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情緒的殺傷力

「死亡」這個議題並不簡單，從自己面對成長、身體的變化與衰殘；面對親人或友伴的老去與死亡、於生育中的流產胎、寵物因病或意外的離開；再到新聞中聽到的青年自殺、長期病患者的臨終照顧需要、壽終殯葬的各種儀式 … … 這許多議題有關於我與自己、我與他人、我與世界、我與信仰等許多的關係與對死的看法，多元且接近。

「死亡」帶有神秘感，亦有許多民間傳說和禁忌，有許多人會不想亦不敢提及，生怕說了就會發生。為甚麼死亡有如此的禁忌？為何我們會恐懼去接觸？就連說個「死」字也不能？這些正正是值得大家去問的地方。作為基督徒，因相信耶穌已跨過、勝過死亡，我們也不必懼怕，可以多作了解這每人在世上正在邁向，亦必需要前往的「轉車站」及其間的過程。

此書分為四大章節，第一章「眾觀生死」，從哲學、法醫、人類學、社會學、公共衛生及不同宗教去看生死，擴闊讀者的眼界去看生與死。第二章「生死相安」，帶出了醫社合作如何幫助長者醫療需要、對於臨終者及喪親者的不同支援及輔導方式與服務，亦有對於生死工作人士心理的關注。第三章「生死熱話」內容觸及靈界與信仰、DNA、安樂死、遺體捐贈、動物離逝、流產與青年自殺等議題，內容雖不是很詳盡，但也足夠讓讀者作出反思，與及平日也應多作關注。而最後一章「生死之旅」，是不同學院的大學生、碩士生及講師在經歷過到台灣的生死教育學習團之後的得著分享，對歷史、死亡體驗，作為年輕人、父母的得著等回顧。

這書多角度的點出多個有關「死亡」值得我們探討之處，作為接觸這議題的開始，並不沉重，也可以作為與青少年一起傾談這議題的一本指南。及早與青少年談生論死，可以建立他們的人生觀及價值觀，反思人生的意義及方向，過無悔人生。

	生命熱線調查：近半自殺者家屬創傷超出臨界點　籲同理心陪伴走出傷痛
	(有線新聞．27-5-2025)

有報道指生命熱線於2022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間收集了超過180名自殺者家屬的數據，發現他們普遍面對「深層的心理困難」，包括「強烈的內疚感、反覆探究自殺原因」等，他們平均在「創傷後壓力」上超出臨界點，而報告亦指女性面對壓力反應較男性大。

面對及走過哀傷，相信有不少朋友知道普遍會經過五個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哀傷的時間逾半年至一年時間也屬正常。而致力推動生死教育的黃民牧師所任教的關懷哀傷的課程中，曾分享過自殺者親友所面對的非預期性死亡，是突如其來的，會容易使喪親者產生「不正常哀傷」，因為他們所預期的世界在毫無預警下粉碎，也沒法向逝者道別或完成其心願、衝擊著喪親者的安全感和信心。而外界（醫療或法律）介入事件也容易讓家屬產生複雜性哀悼（慢性化、延遲、誇大、轉向生理症狀或不良行為）及複雜性悲傷反應。

在生命熱線的記者會中有專家指出：「自殺者親友的痛不只是心理上、情緒上，而最大的困擾是思維上的迷宮，永遠在兜圈，找不到答案，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為何親友會離開。另外，他們很容易自責和內疚，就算別人如何安慰，他仍覺得自己有責任，不讓自己過得好。」

生命熱線亦呼籲社會應以同理心陪伴自殺者親友走出這突如其來的傷痛。根據一位於北美知名的死亡教育學者、哀傷輔導員Dr. Alan Wolfelt 所開發的「陪伴式悲傷照護模型」（Companioning Model of Grief Care），他建議以可以「陪伴」（companioning）而非「治療」的方式來支持喪親者。而作為陪伴者，可以為傷心者創造一個「安全的地方」—— 一顆清空、充滿同理的心，去陪伴對方，非引導，但關心、觀察和學習*喪親者的經驗、聆聽，並一起感受失去的事實、擁抱痛苦、回顧往昔及尋找意義。

在聖經中亦曾顯示過陪伴模式：「約伯的三個朋友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聽說有這一切的災禍臨到他身上、各人就從本處約會同來、為他悲傷、安慰他。他們遠遠的舉目觀看、認不出他來、就放聲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塵土向天揚起來、落在自己的頭上。 他們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個人也不向他說句話．因為他極其痛苦。」（約伯記 2:11-13）就是這種靜靜的陪伴，與他同哭，並感受約伯的痛苦。然而，他們後來與約伯的對話，卻變成了強加自己的看法於約伯，想以言語去折服他，不但抬高了自己，愛心、耐性亦就慢慢消失了。所以，如想作為哀傷人的陪伴者，求主賜下我們能有智慧與愛心，懷著善心作陪伴與守護。

