，才有機會引領更多人信主和作門徒，否則堂會的人口只會持續老化和流失。

每年我都會到很多不同的堂會講道，有部份堂會的會眾人口明顯老化，雖然有一批忠心的會友，數十年如一日參與聚會，但畢竟年事愈來愈高，就算未返天家亦可能因為病痛及行動不便而少了出席聚會，有些堂會在年邁的牧者退休之後，根本沒有能力聘請新的同工，只能由老牧者繼續當顧問、或者由長執兼任，若不用捱貴租還可以支撐較長的時間，否則恐怕只會光榮／黯然結業。

在三年的疫情裡，許多機構和堂會仍願意在艱難中繼續努力尋找服侍的群體和機遇，她們看似耗用了許多資源，但實情是她們得到的支持和奉獻是更多。在社會愈困難的時候，信仰能發揮的力量愈大，當人心惶惶的時候，正是信徒未信的親朋戚友觀察基督徒與他們有何不同的時刻。雖然很不幸過去幾年教牧和信徒的移民情況比未信主的群體更嚴重，不少信徒內心的不安並不比沒有信仰的人少，不過，當未信的市民轉眼看到仍然留在香港的教牧和信徒願意憑信心逆流而上，更積極事奉、奉獻、傳福音和關心社會，而不是只求自保、對其他人的需要視而不見的話，正是打開他們緊閉的心去思想人生的大好機會，最壞的時刻，往往亦是最好的機遇。

明光社在疫情期間由於看到基層的需要，開始學習服侍一些劏房戶，申請基金替他們改善家居的環境和應付生活需要，此外，我們亦關心他們心靈上的需要，在徵得當事人同意後會轉介他們到住所附近的堂會，有部份聚會亦借用合適的堂會舉行，協助這些劏房戶與堂會建立關係，結果在我們接觸的200個家庭之中，最後有近80人決志。後來我們覺得更好的方法是與一些有心的堂會合作，不單在堂會內舉行活動，更邀請同工和會友作義工，處理跟進工作，有堂會表示本來已幾乎沒有兒童出席聚會，但和我們合辦活動之後，多了許多兒童和他們的家長到來，為堂會帶來突破。

瑪拉基書三章10節提到：「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惟有信徒願意憑信心付出，才能看到神奇妙的作為。同時請記著，神的家遠遠大過我們本身的堂會。

過去的4月在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的贊助下，明光社推出了「『愛．童行』：畫出彩虹」計劃，在剛過去的4月，此計劃推出了兩場繪本故事書工作坊，當中共有17位高小至初中的學童參與。

由本社策劃推出的繪本故事書《總有出路》即將出版，故事由資深教育工作者李碧如女士創作，本地插畫師徐羨曾先生（阿徐）繪畫，故事圍繞三位小主角參加了歷奇活動，但途中各自遇到不同困難和考驗，當中帶出了逆境中要心存希望的訊息。繪本日後將免費派發到不同學校作教育用途。在製作繪本的同時，本社辦了兩場工作坊，讓有繪畫天賦的小朋友參與創作當中的一些插畫，發揮所長。

在工作坊中，阿徐以生動有趣的方式來演繹《總有出路》的故事，讓參加者投入情節，想像幾位小主角在遇到困難時的感受和掙扎，然後將它們繪畫出來。例如面對前路的未知，他們會有怎樣的心情和想像？當同伴身陷險境時，是選擇伸出援手還是置之不理？如果遇到突發情況，該如何抉擇？參加者透過聯想和創作，體會到成長路上有不同的可能，也明白到建立抗逆力的重要，而面對逆境時，他們也可以懷著勇氣和希望向前行。參加者既是這繪本的第一批讀者，同時也是創作者，他們所畫的插畫，將啟發往後的讀者。

有參加活動的小朋友當發現原來喜歡畫畫也可以帶出正面訊息和幫助別人時，覺得很驚訝和滿足。也有參加者表示，活動令他有機會認識自己，覺得很有意義。其實孩子各有天賦，需要被建立和提升，如果能以正面思維指引他們，便能讓他們踏前一步，除了有助他們發揮所長、提升自信心，更可以回饋社會、助己助人。

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人生有如棋局，有時下錯了一步棋，就算不會立即輸，但亦隨時會令自己身陷困境、損失慘重，因此，小心思量每一步，是人生的重要功課，在教養孩童的時候更當如此，因為三歲定八十，有些事若一早烙印在兒童的心中，恐怕日後要花一倍、甚至好幾倍的功夫才能改變過來，就如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影響著我們對下一代的教養方法。而在當前科技高速發展的環境下，我們的日常生活已離不開電子產品，無論通訊、娛樂、查詢、購物、以至出入屋苑和乘車，沒有手機有時寸步難行，但正因如此，不少父母都以手機作為電子奶嘴，讓幼童消遣以及讓自己有更多休息的空間，但電子奶嘴的遺害卻絕對不能忽視。

不單在家庭，在教會和社會，有時當遇到嚴峻的挑戰時，亦可能會以錯誤的行動回應，例如當堂會奉獻收入減少，一些堂會很自然會首先考慮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或差傳事工的奉獻，誰不知堂會愈退縮卻可能愈萎縮。當政府因為財困便考慮以最方便快捷的方法，增設運動賭博的項目（如籃球）以增加稅收，後果卻是令更多市民（特別是青少年）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徒。賭博對貪慾的刺激，有時和復仇心態差不多，會令人愈陷愈深，最後不能自已。

當然，這樣說不是要否定一切，而是要大家在一些會對自己和其他人有深遠影響的事情上三思而後行，就像下棋一樣，有時有危才有機，正如人工智能（AI）在高速發展，甚至可以作曲、拍片、出報紙，這是危、也是機；一子對，也許會化腐朽為神奇，一子錯，卻教人追悔莫及。

去年9月，我在台灣騎機車時遭遇車禍，被從後方的車撞倒，當場昏迷，我被送往醫院急救，住院近一週，之後又在家休養了四個月。至今，左肩旋轉肌仍有撕裂疼痛，需要長期復健與治療。

車禍後，我出席了調解委員會的會議，但對方拒絕和解或賠償。我惟有選擇報警，並提告對方過失傷害罪。台灣的交通事故可同時提起民事與刑事訴訟，第一次的審訊是在地方法院檢察署進行，屬於較簡易的程序。若未能達成處理結果，案件將轉交法院進一步審理。

那天，在檢察官面前，我站著，看著播放的監視錄像，清楚看到對方將我撞倒。但讓人震驚的是，對方當場否認一切，堅持說他「沒有撞我」，我對此啞口無言。眼前的畫面明明如此清楚，卻有人敢「擘大眼講大話」（睜開眼睛說謊），我心中湧現出難以言喻的委屈與不解。

