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與民主

面對今時今日的挑戰，當新上任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不斷重申香港是司法獨立的時候，不單法官和律師，其實全港市民也有責任和權利站出來表達我們對法治的支持。雖然我不是律師，不過，我深信法律不是律師和法官的專利，法治不是單靠法律界去守護，而是關乎全體市民的大事。香港人普遍尊重法治，而法治的真義不只是要依法辦事，要求市民守法，同時也是要彰顯公義，約制政府的權力，讓市民得到應有的保障，以及法庭的審訊必須公開公平公正，不受外界的影響。

我和大部份在香港成長的人一樣，自小便在普通法的文化下成長，並且十分熟悉和認同香港過去一直奉行幾個重要法律精神，包括無罪假定、寧縱無枉、疑犯有保持緘默的權利、可以自己選擇律師、不會以言入罪、法律沒有禁止的事便可以做，以及最重要的是疑點利益歸於被告，而令人擔憂這些耳熟能詳的特質正漸漸改變。 
 
對法治的衝擊自然包括政府和市民有沒有遵守法律，我相信香港主流社會仍然是堅持反對暴力的，無論是示威者的暴力破壞和警方過份使用武力都不認同。之前美國有警員開槍射殺有色人種的疑犯，以及最近美國國會被暴力衝擊，正好令香港支持暴力鎮壓或者抗爭的人一個好的機會反思，用暴力去維持或者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公平、公義，結果只會令自己失去原有的支持。

老子說大智若愚，舉一反三，亦可說大愚若智！以為自己好醒目、好叻的人，到頭來聰明反被聰明誤十分之多。在古代，擁有知識就已贏在起跑線，有機會讀書、成績好的人自然會成為士大夫、管治者，族群的領袖，但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資訊唾手可得，讀得書多，成績好與能否成為良好的管治者和領袖是兩回事。以前大家渴望有智者、聖人來管治，現在當大家能夠掌握的知識和資訊都差不多的時候，大家需要的管治者和領袖已經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智者，而是有誠信、有同理心、懂得尊重他人，並不是自命不凡，以為眾人皆醉我獨醒的人。 
 
社會上有許多不同利益、價值觀和政治立場的團體，任何人做管治者都沒有辦法討好所有人，任何政策都會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任何管治者都必須有面對抨擊的心理準備，而管治者最重要的素質應該是凝聚力，雖然有人反對，但良好的管治者不應將反對者視為敵人，將反對聲音當作是人身攻擊，並利用自己的權力去懲罰反對者，而是努力去溝通和消除不必要的誤解。一個沒有容人之量的人根本不適宜擔當重任，否則只會遺害人間。樹立威信不是單靠權力，更不能依靠武力，否則只會將不滿情緒壓抑而不是化解，將來可能引發更大的衝突。 
 

〈孟子．離婁上〉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大意是說只有仁心、善意是不足以治理國家，但是只有管治的方法和法律亦無法推行仁政。要有良好的管治，除了要有良好的意願，亦需要有合宜的方法，兩者缺一不可。  
  
過去一年對於香港人來說是痛苦的一年，在政治上，政府和市民、以及不同政見的市民之間的對立情緒愈來愈嚴重，有人認為香港的死結在於政治制度不夠民主，市民的意願不能夠得到充份的反映，因此，強調今年9月立法會的選舉的焦點是在於民主派能否取得立法會一半以上的議席，以否決權來逼使政府在未來在一些重要的議題上讓步，但事情真的這麼簡單嗎？  
  
民主制度本身並非完美的制度，只是一個較為理想的制度，這個制度除了假設人人生而平等，有權選擇與自己理念相近的人，代表自己參與決定影響自己日常生活的法例和政策之外，其實也是假設任何人都是有可能犯錯的，因此需要由選民監督，若果做得好可以繼續，做得不好便要下台。  
  

最近世界的政局再一次提醒我們，世上並沒有完美的政治制度。無論民主政府或專制政府都有可能犯錯，因為人的本質決定了有人的地方就自然會有問題。 
 
中國過去的人權記錄固然令人憂慮，近年對宗教和言論自由的收緊、大量拘捕維權律師、牧師和異見人士，造成不少香港人的信心危機，過去一年的社會運動，起因亦和對中央缺乏信心有關。而在對抗新冠狀病毒的事上，起初有官員意圖隱瞞和淡化事件，甚至處分提出警告的醫護人員，錯失了盡早阻止病毒蔓延的先機，其後的嚴厲防控措施，甚至不惜封城，只是將功補過。 
 
不過，一直強調民主自由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表現同樣令人非常失望，除了起初輕視疫情，一切以有利競選連任為大前提，沒有及早做好防疫措施，對超過10萬人受感染而死亡難辭其咎，而在疫情失控之後更諉過於人，將矛頭直指中國和世衛，以及再次挑起中美矛盾來轉移視線，但對自己的失誤隻字不提，連半點歉意也沒有。而他日常喜歡信口雌黃、攻擊傳媒的態度亦令人不敢恭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