*Dr. Wolfelt認為，只有喪親者能成為自己悲傷的專家。陪伴者的角色是向悲傷者學習，見證並正常化他的悲傷旅程。

《是旦主義》一書的作者許龍杰是位精神科專科醫生，他提出「唯有認真地是旦，才能對抗現實的荒謬」。本書不談深奧的理論，而是從診療室裡的真實對話，以及日常生活的困局中，提出另一條情緒出路。「是旦主義」（sidanism）提倡的絕非消極躺平，而是主張「認真的事是旦，是旦的事認真」。面對生活的各種不如意，是旦主義提出要接受（acceptance）真實的自己、解決不了就放下（jump over the problem）、活在當下（mindful life）的生活態度，它鼓勵人推開社會上過高的期望，並為真正在乎的人和事物保留力氣。當社會要求人要每刻都笑容滿臉，作者鼓勵讀者輕拍自己的肩膀：「黑吓面、頹廢一輪，明天又是新一天」。他還說出一句令人釋懷的話：「解決不了就放下」；跳過難題、繞道而行，這種放過自己的勇氣，反而讓人在亂局中找回行動的主導權。 

這本書的動人之處，在於接納人生的真實和人的軟弱。作者不鼓吹永遠積極的人生態度，反而說做人就是苦多樂少，鼓勵讀者留意生活裡的小美好，這就是幸福。對於人生各樣困苦，作者不會給讀者灌「心靈大補湯」，反而用「是旦啦，食碟混醬腸粉再上路」的格言來勉勵讀者，讓精神繃緊的讀者發出會心微笑。面對各種人生考驗，容許自己偶爾跳題、偶爾留白，可能是在高壓社會裡的另一個選項，讓人尋找到新的出路。

社會變，教會亦變，經歷了社會運動和三年的疫情，在社會撕裂和移民潮的夾擊之下，《202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的結果一如所料，幾乎所有指標齊齊向下滑。過去五年華語堂會數目雖然比2019年同類調查輕微增加至1,318間，但崇拜出席人數卻大幅下跌26%，只得約19.8萬人，比起2019年少了7萬多人，而比2014年更少了超過10萬人，堂會規模愈大，流失愈嚴重，而堂會15至44歲的年輕信徒人數顯著減少，比率少於會眾的三成，而堂會人口老化的情況亦嚴重，65歲以上會眾比率更高於全港同齡人口比率，每四名會眾就有一名是長者，反映堂會的斷層情況嚴重。面對移民潮和退休潮，中產信徒流失，有接近55%的堂會奉獻收入減少，有些更出現不敷。不少堂會因此減少、甚至完全沒有對外奉獻，不過，亦有部份堂會增加了差傳經費，出現兩極化的趨勢。

面對奉獻收入減少、再加上經濟環境轉差，堂會為求自保而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的奉獻看似合情合理，但這種心態其實是建基於錯誤的教會觀，當教牧和會眾想到教會的時候，若只想起自己的堂會、將奉獻給堂會、在堂會事奉、關心堂會的弟兄姊妹，就等如關心教會，建立基督的身體，恐怕只會將堂會變成了「自己友俱樂部」！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最重要的是想讓弟兄姊妹明白機構就是教會的一部份，而不是與堂會無關的第三者。

堂會和機構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甚至相依為命的，機構其實是堂會的延伸，很多堂會較少接觸或接觸不到的群眾，例如新移民、傷健群體、少數族裔和基層家庭等等，正是機構服侍的對象。而對許多中小型堂會來說，很多時堂會沒有的專才和訓練，例如差傳、釋經、音樂、影音、社關和制服團隊等等，正是機構的強項，惟有堂會加強與機構合作，才能共創雙贏。若果堂會因為會友流失、奉獻減少而只求自保，將堂會與外界接觸的空間收窄，只會加速堂會的萎縮；猶如聖經所說，有僕人將主人交託的銀子埋在地裡，結果那位沒有忠心回應主人吩咐的僕人連本來有的銀子也失去了。當堂會願意奉獻給機構、與機構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使用機構的服務、出版、製作和訓練，透過機構去接觸和服侍有需要的群眾，才有機會引領更多人信主和作門徒，否則堂會的人口只會持續老化和流失。

每年我都會到很多不同的堂會講道，有部份堂會的會眾人口明顯老化，雖然有一批忠心的會友，數十年如一日參與聚會，但畢竟年事愈來愈高，就算未返天家亦可能因為病痛及行動不便而少了出席聚會，有些堂會在年邁的牧者退休之後，根本沒有能力聘請新的同工，只能由老牧者繼續當顧問、或者由長執兼任，若不用捱貴租還可以支撐較長的時間，否則恐怕只會光榮／黯然結業。