但我也知道，每個人面對錯誤與負責任的方式都不同，當中可能出於恐懼、想逃避，也有不願意面對的軟弱。

我不是想讓他受甚麼重罰，我只是希望有人願意承認事實。那一刻，讓我深深體會甚麼叫做「受傷的不只是一個身體」，那種無力感、那種真相被否定的痛，是很扎心的。

回家的路上，我反覆問神：「主啊，這就是祢的公義嗎？為甚麼真相擺在眼前，仍有人能否認？」

那時，我想起以賽亞書二十八章17節提到，耶和華以公平為量器，以公義為準繩。

人間的制度或許會失準，人心也會偏頗，但我所信靠的神，不打盹、不偏待人。祂是公義的源頭。祂所看見的，沒有人能否認；祂所審判的，沒有人能逃避。

我不否認，那天的經驗幾乎讓我對法律制度失望，也曾聽人說，台灣的司法制度傾向「人治」而非「法治」。但信仰提醒我：「公義，不只是審判結果，更是一份靈裡的堅持與持守。」在不公平的對待中，仍不以惡報惡；在看似黑暗的現實裡，仍相信真理與光明終將得勝。

我不完美，但我選擇站在誠實與光明的一方。即使世界看似不站在我這邊，我知道，那位看顧孤兒寡婦的神，祂與我同在。

目前，案件因對方否認而需進一步提出車禍鑑定報告，再排期審訊。我能做的，就是安靜等候，繼續走在信靠與忍耐的路上。

公義從不是為了讓某人被打倒，而是讓真理得以被看見，讓受傷的心能被修補。

真正的公義，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讓人得著醫治；不是為了爭個是非，而是為了讓我們學會在苦難中，仍選擇相信與溫柔。

願我因著信仰，成為一個不因傷痛而冷漠、不因委屈而硬心的人。也願在不義之中，仍有一份盼望：神的眼目看顧這地，祂從不輕看每一滴眼淚。

「耶穌直起身來，問她：『婦人，他們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從現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8:10-11《環球聖經譯本》）

如果有關注網絡生態的話，在整個三月，網絡上出現的「娛樂」新聞可算是把整個華人網絡弄個翻天覆地。面對迂迴曲折，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現實，我們的情緒可以在短時間內被不同的事件所牽引而產生快速的情感變化。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也會估計到我所談論的「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事情是甚麼。當然是指香港網紅連環出軌事件、震撼台灣的網紅勞資糾紛，以及韓國知名藝人與已故演員的關係引發的爭議。當中牽涉有關權力、網絡欺凌、罪人以及懲罰的議題，我們身為無知的網民，又該用甚麼態度面對？

網絡生態的真相

網絡的出現，人們的情緒很容易受到網絡所影響。網絡將人的時間與空間混合在一起，某一小角落所發生的事，瞬間便可以傳遍每一個人的手機當中。有人會對於國際局勢而感到緊張，也有人會因為某些藝人被揭發失德行為而感到失望或憤怒。然而，這些事都不是我們從身邊周圍的環境直接感受到的事。加上短視頻當道，假設15秒一條片段，而每一條片段都掀起一種情緒的話，我們便會在一分鐘內出現四種不同的情緒變化。

從情緒管理的角度來看，認識自己的情緒的最終極目的就是了解自己，但短視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人們看了速度猶如洪流的短視頻，事後根本不會記得自己看過甚麼；連整理自己情緒的空間都沒有，又如何了解自己？去年出現的字詞「腦腐」(Brain rot)，恰好形容這種情況。這個名詞指：「個人心智狀態在過度消費瑣碎或單調的內容（目前尤指線上內容）後，呈現衰退的現象。」一些看似瑣碎的網絡內容，其實會使人「降智」。

網絡與傳播息息相關。「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是由一位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今天所看見或吸收到的訊息，其實已經被媒介所選擇，即媒體如何傳達訊息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訊息。基本上，每一個自稱「新聞媒體」的媒體所報道的「新聞」，他們已經有預設的立場。如果我們只留意單一渠道的資訊來源，我們以為自己的立場好像是自己經過思考得出，但其實只是媒體所帶動的方向。就如我們不會在與政府相同意見的媒體中看到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文章；也不會在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媒體看見與政府意見相同的文章一樣。所以，當我們喋喋不休，在網絡爭論個你死我活，背後或許只是媒介的控制與塑造。你所選擇的媒介是甚麼，也決定了你的立場和想法是甚麼，網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赤裸生命

網絡，在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政治場景。因為網絡生態正正就有著非常強烈的敵我之分。隨著媒介的迅速發展，大數據、演算法等功能創造了一個一個同溫層環境，而某一個同溫層與另一個同溫層互相謾罵已經屢見不鮮，即便普通討論某種食物美味與否，已經可以產生一場激烈的罵戰，當中更牽涉不少人身攻擊言辭。明顯地，大眾網絡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討論環境，即使有理有據也不擔保能夠理性討論。這個擁有強烈敵我之分的網絡政治環境，讓有些生命被帶進一個批鬥現場，由眾人定他們的罪，以及給予個人認為最「適當的」懲罰。他們的生命被赤裸地呈現在網絡上，他們被懸置，能夠被任何人殺害，但殺害他們的人都不需被法律所制裁，這種形式可被稱為「網絡欺凌」。

在討論網絡欺凌之先，筆者先討論「公審」的正面意義。有人認為，「公審」就是用來懲治那些法律無法制裁到的人，例如一些藝人的婚外情行為，網民便可透過網絡的輿論壓力讓藝人退出公眾舞台。不過，這是在一個基於對事件有很大程度上的了解，且最好的狀況就是當事人承認過犯的處境下進行；否則，都會容易變成純粹且充滿人身攻擊的網絡欺凌。但，正面意義下的「公審」在諸多限制下的網絡環境，其實難以實現。因為難以確保每個人接受到的資訊是客觀的，並且有「底線」地發表言論。

「罪」與「罰」是一個在網絡生態中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究竟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那些罪，真的是罪該萬死嗎？誰人又可以懲罰他人？那些懲罰，真的是合乎中道嗎？往往有不少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因微小的事或誤會便被一些審判者（網民）置他們於死地，這些懲罰與事主所做的事相稱嗎？

意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將一些被懸置的赤裸生命命名為「homo sacer」，可被翻譯為「可以被殺死且不能用於獻祭的人」，而直接一些的解釋就是這些人無論在「人法」和「神法」都得不到保障。用網絡生態的環境來理解，就是主權者（網民，可以由世界各地組成）將某人的生命抽離保護（即犯網民認為須受到公審的「罪行」的人），而決定進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使「罪人」成為赤裸生命，由主權者決斷來定其被殺與存活的合法與非法性。