在三年的疫情裡，許多機構和堂會仍願意在艱難中繼續努力尋找服侍的群體和機遇，她們看似耗用了許多資源，但實情是她們得到的支持和奉獻是更多。在社會愈困難的時候，信仰能發揮的力量愈大，當人心惶惶的時候，正是信徒未信的親朋戚友觀察基督徒與他們有何不同的時刻。雖然很不幸過去幾年教牧和信徒的移民情況比未信主的群體更嚴重，不少信徒內心的不安並不比沒有信仰的人少，不過，當未信的市民轉眼看到仍然留在香港的教牧和信徒願意憑信心逆流而上，更積極事奉、奉獻、傳福音和關心社會，而不是只求自保、對其他人的需要視而不見的話，正是打開他們緊閉的心去思想人生的大好機會，最壞的時刻，往往亦是最好的機遇。

明光社在疫情期間由於看到基層的需要，開始學習服侍一些劏房戶，申請基金替他們改善家居的環境和應付生活需要，此外，我們亦關心他們心靈上的需要，在徵得當事人同意後會轉介他們到住所附近的堂會，有部份聚會亦借用合適的堂會舉行，協助這些劏房戶與堂會建立關係，結果在我們接觸的200個家庭之中，最後有近80人決志。後來我們覺得更好的方法是與一些有心的堂會合作，不單在堂會內舉行活動，更邀請同工和會友作義工，處理跟進工作，有堂會表示本來已幾乎沒有兒童出席聚會，但和我們合辦活動之後，多了許多兒童和他們的家長到來，為堂會帶來突破。

瑪拉基書三章10節提到：「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惟有信徒願意憑信心付出，才能看到神奇妙的作為。同時請記著，神的家遠遠大過我們本身的堂會。

過去的4月在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的贊助下，明光社推出了「『愛．童行』：畫出彩虹」計劃，在剛過去的4月，此計劃推出了兩場繪本故事書工作坊，當中共有17位高小至初中的學童參與。

由本社策劃推出的繪本故事書《總有出路》即將出版，故事由資深教育工作者李碧如女士創作，本地插畫師徐羨曾先生（阿徐）繪畫，故事圍繞三位小主角參加了歷奇活動，但途中各自遇到不同困難和考驗，當中帶出了逆境中要心存希望的訊息。繪本日後將免費派發到不同學校作教育用途。在製作繪本的同時，本社辦了兩場工作坊，讓有繪畫天賦的小朋友參與創作當中的一些插畫，發揮所長。

在工作坊中，阿徐以生動有趣的方式來演繹《總有出路》的故事，讓參加者投入情節，想像幾位小主角在遇到困難時的感受和掙扎，然後將它們繪畫出來。例如面對前路的未知，他們會有怎樣的心情和想像？當同伴身陷險境時，是選擇伸出援手還是置之不理？如果遇到突發情況，該如何抉擇？參加者透過聯想和創作，體會到成長路上有不同的可能，也明白到建立抗逆力的重要，而面對逆境時，他們也可以懷著勇氣和希望向前行。參加者既是這繪本的第一批讀者，同時也是創作者，他們所畫的插畫，將啟發往後的讀者。

有參加活動的小朋友當發現原來喜歡畫畫也可以帶出正面訊息和幫助別人時，覺得很驚訝和滿足。也有參加者表示，活動令他有機會認識自己，覺得很有意義。其實孩子各有天賦，需要被建立和提升，如果能以正面思維指引他們，便能讓他們踏前一步，除了有助他們發揮所長、提升自信心，更可以回饋社會、助己助人。

復仇心理離我們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但每個人總有經歷過想復仇／報復的時刻。復仇心理一旦出現，便會使人坐立不安，想令仇敵盡快受到該受的傷害，亦即是企圖用傷害他人的方式紓緩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前陣子在Netflix上架的劇集《混沌少年時》，講述青少年面對的校園欺凌問題，有學者便指出，本港約有八成的校園暴力屬於受欺負的復仇者所為。[1] 可見復仇想法不容忽視，情緒一旦得不到適切處理，便會陷入復仇行動的惡性循環。那麼，到底「復仇」是怎樣的一回事？如何令它消除？如果復仇是每個人心裡都會產生的心理現實（psychological facts），是否也有其正面意義？

復仇的正面意義？

研究過復仇與寬恕議題的學者麥卡洛（Michael McCullough）在其著作《超越復仇》裡提出：「復仇慾不是某些不幸者深受其害的一種疾病，而是人性的一個普遍特徵。」[2] 亦即是說，復仇的行動有其適應性，它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同時能促進社會更加合作和阻止負面行為。

麥卡洛又與另外兩位學者著書，提出了三種復仇的正面意義。第一種，就是直接透過復仇的行動來震懾入侵者，因為當他意識到復仇行動的出現，就會停止冒犯行動，這樣能夠直接阻止他再次做出傷害行動，情況就如監獄或黑幫文化一樣，讓人深切知道若然做錯事，就會遭人尋仇；第二種，就是透過針對特定行為的復仇來建立自己能夠接受的界線，以避免將來發生同樣衝突；第三種意義比較間接，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避免因看守疏忽而令同伴被動物襲擊致死（間接殺死同伴），看守者會擔心遭人報復（正當懲罰），而想辦法做好看守工作，即某程度上此種復仇形態是一種強迫的利他行為。[3]

雖然學者所提出的見解，都是受進化論影響，並將復仇行動合理化，但不能否認，復仇或多或少是一種出於人類本能的反應，為要保護自己和紓緩自己的痛苦情緒。不過，麥卡洛同時也提出：「寬恕的潛能也是人性的一個固有特徵。」[4]

復仇的感覺沒有想像中好

就「復仇」的行為而言，如果它真的有正面果效，按照「道理」和「邏輯」，完成復仇後的滋味，理應如話題韓劇《黑暗榮耀》所展示的結局一樣，女主角會感到舒暢無比，得到所預期的安穩與歡愉，但為何現實中復仇後的感覺總是令人不好受呢？現實也有一些家長教導孩子要「以牙還牙」，要學懂反擊，「打贏場交」，不要被別人欺負。當父母不懂得教導孩子如何應對衝突時，便會用這套方法。不過其實復仇行動除了感覺不似預期，甚至會令人陷入復仇循環。

心理學學者曾經透過遊戲來進行實驗，並將結果發表在一篇名為“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復仇的矛盾後果）的學術文章裡，發現在遊戲中，有玩家有機會懲罰其他玩家，並預期自己在作出懲罰後會感覺良好，但實際上他們比沒有機會作出懲罰的玩家感覺更差。[5] 這種期望的落差，讓復仇行動無法真正治癒自己，也無法令負面情緒得以紓減。同時，那些被報復的人，很容易又會覺得對方的復仇行動過火，於是又向對自己復仇的人復仇，冤冤相報，陷入無止境的循環。而那些沒有機會復仇或沒有選擇復仇的人則自我強迫地繼續前進，因為開始專注其他事情而感覺快樂。

進行上述實驗的學者又提出，實驗結果顯示，復仇行動引發的愉悅反應與懲罰者所預期的相反。復仇行動會延長懲罰者的愉悅感受，而懲罰行動會使懲罰者繼續想著曾經冒犯過他們、又遭他們懲罰過的人（而不是忘記）。[6] 可以想像得到，即使退一步回到復仇之前，在未執行任何行動前，一直想著要復仇的人，會想盡辦法讓自己保持復仇的衝動，即讓自己的傷口繼續淌血，否則它就會因時間過去而癒合。復仇某程度上，其實就是在傷害自己。

讓復仇者獲得釋放

復仇心理的確未必會出現在每個人身上，因為它是一個看待事情的反應，即每個人面對同一件傷害性事件，都不是必然有復仇的想法。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在2024年發佈「2024高小學生校園欺凌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學童曾被欺凌，四成的受害者表示想復仇。那麼，從另一角度來看，還有約近六成的受害者未必想要復仇。[7] 當然，可能他們的恐懼比復仇欲望更大。另外，也有不同的研究指出，高達20%的謀殺案和60%的校園槍擊案是與復仇有關，因此實在需要好好關注嚮往復仇後快感所引發的問題。[8]

解脫復仇者方法一：幫助受傷者重獲力量，助他們找到出路

著名小說《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篇名為“Revenge is Sour”（復仇是酸的）的文章指出：「復仇是一項行動，在你毫無力量的時候你會想做這件事，而且正因為你毫無力量你才會想做，一旦無力感被移除，復仇的欲望也會隨之被蒸發。」[9] 的確，在遭遇欺凌時，在權力關係上，受害者總是無助的，是感到無能、毫無力量的，所以會有復仇的願望。故此能夠幫助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主動提供幫助，助他們找出路，讓他們知道不是自己一人，是有隊友在他們身邊的，讓他們重獲力量。

解脫復仇者方法二：讓無助感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在《真相與修復》一書中，講述了不少關於性剝削的故事，那些性侵受害人被刻意孤立，當不同人士為她們發聲、伸出援手時，原本想報復的人，她們的報復心態，被轉化成義憤。[10] 當被孤立的人得不到幫助，在無助的情況下失去公義得到彰顯的機會，有些人或會因此將報復心態化為狂怒，累積成為復仇心切的能量，但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其無助感便有機會被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雖然復仇心理是人類在受到傷害時的本能反應，但其後果足以引發巨大的災害，復仇循環也是這樣出現。同時，上文提出的研究都表明復仇的實踐並不能夠帶來預期的愉快心情。除了即時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如果有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教導，提出人具備寬恕的潛能，就如麥卡洛所言，寬恕的潛能乃是人性的固有特徵，這絕對比起提出「以牙還牙」更能幫助受害者。別以為學習「寬恕」是放過別人，其實更多的是放過自己。