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

網絡公審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知道的「事實」從而用自己的標準來審判他人，仿佛他人犯錯後已經不能再有悔改的機會，也有不少的人以為自己只是隨口一句，但每人一句的累積已經足以對其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公眾人物被公審到自殺的事件亦不少，而微小至學校當中，也有一些人捏造其他同學的醜聞，從而進行攻擊，使應該充滿希望的校園對被欺凌者而言就是一個如地獄般的存在，甚至因微小的事迫使他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特別在緬甸地震發生後，有些網民抱怨著問：「為何地震不發生在詐騙園當中？為何天災不懲罰他們？」其實大家也清楚，詐騙園也有許多被迫詐騙的受害者，這些人值得被懲罰嗎？

我們身處網絡世界，無法避免使用網絡。但至少在面對事件時，有些問題可以問問自己：

1. 我對事件有多大程度的了解？
2. 我是否只是純粹想宣洩情緒，渴望被認同，才參與評論？
3. 我說的話是否客觀？還是只想作人身攻擊？
4. 我是否有參考過其他資料來源？
5. 我是否有資格評論事件？
6. 當事人真是罪該萬死嗎？

筆者想起耶穌為行淫的婦人解圍的故事，而在網絡上，就是一些自以為清高的人決斷他人的生死大權，看見他人的「罪」，卻看不見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香港人愈來愈不開心。和富社會企業旗下的平台「香港開心D」10年來持續追蹤港人的開心指數，10分為滿分，2024年，香港整體的開心指數為5.63分，較2023年下跌了0.25分，而與2021年的6.44分相比，則下跌了0.81分。至於受訪者對生活的滿意度，2024年的評分為5.64分，較2021年的6.4分下跌了0.76分。而被問及「活在世上很有價值」時，2024年受訪者對此問題的評分為5.83分，較2021年的6.55分下跌了0.72分。[1] 求職平台CTgoodjobs進行了「2024年香港上班族工作快樂指數問卷調查」，同是10分為滿分，結果發現受訪者平均工作快樂指數為5.3分，最不快樂的年齡層是31至40歲的人士，而受訪的上班族工作壓力指數高達6.68分。[2]

香港心理衛生會在2024年2月1日亦發佈了「全港抑鬱指數調查2023」，對比2012、2014、2016、2018和2020年舉行的同類調查，機構發現港人的抑鬱指數再創新高，年齡介乎18至24歲的受訪者，有近四成四受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影響，比例遠超其他年齡組群。另外，男性受訪者的抑鬱程度較女性高，男性的中度、中重度及重度的抑鬱指數比率，分別比女性高出1.1、1.04及0.21個百分點。[3]

香港人不快樂，原因錯綜複雜，樓市暴跌讓業主不快樂，租金暴升會讓租客不快樂。工時過長、工作壓力大固然讓打工仔不快樂；但工作清閒，公司瀕臨倒閉，僱員面臨失業，又不見得他們會快樂。31至40歲的人士壓力來自工作及家庭，18至24歲的青年，壓力則來自學業。[4]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各人也有各自的難處。

從上述的調查可見，大部份香港人都不快樂。身處周遭充滿壓力的環境，身為信徒，可以置身事外嗎？根據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HKPES）在2023年進行的「在職信徒的靈性、精神健康、工作價值調查」，37%的受訪信徒表示他們對目前的工作感到有壓力或非常有壓力，在工作中感到「有壓力／非常有壓力」的百分比，女性受訪信徒為41%，男性受訪信徒為29%。有42%受訪信徒同意或非常同意「近年的移民潮」增加了工作壓力。另外，有半數受訪信徒同意或非常同意「經濟下滑及前路不穩」增加了工作壓力；所謂的「經濟下滑及前路不穩」，有可能是指失業風險、工作量或薪金水平方面的影響。[5]

身為信徒，在工作中也會感受到有壓力或非常有壓力，但與非信徒不同的是，HKPES也有提到受訪信徒「『與神關係』與精神健康之間存在顯著的關聯」，「與神的關係良好時，精神健康狀態會較好」，而「精神健康狀態較差時，會感受到更大的工作壓力」。這是否意味著，與非信徒相比，面對極大的工作壓力，感到不快樂甚至出現抑鬱情況時，信徒會多一條出路？若然能夠與神建立良好的關係，信徒就能紓緩工作上的壓力，並且可以快樂起來？[6]

信徒想要與神建立良好的關係，除了參加崇拜、讀經、靈修及祈禱外，還可以做甚麼來增進彼此之間的感情？信徒與神相處的模式，取決於對神的認知，如果一直想像神為一位嚴厲的判官或父親，面對生活上種種問題，則可能不敢向神表達自己真實的感受，又或是一味自責，把問題的源頭歸咎於自己，覺得自己不夠好，不夠努力，就如害怕父親的孩子一樣，最終只想與神保持距離。[7] 不過，只要我們能夠較全面去體會神的不同屬性，便會發現祂原來有一些特質，是超越我們所認知或所想像的，這會令我們可以自然地對神敞開心懷，願意親近祂，多花時間與祂一起。

神是一位豐富的神，祂有公平公正的一面，也有憐憫及恩典的一面，不過，除了這些為人熟悉的屬性，神還有其他屬性是信徒較少談論，但卻是非常吸引人的，便是祂喜樂、愛玩的屬性。神創造世界後，非常滿意自己的作品，連連稱好（創一4、10、12、18、21、25）。創世之前，神的智慧已經存在，作為工匠，在整個創世的過程中祂充滿了雀躍，每天都充滿喜樂，快樂地歡笑（箴八22-31）。可以想像，神並非在愁眉苦臉的情況之下完成一項名為「創世」的大項目，而是樂在其中，懷著雀躍的心情創造出群山峻嶺、珍禽異獸、奼紫嫣紅，以及擁有祂形象的人類。

神不單自己愛玩，也邀請祂的受造物與好友、家人等一同玩樂，[8] 從而與祂建立出「一起遊戲、喜樂和歡笑的關係」。[9] 這或許與一些人的想法相抵觸，因為不少人認為「勤有功、戲無益」，對於一些願意委身於神的信徒來說，人活在世上，便得抓緊每分每秒去服侍主。的確，書要讀、工作及事奉都要認真對待，但神並不希望人活著，一生只忙碌於工作或事奉。神精心創造出美好的世界，原是希望人們可以快樂地享受。傳道書的作者充份明白這一點，透過對「勞碌」與「虛空」的反思，作者體會到即使人們努力發展自己的事業，建立萬眾矚目的豐功偉績，但在人活著的世界中，這些勞勞碌碌所得來的，都是虛空及捕風（傳二4-11）。他「認為既善又美的，就是人在神所賜給他一生有限的年日中吃喝，享受他在日光之下勞碌所得的一切，因為這是他的分。蒙神賜予財富與資產的人，神都使他能夠享用，並取自己的分，在勞碌中自得其樂，這是神的恩賜。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為神使喜樂充滿他的心。」（傳五18-20《新譯本》）。人之所以能夠享受他勞碌得來的份，在於神的賞賜，人要努力工作，但神亦願意人在勞碌之餘，滿心歡喜地吃喝快樂。簡言之，人把神當得的奉獻給祂之後，便可以與家人，在神面前吃喝歡樂（參申十四26）。