一位名為Joseph Politano的經濟分析師及數據記者，在一段YouTube影片中，提到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不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他甚至認為AI會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而不是令它減少。他借用過去的歷史來證明科技變革雖然淘汰了某些工作，但創造的新職位數量遠遠超過被取代的職位。事實真的如此嗎？不少網民回應Politano的言論，有的表示：「這太愚蠢了。現在我認識的人之中，因人工智能而失業的人數多得驚人。我在娛樂圈工作，我大概認識50多人，他們有文案撰稿人、有插畫師，有編輯，他們有的直接失去了工作，即使是自由工作者，亦因人工智能而減少了一半的工作。」有從事字幕工作的合約員工指出，AI做了他工作容易的部份，他的工作量確實減少了，但難度卻增加了，工作機會減少，薪金亦有所縮減。[1] 這些反對之聲都很真實。每一次工業革命的出現，都為人類帶來極大影響；然而是次工業革命4.0，與之前出現的工業革命，性質上迥然不同。

1760年，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展開，它為英國及歐洲等國家帶來豐碩的利潤。[2] 蒸氣機等發明開啟了工廠生產模式，史無前例地提高了人類的生產力，產量增多，價格亦下降，但它有利亦有弊，壞處是人們為了營運工廠，投入了水、樹木、土壤、岩石和礦物等，令寶貴的自然資源減少及流失。大自然也開始受到污染，1750年以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其濃度維持於百萬分之275至290體積比（ppmv），到了2017年已攀升逾400ppmv。[3]

大自然受到挑戰，人類亦不能倖免，蒸汽紡織機取代了紡織員工，不少人為了生活便轉而學習操作機器，並且投身於刻板的流水作業式工作，遵守著嚴厲工作規條。這次革命，人們失去了較為自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工作，但仍面對不少工作機會，因為大量工廠的設立，創造了不同的工作崗位，例如需要工人去掘取煤礦以維持電力，而紡織原材料的增加，令印染工人的需求亦增加。工作機會多了，但人們的健康卻未得到保障。當時的工廠沒有安全措施和指引，工作環境極不安全，而工人聚居的地方，環境也是極其惡劣，斑疹傷寒、霍亂、天花及結核病等傳染病都威脅著工人的健康。[4]

第二次工業革命始於1870年，這段時期科技大放異彩，很多行業在科技上都有突破性發現，新發明的出現加速了發展，特別是在能源、材料、化工及醫藥等範疇。除了產量更上一層樓，微型發明的研究活動，也讓開發工作變得有效，更能迎合生產上的需要。[5] 以石油能源作為發電的方式促進了大規模生產、通訊技術和化學工程的發展，例如硫化技術改進了橡膠材料的品質，飛機及鐵路軌等建設也徹底改變了運輸業，亦促進了貿易和人口遷移。[6]

不過，第二次工業革命同樣帶來污染和令自然環境受到破壞，[7] 至於工作方面，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相比，人們需要學習更高水平的技能，例如，汽車出現之後，馬車「司機」便要從駕馭馬匹轉而學習操作機器，而當時學不會的「司機」，還可以在求職市場上找到不同的崗位，因為消費主義抬頭，不少商人渴望打造自己的王國，令擴建工廠變成了勢在必行的事情。另外，大型購物中心亦相繼出現，這意味著鋼鐵業、家電業、零售業等需要大量管理人才和員工，中產人士因而提升了經濟地位。[8] 但關於技術人員，以美國為例，在1940年開始出現中層技術人員數目不足的「空心化」情況。另外，由於年青人寧願進入企業工作，那些由傳統工匠師傅把技能傳承給徒弟的行業，在社會上漸漸式微。[9] 而大企業對財富及資源的掌握，也令貧富懸殊的狀況在社會日漸形成。[10]

如果說第二次工業革命為工人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及財富，第三次工業革命令勞動市場出現了結構性變化。20世紀下半葉開創了資訊、數位化、半導體、大型電腦、個人電腦及互聯網的天下。[11] 與前兩次工業革命相比，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出現節省了更多勞動力，更多低技術工人因而失去工作。國際勞工組織僱主活動局負責人Deborah France-Massin表示，柬埔寨、印尼、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的低薪工人，需要重新為自己定位，僅有工資低廉的優勢已經不足以令他們在勞動市場佔優勢。[12]

第三次工業革命發展之際，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創辦人Klaus Schwab創造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詞，並在2016年出版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書，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涵蓋人工智能、機器人、物聯網、無人駕駛交通工具、3D打印、納米技術、生物科技、材料科學、能源儲存及量子計算等諸多領域。[13] 第四次工業革命其後又被稱為工業革命4.0，根據新加坡國有控股公司出版的《淡馬錫年度報告2023》，在是次工業革命中，更多工作崗位被自動化機器、裝置等取代，而受到人工智能的影響，更多中等技能工人的工作受到威脅，社會的不平等將會加劇。[14] 從工業革命開始，人們若不想失業，惟有接受技能再培訓來提升自己的能力，問題是在工業4.0時代，有多少面臨失業的人士，有能力掌握新技術？即使他們學會了，誰又可以保證他們的崗位不會再被取代？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人類過去經歷的變革截然不同」。[15]