不過，儘管神希望人在勞碌中吃喝快樂，並透過玩樂與祂建立美好的關係，但人生無常，當人遭遇極大的困難時，又如何能持續與神一起玩耍？那些時候大概只能覺得自己被神戲弄。1944年，潘霍華在監獄中寫下了以下一段話：「在我們這個時代，有誰能夠以坦然的心享受音樂、友誼、遊戲或快樂？當然不是那些品德高尚的人，而是只有基督徒能辦到」。[10] 為甚麼潘霍華認為只有基督徒才可以在困境中，仍能快樂地繼續遊戲？他大抵相信「基督徒的生命是建立在神的愛裡面，並被保抱在基督懷中」。[11] 在他看來，遊戲、音樂和友誼，「這些美好的事物是與神建立關係所帶出來的結果」。[12] 不過，我們也可以如此理解，人藉著享受音樂及遊戲等認識神，與神建立關係。當人與神建立出良好的關係，對神有足夠的信任後，即使世事不如人意，人仍能繼續享受遊戲、音樂和友誼。

神是有憐憫的神，憐憫的希伯來文racham，此字的字根跟「子宮」一詞是相同的；耶和華神除了是天父，祂亦恍如母親一樣孕育及保護祂的子民。耶和華曾對祂的子民說：「婦人怎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不憐憫她親生的兒子呢？即使她們可能忘記，我也不會忘記你。」（賽四十九15《新譯本》），耶穌亦曾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把奉派到你那裡的人打死。我多次想招聚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招聚小雞到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路十三34《新譯本》）。當一個母親懷孕時，她的情緒可以影響胎兒。[13] 神創造人之時，原是為人類準備了一個既讓人興奮又令人快樂的環境。雖然人墮落之後，出生時未能感受到創世時的那份喜樂，但當人藉著信靠耶穌與神和好以後，靠著耶穌，即使在苦難中仍能常存喜樂（參腓四4）。

神是一位喜樂的神，祂不僅獨自喜樂，也渴望與我們一同歡樂，讓我們重新反思及認識神是一位愛玩的神，在祂快樂的同在中，學習對抗壓力，重拾快樂。

警務處於去年2月至11月訪問了約2000名12至16歲的中學生，共獲得1950份有效答案。調查數據顯示超過60%的受訪學童曾遭遇網絡性誘騙，有8.7%受訪學生曾收到成年人向其發出有關性的照片或影片，3.3%曾發送自己涉及性內容的照片或影片；3.7%曾在與網友見面時發生了性接觸。警方呼籲家長及教育工作者攜手合作，培養孩子勇於拒絕危險，為下一代締造安全成長環境。

每個人都渴望被關愛和重視，但真正的關懷不應伴隨著傷害與計算。在網絡時代，「即時關注」雖然能暫時緩解孤獨感，但那些急於索取私密照片、財物的行為，又或者邀約見面的「善意」，往往暗藏危機。我們極需建立年輕一代的批判性思維，教導他們識別「過度熱情」背後的危險信號，比如引導孩子思考：「如果對方真的在乎你，為何要急於突破正常交往的界限？」、「對方取得你的私密照片後，他會說甚麼？」

家長和學校必須給予明確指導：無論線上還是線下，當有人提出涉及身體、個人隱私或金錢的要求時，都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並堅決拒絕。同時，要讓孩子清楚地知道「遇到困難時可以信任誰」，為他們列出包括家長、老師和社工在內的可信賴求助對象，讓他們明白尋求幫助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保護自己的勇敢行為。

更重要的是，當孩子在現實生活中能夠感受到父母和師長的真誠接納，彼此建立起穩固的情感聯結時，就不容易因為情感空虛而輕信網絡上的甜言蜜語。這種安全感能讓孩子在遇到困惑時主動尋求幫助，而不是獨自陷入危險境地。現代社會的教育應該讓孩子深刻理解到，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陌生網友的讚美，而在於真實人際關係中的互相珍惜。

參考資料：

〈六成學童曾遭遇網上性誘識 3.7%見面時有性接觸 警方︰不容忽視〉。《am730》。2025年3月26日。

近日香港接二連三發生學童輕生的事件，感到惋惜之餘，也令人聯想究竟生命的意義何在？近日閱讀《活出意義來》一書，其作者是一位精神官能學及精神分析學教授，他曾住在集中營，是少數的倖存者，當他離開集中營後，醉心分析生命的意義，發現大多數倖存者能在集中營結束後仍然活著的共通點，就是他們都明白自己生存的意義。是的，尼采曾說：「懂得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今天，香港的莘莘學子是否也能抓緊為何而活，積極地過人生？殘疾運動員蘇樺偉先生在成長中被認定是輸在起跑線，但憑著身邊的人對他的愛，他不斷努力及堅持，最終成為殘奧金牌得主、成為男子100米及200米傷殘人士世界紀錄保持者、成為十大傑出青年，他若然放棄，也不會得到今天的成就，他更於上星期成家立室，建立自己的家庭。

躺平容易起身難，就像在假期中很難把你從床上趕下來，人總希望能夠賴賴床，只賴一陣倒是幸福的，因為人總要有休息的時候，但記得休息過後，便要起床，這樣才可以繼續前行，人生的路途上仍有很多驚喜等著你。一粒粒咖啡豆要經過打磨，高溫加熱才會變成一杯濃郁、香噴噴的咖啡；一隻雞蛋，若不是要經過高溫煮熟，蛋並不會堅實凝固。人生亦是如此，在漫漫長路，總不能保證天色常藍、人生順暢，但若我們抓緊生命的意義，儘管遇到高溫的燃燒、殘酷的折磨，我們仍能找到出路，最後脫胎換骨，比以前的你更加堅強、大放異彩。問題是，你能否抓緊生命的意義。我們要常存感恩的心，不要著眼於失去的或是眼前的苦楚，每天數算恩典，才發現原來我們是多麼的豐足。

參考資料：

黃學潤。〈珍惜生命｜天水圍中學15歲男學生墮樓　送院搶救後不治〉。《香港01》。2025年3月15日

〈蘇樺偉結婚丨老婆任國芬同樣克服殘疾成運動員 蘇樺偉曾受聘於劉德華公司 經歷被拍成電影〉。星島頭條。2025年3月14日。

早前在2024年世界棒球12強賽的冠軍賽，中華台北隊以4比0擊退日本隊，不僅是首度稱霸12強賽，也是球隊史上第一次奪得國際一級賽事（奧運、世界棒球經典賽〔WBC〕、12強賽）的冠軍，創下台灣棒球史的最佳成績，此次結果同時也中斷了日本隊在國際一級賽事連勝27場的紀錄。總決賽的當天，台灣各處都有現場大型戶外的直播，務求讓民眾能夠一同即時支持自己地區的球隊，為自己的隊伍打氣，結果，當然是不負眾望的贏了比賽。球隊回台後，也一一的走訪各地區，感謝民眾的支持，場面盛大且熱鬧，不同地區都有封路措施，商店亦為此推出優惠。

筆者不熟悉台灣的棒球運動，原來在台灣的國中高中大學基本上都有棒球隊的課外活動，球隊一方面到學校挑選人材，一方面也為退役運動員提供工作的機會，如在學校做教練提升學生對棒球的興趣。追本溯源，台灣的棒球運動當然是源於日治時代，日本人將這項運動帶到台灣，後來也有不少台灣人投入這項運動。然後又有不少現役的球隊送球員到棒球發展達世界級水平的日本深造，以致讓台灣的棒球技術水平提高，球隊可以參與國際比賽。

當筆者再深入了解台灣的棒球歷史時，發現台灣不是第一次在國際舞台贏取獎項。在1928年出現了一支在台灣棒球史上佔有一席地位的棒球隊——嘉義農林棒球隊。這支球隊是由「台灣公立嘉義農林學校」成立（簡稱「嘉農」，為現今國立嘉義大學前身）。1931年嘉農在日本甲子園名將近藤兵太郎的調教下，勇奪甲子園大賽的台灣代表權，打破當時台灣棒壇「冠軍錦旗不過濁水溪」的傳統。電影Kano就是將嘉農球隊的故事改編成電影，讓觀眾認識這件事。

當年的嘉農和現在贏到冠軍的中華隊一樣，原本都是一支從不被看好的隊伍，民眾對他們本來也沒有甚麼期待。有的旁觀者甚至會取笑與嘲弄他們，就如台灣隊長陳傑憲在奪冠後所說：「我們一路不被看好，被當笑話，但我們做到了！」而當時嘉農的近藤教練也不是沒有失敗過。或許在外人看來，這是烏合之眾的球隊，然而，在教練眼中卻是求之不得的球隊，原住民跑得快、漢人打撃強、日本人防守穩固，其他人看來基本上是一支「雜牌軍」隊伍，但近藤教練卻看到每個隊員的優點，並努力讓他們的優點得以發揮。這也很像現在的中華隊一樣，也是有原住民和台灣人的一支「雜牌軍」。

不過球隊的能力，不是在球場外被證明，而是要在球場上展現出來，從而獲得肯定。Kano電影中，隊員一次又一次地挺過去，最後嘉義農林的學生進軍夢想的「甲子園」。雖然他們沒有創造贏得冠軍的奇蹟，但他們卻贏得對手和所有觀眾的敬重。中華隊的教練和隊員也是這樣，一次又一次的不放棄，一次一次的調整心理，一步一步的登上冠軍的舞台。賽後中華隊的彭政閔教練受訪，眼眶泛紅地說：「其實我們每次都差一步。這一次我們終於達到了，非常開心，謝謝這些小朋友幫我們達成夢想。」

筆者覺得其實無論是昔日的嘉農或是今天的中華隊，要不要贏已經不是問題，重點是：整個團隊能夠成為一體、一起面對困難、一起圓夢！一開始是教練要帶球隊去甲子園，最後是教練謝謝這群學生帶他來到甲子園。一開始的中華隊都沒有想過會贏到世界冠軍，他們只有一直的不放棄，才能真正的奪得比賽的勝利，這勝利不在乎獎牌，而是一同經歷困難和堅持圓夢。

聖經說：「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雅一2-4）願主幫助我們，我們在走信仰的道路上，我們都會遇到不少的冷嘲熱諷，以及不信者的攻擊和指責，甚或是政權的壓迫。然而，筆者覺得在這些景況中，我們有時是教練，有時是隊員，無論如何，都能夠熱愛神所託付給我們的使命，這就已經是贏了比賽，勝了世界。

家是許多人最後的避風港、最重要的支柱，但家同樣可以是許多人的風暴中心、難以擺脫的「緊箍咒」。原生的家庭對於一個人在性格、心理和習慣的形成影響深遠，包括影響他們婚後與配偶的相處、以及養兒育女的方法。因此，認識自己、了解原生家庭的特點，對如何建立自己的家庭、為人配偶及父母應抱持的態度有很大幫助。作為一個永遠不會完美的配偶和家長，不要為配偶和子女定下不切實際的目標，否則只會弄巧反拙，損害彼此的關係。

當然，為人父母並不容易，面對深受互聯網和手機影響、以及在性解放與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文化主導下成長的新一代，跟父母成長時的社會環境有很大差異，當彼此出現分歧，要謹記作為父母是一個終身學習的過程，愛之深、「學」之切；今期《燭光》希望可以為大家帶來一些啟迪、分享一些心得。而作為信徒，除了學會相處之道，更重要是明白上帝對婚姻和家庭的心意，明白一些有關婚姻和家庭的規範和設計，不是為了限制人的自由、而是為了守護我們的婚姻和家庭，不會那麼容易受外界的風暴和挑戰所侵害。

當社會上不斷有聲音要改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甚至將生兒育女當成像領養寵物，可挑選優良基因，只看重成年人的喜好和慾望的時候，捍衛美善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來得更為重要，必須讓人明白婚姻又豈只涉及個人的權益與福利，這不只是宗教信念，而是會對兩性關係、兒童福祉甚至社會制度帶來深遠影響。當LGBTQ的文化傳播愈來愈快，教會群體亦無可避免受到衝擊，如何做到接納人而不認同錯誤的倫理觀，是教會的當務之急。

志明在三兄弟中排行最大，父親經營零食的批發生意，需要經常到海外與供應商傾談合作及取得產品分銷權，由於父親經常不在家，以致和三個孩子的關係較為疏離，在志明的記憶中，父親很少抱他們，只會偶然間關心他們是否夠錢用。媽媽由於要照顧三個孩子，精神壓力很大，情緒不穩，經常以打罵的方式管教他們三兄弟。家人間欠缺親密互動，如擁抱及對家人的關心問候，令他們習慣了不會表達情感的需要，生活就這樣平靜地過去。