工業革命4.0涉及多個範疇，而在當中相信AI及其相關的深度學習，最讓人類深感不安。有YouTuber表示，其他工業革命「都是用來增加產量的，它是對生產方式的革命，而AI人工智能迄今為止，我的感覺它都是來毀掉你的工作的，是用來替代人的，它是對人的革命，這才是本質性的不同。」[16] 這位YouTuber的說法或許有些誇張，卻不無道理，雖然AI的興起創造了不少職位，市場也用相當高的薪酬聘請AI工程師，但其發展及影響之快，是超乎人想像的。例如以前的「司機」無馬可馭，只要學會駕駛汽車，便能以此為終身職業，但現在呢？無人駕駛的智能車如「蘿蔔快跑」，在內地已開始上路載客，那麼人類司機何去何從？一開始，司機可以轉型為駕駛AI訓練專員，在測試期間坐在主駕駛座監控自動車的運作。[17] 之後，他們便得退到後台成為安全員，透過螢幕監察車輛在路面的情況，待車輛出現狀況才幫它排難，但這時，一個安全員可以負責好幾台車，變相減少了所需的人手。[18] 將來不單司機、低技術的工人受到威脅，工匠手藝失傳，上文已提到，平面設計師、文案撰稿人、插畫師，編輯等都有機會加入失業大軍，失業之後，他們能加入AI行業嗎？即使他們接受培訓，轉型到AI行業，AI行業又能給他們多少發展空間？高技術一時學不來，低技術的競爭激烈，而隨著AI的自學能力愈來愈強，日後可能連低技術的工作都會漸漸式微，只需要精英中的精英參與運作。諷刺的是，在美國，科技產業出現的失業率，由2024年12月的3.9%，升至2025年1月的5.7%。[19]

身為人類不應該自限，面對新技術出現，不應該認定自己一定無法跟上並停止學習，但各地政府亦不宜太樂觀，認為所有人都有AI的觸覺，可以輕鬆轉型，對於一些天生只善於文字處理而對相關科技工作不甚了解的人，不能隨便責怪他們不思進取，縱然他們居安思危，想辦法吃「肉糜」，努力轉型，但就算多努力，現實中他們有多少人會被AI搶走工作機會？話說深圳福田區政府已「聘請」了70位「AI數智員工」，因著DeepSeek的技術，它們能從事應急管理、公文處理、招商引資等政務工作。[20]

世界大國誓必發展AI，但發展的同時，實在需要考慮科技對大自然及人類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提前構思保護地球及保障人類的措施。

《越工作，越自由：最大的探索，最豐盛的人生》
作者：Emily Liu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流出版
出版年份：2023年

一個準大學生開學前去百貨公司當兼職售貨員不算奇，一個大學生一邊讀書，一邊兼職擔任英文導師，同樣不足為奇，但有人在每次攀上事業高峰時，都會毅然放棄高薪厚職另覓新工作，則會讓人好奇，不禁問為何如此做？此人正是《越工作，越自由》的作者，要知道她不是因為工作怠倦才離職，正如她書名所言，她可是愈工作愈快樂。

一般人不愛上班，老是想著毋須上班的日子，又或是只想透過上班賺取生活費，作者可不是如此想，她區分了工作（work）及職業（job），認為職業是單獨存在的，不同職業列出了不同條件，等待人去應徵以滿足各條件，它像一件均碼的制服，因此有人穿得舒服，有人覺得不合身。工作卻不一樣，它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人替它賦予意義，就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作者從不追求職業，只要她覺得一份工作沒有給予她自主性及目的性，縱然坐擁最高位置，她都會退下來，尋找另一份對她生命有意義的工作。

甚麼是生命意義？在作者眼中，如果一份工作，既能證明人的自我價值，又能達成其生命特殊目的及意義，便是一份有生命意義的工作。這裡說的目的並非追趕業績，而是它讓人感到自由，喚起人工作的熱情。生命意義是內在的，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作者在工作的過程中探索自己，而探索和創造是她生命的主調，她的才能是領導者。

作者建議人們可以把工作視為蒐集個人能力拼圖的遊樂場，在每一項新的工作中，可以設定自己為老闆的角色，訓練自己的自主性而不是認為自己是社畜，她亦提議人要保持好奇心，對每樣事情都保持謙卑的態度。作者一路走來，便是如此，而每每到了能力無法再提升時，她便辭職不幹，轉移到完全不熟悉的行業去。大學生時期她成為了英語老師，畢業前已經進身英語學校的管理層，但她發現可以學習的東西差不多了，於是主修日語的她便跑到日本石油探勘公司，文科出身的她每天與理科出身的男性一起打拼，之後她被邀請到一間企業集團工作，新工作很不簡單，因為老闆開宗明義要她成為她的分身，替她下達命令，作者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她對老闆的位置不感興趣，她只想繼續探索與創新，最後她於英國及美國擔任全球流行預測分析師。