轉眼間，志明亦長大及成家立室，只是婚後幾年，太太總是覺得他不夠愛她，志明覺得很冤枉，他明明很愛太太，將每月的薪金交給太太，志明不明白為何太太仍不滿意。志明的太太來自一個很溫馨的基督教家庭，她是長女，有一個妹妹，家人間事無大小都會分享，早上見面會說早晨，睡前會說晚安，家庭氣氛總是熱熱鬧鬧，大家有說有笑的，當初志明也是被太太的家庭氣氛所吸引，希望婚後自己的家庭也是這樣。可惜，事與願違，他期望的溫馨家庭沒有出現，反而是經常遭到太太投訴，覺得他對她的需要漠不關心，有衝突時又不肯面對，一直逃避，有時甚至一走了之。太太期望志明能像她的原生家庭般，凡事都有商有量，有甚麼便說出來，夫婦二人一起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原生家庭與情感親密關係的建立

志明無法滿足太太的情感需要及逃避衝突的做法，很可能是受到他的原生家庭所影響，在缺乏親密連結的家庭成長，令他根本不懂得如何去表達愛；心理學研究顯示，在四種家庭成長的孩子，長大後會缺乏表達及建立親密感的能力。

第一種：缺乏穩定的生活及經常轉換主要照顧者

0至6歲是建立個人安全感的重要時期，如果這段時期，父母總是不在孩子身邊，並將他交給爺爺嫲嫲、公公婆婆、親戚、鄰居或傭人照顧，由於經常轉換主要照顧者，孩子剛與照顧者建立關係後，很快又要面對分離，然後再適應新的照顧者，這種不穩定的關係，令他的情感及依賴需要無法得到滿足，這樣的孩子會感到自己是不被愛、不被重視及沒有價值的，亦對未來充滿焦慮，欠缺安全感，無法和人建立穩定的親密關係，以致他長大後也不懂得如何與人建立親密感。

第二種：需要及感受長期被忽略

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會有很多問題及需要，例如向父母說晚上不敢睡，擔心有賊人，有些父母會覺得孩子的擔心毫無理由，所以不予理會，只叫他不要擔心快去睡，明天才有精神應付考試等等。又例如孩子在學校被欺凌感到很難受，孩子告訴父母，父母只覺得這是小孩子間的小矛盾，沒有甚麼大不了而不予理會，更告訴孩子做人要勇敢些，不要因這些小事而哭哭啼啼，甚至有些父母會反過來指責孩子，覺得是他做錯事才會被欺凌，否則為甚麼其他同學都沒有被欺負。孩子如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他的需要及感受會長期得不到回應，漸漸地，他便不再將需要和感受說出來，避免失望，和父母的關係也不會親密，長大後也不懂得如何培養親密關係。

第三種：父母的情緒不穩定

父母情緒穩定才能給孩子安全感，孩子知道做甚麼事會有甚麼後果，例如，讀書成績好，父母便會開心，會獎勵他可以看電視一小時，他搗蛋，父母便會生氣，他有可能被罵或被罰，一切都是可預計的。但是，對於情緒不穩定的父母，他們的情緒及行為是無法預計的，這一分鐘情緒穩定，下一分鐘卻無故勃然大怒，覺得家裡的問題都是因孩子而起，用很負面的說話罵孩子，說他是「掃帚星」、「陀衰家」，將孩子貶得一文不值，這使孩子無所適從，不知道自己做錯了甚麼？哪些行為惹怒了父母？每日都戰戰兢兢地惶恐度日，他會盡量逃避衝突，即使與父母有衝突，為免進一步激怒父母，也會盡量息事寧人，逃得遠遠的，由於要避開父母的情緒而長期避開父母，他與父母的關係變得疏離，更不可能與父母建立親密關係。

第四種：父母有暴力傾向

有些父母受某些觀念影響，如「玉不琢不成器」及「棒下出孝子」，認為用打罵的方式管教孩子，是為他好，於是，孩子稍有出錯，便會或打或罵，在這樣管教下成長的孩子，因為擔心被責打，所以很害怕犯錯，他會盡量滿足父母的期望及要求，對自己的需要則有所忽略。有些被父母長期虐打的孩子，為了生存，會對痛楚的感覺及感受變得麻木，只要一接觸到情感及感受，他便覺得很痛苦，因為原本應該愛他及保護他的父母，卻是傷害他最深的人。這些孩子長大後，會變得缺乏同理心，在婚姻關係中亦很難滿足配偶的情感需要，他缺乏情感的接收及給予能力。

擺脫原生家庭影響，重塑幸福婚姻

透過認識我們的原生家庭，可以對我們的性格及做事方式，如面對衝突時的回應，有更深了解，從而作出改變，不再容讓原生家庭的過去，影響我們的未來。志明與太太的原生家庭氣氛很不同，一個冷漠，一個溫馨，夫妻性格不同以致互相吸引，結為夫妻。一對夫妻在很多事情上的差異，可以是幸福，亦可以是不幸，要看你是聚焦在分歧帶來的衝突抑或分歧帶來的成長；兩人的不同之處可以豐富個人的思考向度，帶來成長及進步，但亦可以帶來矛盾衝突，全在乎你怎樣看待。志明面對衝突時，一直逃避，避而不談，這很可能是害怕觸碰他的情感陷阱或情緒按鈕，他擔心無法處理狀況會令自己顯得無能，他討厭無能的自己，因此無法面對，並選擇一走了之、冷對待、淡化、淡忘，以為經過一段時間後就可以忘記跟太太的衝突。經過輔導後，志明明白到衝突事件是不會被忘記的，這些長年累月積壓下來的問題不去處理，會嚴重破壞夫妻關係，使彼此的關係變得疏離冷淡，沒有溫度，若加上外來的試探引誘，這段婚姻恐怕要走到盡頭了。因此，志明在輔導員的幫助下，學習面對衝突及表達自己的感受。作為基督徒的他們，可以從聖經以弗所書四章26至27節「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的教導中學習，明白到衝突令夫妻間產生憤怒的情緒，這是人之常情並非犯罪的表現，但若不斷累積怒氣及不饒恕，便會令魔鬼有機可乘，破壞他們的婚姻關係令愛侶變成怨偶，因此，他們遇到衝突時，會先了解衝突的原因並盡快處理，尋求修復關係的和解之法，重建親密的婚姻關係。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上台後，他的一些處事手法確實叫人不敢恭維，但無疑他上台後，一些價值觀得以撥亂反正，他先令聯邦政府機構只提供男或女的性別選項，又停止簽發性別中立「X」選項的護照，及限制19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接受性別轉換的治療。然而，在當地竟然有教會對以上的政策表達批評與攻擊。在香港，立法會早前討論並通過一項名為「守護本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議案。有人會疑問「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制不是在香港一直存在嗎？為何還要討論及通過這樣的議案？此文不會敘述爭議的內容及背景，讀者可以自行翻查資料。然而這些爭議的背後，其實正反映當代價值觀已在不知不覺中被動搖及變質。對基督徒而言，我們應回到聖經去尋找婚姻及家庭的本質。