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命主調都是探索和創造，但「只有你的內在渴求，可以在夜晚呼喚你，在白日帶領你，堅定地往你要去的方向……任何無畏懼的探索，都會構築一條對你獨具意義的道路。」就如作者提到一位服務員，當他隨時留意客人的一舉一動，把服務做到極致，她認為這位服務員已自主地工作，而不是視它為一份job。

今年日本會大地震嗎？
對於地震，你認識多少？地震原來有好多種？
甚麼是地震震級？烈度又怎樣計算？
香港是處於地震帶嗎？要怎樣防備才好？

對於一些視日本為「鄉下」，作為外遊時必然選擇的香港人來說，今年7月還會去日本玩嗎？這實在是一個困難的決定。除了早前在網上流傳7月日本會發生海嘯的「漫畫預言」外，[1] 日本政府也作出了警告：未來30年內南海海槽發生「巨大地震」的機率上調至超過80%，關東至九州一帶的太平洋沿岸有可能面臨超過10米的大海嘯，或會造成高達數十萬人傷亡，和高達1.81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這份本來作為長遠警告的報告書，在香港的媒體中，卻變成了「今年會有超過80%會發生地震」的解讀，使不少港人都不敢於暑假期間到日本旅行了。

在這些陰霾之下，3月28日，位於歐亞與印度板塊活躍邊界的緬甸發生7.6級大地震，除了震央古城曼德勒受到嚴重破壞外，連距離超過1,000公里外的泰國首都曼谷也被波及，造成大廈倒塌的傷亡事件。[2] 大家不禁要問：香港雖說並非處於地震帶，但萬一日本或鄰近地方發生大地震時，也會波及香港嗎？

地殼移動與太平洋火環

按現代地質學的理解，地球地殼可分為七大板塊，[3] 而圍繞著太平洋板塊的邊界被稱為「環太平洋地震帶」，也就是大家時常聽到的「太平洋火環」（Pacific Ring of Fire）了。這個火環呈馬蹄形，長度達40,000公里，火環正是不同板塊的交界，導致地質環境相當複雜和不穩定，其上一共有452座火山，還有一連串的海溝、火山弧、火山帶，是劇烈的板塊移動地帶。有統計指，地球上有約90%的地震都是發生在這個火環之中。[4] 由日本的火山活動與地震，到史上最強烈，造成20多萬人罹難的2004年印尼大地震，甚至在美國西岸的三藩市，也曾被這個火環的地殼運動所波及。

地震與海嘯，震級與烈度

而要描述一個地震的規模和破壞能力， 通常會以「黎克特制地震震級」來表示由震源釋放出來的能量。[5] 值得留意的是，地震震級每增加一級，表示能量增加約32 倍，相隔兩級的震級，能量則已相差達1,000 倍。所以大家不要看輕那些地震級數的「小數點」，因為就算只差「零點一級」，其實都已經達倍數的分別了。

至於地震的影響和破壞程度則以「地震烈度表」來表示。烈度的評測是由震動對個人、家具、房屋、地質結構等所產生的影響來斷定，亦可透過地震區域的地震加速儀數據來估算。香港以至許多地方都採用「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來表示地震烈度。 一般來說，距離震中愈近，受地震的影響便愈大，烈度亦會愈高。[6]

而除了上述的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日本和台灣則採用了不同的地震烈度分級制，將烈度分為 8 級，其中5級（強震）及6級（烈震）因級距區間較寬，不利區分災情差別，所以就將5級、6級再分別細分為「5弱」、「5強」、「6弱」與「6強」。大家不要因一個「弱」字，而誤以為地震破壞力比較弱啊，因為即使是「5弱」烈度的地震，也會令大部份人感受到恐懼，並想抓住穩固的物體。[7]

海嘯則是因海底以下或近海底的地震所引發。當海嘯波移近岸邊淺水區時，波速會減慢，波高陡增，可形成十數米或更高的水牆，也可能造成比地震本身更大的破壞。有記錄以來，最具破壞力的海嘯發生在2004年12月26日，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部的印度洋海底發生9 級地震，引發災難性海嘯，海嘯波及印度洋沿岸的所有地區，導致20多萬人死亡，逾百萬人流離失所，造成數十億美元的財產損失。[8]

不過，相對由地震和海嘯帶來的自然災害，其實引發更大傷亡的，往住是由人類自己造成的「二次災害」：由設計不周的福島核電廠引發核災事故，到原本不是緬甸地震震中地區的曼谷，卻有大樓在地震期間倒塌並導致47人死亡，當中的設計失誤和偷工減料，被認定是導致意外發生的主因，而這些情況，本身都是可以避免的。[9]