從創世看婚姻的起源

創世記二章18節記載，上帝在創造亞當後感到：「那人獨居不好」，遂以亞當的肋骨造夏娃作為「幫助者」。上帝這樣做，並非只為解決孤獨問題，而是要見證婚姻是上帝主動賦予人類的恩典設計。當亞當第一次見到夏娃，便稱她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創二23），這顯示夫妻關係的本質是「二人成為一體」（創二24），而一男一女是上帝自創世以來建構夫妻關係的獨一設計，這樣的組合才能成為完美及真正的「一體」。

從聖經看婚姻家庭的特質

閱讀聖經可以讓人了解婚姻與家庭的特質：家庭是由血脈相連的成員組成，救恩與信仰可以透過家庭傳承下去，神所設立的婚姻是以一夫一妻作為基礎，一位家庭成員對上帝的信心，可以令其他家庭成員獲拯救，以及夫妻之間應彼此相愛，二人可互補對方不足。

家庭成員間血脈相連
上帝賜福人類「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創一28），此使命是要透過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家庭才可以實現。生育不僅是繁衍後代，更有「教養」的責任，以培育兒女活出上帝的形象，才可以代代相傳去治理大地（申六6-7）。當我們閱讀聖經家譜時，雖然會覺得有點冗長和沉悶，但它卻包含了重要的訊息：家庭是傳遞救恩、信仰的載體，上帝透過家庭血脈實現救贖，從救恩的歷史可見，上帝先呼召亞伯拉罕，然後以撒，以撒又生雅各，雅各生的12個兒子成為了以色列民族的12支派，最後由以色列開始繼續傳揚救恩，全部都是一代接著一代，血脈相連地發生。

一夫一妻是上帝恩典設計
聖經明確以「造男造女」（創一27）一夫一妻作為婚姻基礎。舊約中如亞伯拉罕、雅各，他們雖然都是一夫多妻的案例，但上帝只會按「原初設計」，即一夫一妻作為家譜的延續，家譜中只會承認一個妻子的後代。上帝創造亞當、夏娃作為一夫一妻的典範，後來上帝降下洪水滅世，希望世界從新再開始，當時的新世界也是僅存「一夫一妻」的家庭（創七7），就是挪亞與其妻子，三個兒子與他們妻子的家庭。

救恩以家庭作單位
聖經的記載，救恩是以家庭作為單位的，聖經不乏「一人信主，全家得救」的例子，如上帝因為挪亞的義，他的全家都可以因信進入方舟（創七1），聖經中並沒有提到他的妻子、兒子及媳婦是否義人，就是因為挪亞的義，他的一家八口都可以進入方舟，可見上帝著重家庭，而上帝只會承認挪亞的唯一妻子、兒子及媳婦作為家庭單位裡的成員。

活出基督的家庭
以弗所書五章22節及25節分別說：「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經文道出夫妻關係的更深一層意義，就是彼此要相親相愛，互補成全，以至可以活出基督的樣式。丈夫是妻子的頭，上帝一早已定了男、女在家庭的位置與規律，不容許顛倒混亂。當人們見到丈夫與妻子相親相愛的樣式，就可以將榮耀歸於上帝。家庭是上帝喜悅的，耶穌的第一個神蹟就是在婚禮中發生，當天耶穌出席一男一女的婚宴，並把水變酒，以象徵上帝對這個家庭的祝福。

總結

男人和女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因為上帝造男亦造女。一個家庭若只有男性的角色，子女會缺乏女性角色作模範；相反若家庭只有女性的角色，子女亦會失去學習男性角色的機會。Katy Faust的父母在她10歲時離婚，母親後來愛上女人，她在書中道出在兩個女人組成的家庭中成長的感受，及與父母一起生活的重要性，父、母的角色缺一不可。Faust稱：「在母親身上，我學習到能夠看到問題的各個方面，並同情他人，故此在解決衝突時，我會受母親影響而看到每個人的觀點並理解每個人的掙扎。在父親身上，我學習到信心，當我走進一個眾多男人的房間，我能堅定地與他們握手，並直視他們的眼睛。」雖然父母積極參與，令Faust在父母身上都繼承了美好特質，但她不諱言，父母離異對孩子來說是可怕的事情，她和媽媽關係密切，但亦只能視媽媽的同性伴侶為朋友。故此，男、女的形象都是上帝所賜，家庭中必須具有這兩個形象才算是合一、完整的家庭。面對多元婚姻定義的衝擊，我們應著重聖經的根基與教導：婚姻是上帝所設立，不可因社會制度變遷、個人喜好而更改。我們要堅守上帝從創世所設的家庭規律：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在基金項目的贊助下，明光社在馬灣活動中心舉辦了四場親子戶外探索活動，並邀請了香港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的教練，帶領基層家庭成員參與親子歷奇及繩網活動，有近40組家庭參與活動，每組由親子二人組成，讓他們一起接受挑戰。

活動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熱身小挑戰。教練安排了一系列任務，讓各組家長和孩子們體會親子間的互動。過程中，父母跟孩子互相合作，彼此觀察，並學習尊重和欣賞對方。

活動第二部份是高空繩網大挑戰，親子二人需同心合力才能攀上繩網的高處。在教練指示下，各參加者嘗試突破自己，也學習支持和鼓勵身邊的家人。完成挑戰後，各人都由衷地欣賞家人的堅毅和勇敢，也為共同創造這次難忘經歷而感到非常滿足。

在場有位媽媽起初遙望繩網時已十分害怕，但當開始攀爬繩網時，兒子的膽怯反而激發了她的決心，她願意為兒子克服恐懼，成為他的示範和保護，引領他完成這「艱巨的任務」。又有位10歲的男生，在家人的扶持下，勇敢地爬到繩網的最高點。完成後他感到手很痛，但能看到更遠、更美的風景，令他感到非常驚喜和值得。另外，有位個子不高的女孩，最初給自己訂下了一個不高的目標，但當她到達了目標位置，發現只要爸爸在身邊，她就有勇氣在繩網上爬得更高，結果她跟爸爸再往上進發。

家人的欣賞和支持對孩子成長十分重要，在面對困難時它們能給予孩子力量，叫他們敢於克服恐懼、勇往直前。是次活動是個難得的同行經歷，提升了親子關係和孩子的抗逆力，也鼓勵家長們繼續努力，以愛去建立孩子。

現代家長肩負多重角色，無論全職料理家庭或雙職奔波，總陷入永無止境的忙碌。家長們每日啟動自動運作的模式，忙於照顧孩子、投身家務或工作中，將自我感受擱在一旁，甚至忽略身體的疲憊警號。在心理治療領域中，完形諮商學派提出了「覺察」這個概念，它或許能為被困在不同角色中的父母，提供安慰和出路。

過度倚賴理性分析引發問題

完形諮商學派的核心精神，強調「覺察」、「選擇」、「責任」這個黃金鐵三角，並且將心理治療的目標放在覺察中，令接受治療的人明白自己的需求或情緒，幫助他們做出選擇，以及對有關選擇承擔後果。[1] 完形諮商學派專家曹中瑋在其著作道出了現代父母的困境——過度依賴「中界覺察」，即側重判斷、分析、計劃、比較來獲得知覺。本來依賴中界覺察來判斷事情狀況並沒有錯，但如果過度依賴它，就會容易未有足夠了解事情便做出決定，也會令人漸漸忘記當刻身體真實的需要和感覺。[2] 當生活被切割成零碎任務，父母如同執行指令的機器，例如媽媽一邊吃飯，一邊替孩子批改作業，食不知其味，爸爸陪伴孩子玩耍時分神回覆工作郵件，親子陪伴便會變成無可奈何的任務，父母的身心都未能專注當下的生活。

要遠離過份依賴中界覺察的慣性，家長們需啟動全面覺察的平衡練習，喚醒長期被壓抑的內界和外界覺察能力，[3] 讓自己從講求效率、不斷向前衝的模式中得到釋放，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和察覺到自己的感覺。「內界覺察」著重身體的感覺，能讓人察覺肩頸緊繃的疲憊訊號，以及可能因焦慮情緒累積而引發的胃部不適；而「外界覺察」則能讓人使用五官，真實地感受四周事物。透過微小的練習，能幫助人們在混亂的日常中重新定位，例如每日花五分鐘用眼睛來觀察植物，感受當刻自我真實地存在，而不是一台永不停止的機械。當媽媽凝視著窗台上的小盆栽，她停止挑剔葉片上的蟲洞，轉移欣賞翠綠的葉子，她可能會突然理解，對待自己與孩子，何嘗不需要這份溫柔和接納的態度？

正視內在的各樣需要

有不少家長努力為家庭和孩子提供最好的照顧，這是一件美好的事；但如果家長們過度追求盡善盡美，甚至不容許自己稍作休息，不放心把事務交給別人來處理，這種過度辛勤的狀態會為家長們帶來長期壓力和焦慮情緒。當社會推崇的「嚴謹認真」被無限放大時，與之並存的「放鬆自在」便會遭到輕視，甚至被驅逐。例如媽媽堅持每晚盯著孩子溫習，即便頭痛發作仍強撐著，更抱怨自己為甚麼會生病，甚至認為自己浪費了孩子寶貴的溫習時間，這種不容許自己放鬆下來的態度，令家長們陷入內疚和疲累的漩渦。

完形諮商創始人波爾斯認為，每個人的特質如同光譜的兩端，嚴謹與輕鬆、勤奮與慵懶本是一體兩面，一個人其實是同時具備兩面的特質，只是它們會在不同時間呈現，兩者都是完整人性不可或缺的部份。[4] 曹中瑋透過「我王國」這個比喻來解釋這個概念，它亦可以啟發家長，如明君治國重用不同的大臣，學習接受並悅納自己的所有特質——欣賞「勤勉大臣」制定學習計劃，也為「慵懶大臣」預留玩樂的專屬時光。當家長能正視內在的各種需求，慢慢欣賞自己不同的面向，就能以更溫柔和寬容的態度來愛惜自己。

斷捨離不合時宜的童年教條

在成長過程裡，家長們心裡內化了許多「應該遵從」的框架，它們會成為教育孩子時的理想目標，例如「好媽媽就是要入得廚房，出得廳堂」、「孩子必須要考得好成績」或是「要當能賺大錢的爸爸」等想法和執念。這些都是標準極高的社會期望，它們或是源自童年時接收的規範，有時與家長的能力和志向都不相符，甚至會變為自我懷疑與苛責，令家長陷入困境。

辨識哪些信念真正屬於現在，哪些該歸還給過去，可以幫助家長鬆開代代相傳的枷鎖，[5] 再建立適合現在的生活理念，這種改變可以帶來療癒。家長可在心理師的陪同下進行「未寄出的書信」儀式：一位媽媽在信中向「完美煮婦」的想法告別，允許自己偶爾點外賣，而非堅持必須親自預備三餐；一位幼時被教導「必須成功」的母親，在信中向自己昔日的照顧者表達：「謝謝您讓我學會努力，現在我把它還給您，我的價值不需由孩子分數來決定」；一位常常為業績憂慮的爸爸，將成為「超人爸爸」的想法還給原生家庭，並且開始學習與孩子分享自己的感受，在加班時更打電話告訴孩子：「爸爸今天很忙很累，但也很想念你。」這種情感的流露，不僅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真實與溫暖，也讓家長從壓力中得到釋放。

親愛的家長，願我們能善待自己，承認「夠好」的當下即是完美，欣賞自己為家庭和孩子獨特的付出。商店裡總在販賣「更優秀的育兒方案」，彷彿孩子必須上更多的補習班、到更多的興趣班、遊學更多的國家，家長才沒有虧待孩子。其實，真正的教養智慧在於慢慢認識、接受並喜歡原來的自己，這樣，孩子才有機會學習用寬厚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世界。

《別讓猴子控制你的情緒大腦：打破焦慮迴圈，找回人生掌控權》的作者珍妮佛．夏農，以「情緒猴子」來比喻常見的焦慮不安等負面情緒，並揭示現代人三大心理陷阱：無法容忍不確定性、完美主義、背負過度責任感，它們正是餵養焦慮猴子的隱形飼料。書中提出突破性的「開闊思維法」，例如當糾結於「必須煮出完美大餐」時，不妨轉念為「為他人做飯時，允許自己出點小錯」，透過鬆動僵化的標準，幫助讀者逐步擺脫焦慮的束縛。

當負面思維如失控的猴群在腦中喧鬧，這些「猴子吱吱叫」的聲音會驅使人們採用各種安全行為（如拖延、逃避、分散注意力）來安撫焦慮情緒，這些行為反而像用香蕉餵養猴子，讓焦慮變本加厲。作者提出有些方法可以幫助人們接納焦慮情緒的存在，例如當焦慮出現，先「感謝猴子的提醒」建立心理緩衝，之後告訴自己「我已經知道問題，並且有能力處理」，再設立每天10至20分鐘的「專屬擔憂時段」，讓自己安心擁抱這份自然的情緒。這樣的安排，能將焦慮感儀式化，令人既能接納它的存在，又能劃定理性處理的界線，有效打破「越掙扎越焦慮」的惡性循環，幫助讀者找到內心的平靜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