那麼，香港人何時才可以去日本？要找個「師父」預測一下嗎？

日本當局一向十分重視地震調查，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在2013年發佈了「南海海槽」的地震活動長期評估報告。根據歷史記錄，自684年的白鳳地震（又稱天武地震）以來約1,400年間，南海海槽每隔100至200年便會發生8級或以上的巨大地震，而當中最大的地震是發生在1707年的8.6級寶永地震。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的長期評估，推算出大地震重現週期約為88.2年。以此推算，對上一次8級或以上的地震是發生在1946年的昭和南海地震，與現在相距79年。所以最新評估，就得出了「南海海槽在未來30年內發生8至9級地震的概率，為75%至82%」的結論。[10]

要理解的是，日本發出的地震預測報告，不是針對今年，而是「未來30年」的機會率。如果因這個「75至82%的警告」而在今年決定不去日本旅行的話，那麼，在未來30年其實也是不能去的，但這可能嗎？

況且，與風暴預測不同，以現今的科技，仍然未能對地震的發生時間、震中位置及烈度等，作出具體預測。當地震發生時，不同類型的地震波會在地球表面和內部傳播，由於它們的傳播速度不同，到達地表的時間也會有異，監測儀器可偵測到先到的縱波（或稱P waves），並在隨後出現的橫波（S waves，通常都有較大破壞力）來臨前的十數秒，發出緊急避震警告。別小看這十數秒的時間，這可是「生死之間」的分別——自小已接受防災訓練的日本市民，知道首要是保護頭部，走往桌下等安全地方避災，也在事前準備好緊急食糧和工具——這可是訓練有素的成果。

香港人，也要擔心地震嗎？

香港人應該為到地震而擔心嗎？是，也不是。

先說不是：香港距離環太平洋地震帶超過600公里，故香港發生大地震的機會較低。理論上，香港處於中國東南沿海地震帶內，這地震帶大致可分為會昌、河源、廣州、靈山的內帶和泉州、汕頭、陽江的外帶。這地帶有可能發生有感地震，但其破壞力則會較小。

相對而言，香港較多是面對風災的風險。在預防災害方面，香港的建築物因有完善的抗風災結構，對大風吹動引致的搖動有很好的防護設計，這間接地對地震震動也有正面的保護作用。不過，更好的建築物規格，也需要人嚴守執行才有用，如像泰國曼谷在地震中倒塌的大樓那樣偷工減料，那就真是「神仙」都難救了。與其心驚地震，不如提防小人和人禍更為實際。

至於「是」，則是因為香港人喜歡到日本、台灣等地旅行，這些地區都是位於「太平洋火環」內，遊客從來都要面對地震和海嘯風險。在前往地震高風險地區時，可預先登記香港和當地政府的外遊提示服務，也可選購一些避災用品，甚至到當地的避震教育中心見識一下，知多一些，風險自然小一些。

去年9月，我在台灣騎機車時遭遇車禍，被從後方的車撞倒，當場昏迷，我被送往醫院急救，住院近一週，之後又在家休養了四個月。至今，左肩旋轉肌仍有撕裂疼痛，需要長期復健與治療。

車禍後，我出席了調解委員會的會議，但對方拒絕和解或賠償。我惟有選擇報警，並提告對方過失傷害罪。台灣的交通事故可同時提起民事與刑事訴訟，第一次的審訊是在地方法院檢察署進行，屬於較簡易的程序。若未能達成處理結果，案件將轉交法院進一步審理。

那天，在檢察官面前，我站著，看著播放的監視錄像，清楚看到對方將我撞倒。但讓人震驚的是，對方當場否認一切，堅持說他「沒有撞我」，我對此啞口無言。眼前的畫面明明如此清楚，卻有人敢「擘大眼講大話」（睜開眼睛說謊），我心中湧現出難以言喻的委屈與不解。

但我也知道，每個人面對錯誤與負責任的方式都不同，當中可能出於恐懼、想逃避，也有不願意面對的軟弱。

我不是想讓他受甚麼重罰，我只是希望有人願意承認事實。那一刻，讓我深深體會甚麼叫做「受傷的不只是一個身體」，那種無力感、那種真相被否定的痛，是很扎心的。

回家的路上，我反覆問神：「主啊，這就是祢的公義嗎？為甚麼真相擺在眼前，仍有人能否認？」

那時，我想起以賽亞書二十八章17節提到，耶和華以公平為量器，以公義為準繩。

人間的制度或許會失準，人心也會偏頗，但我所信靠的神，不打盹、不偏待人。祂是公義的源頭。祂所看見的，沒有人能否認；祂所審判的，沒有人能逃避。

我不否認，那天的經驗幾乎讓我對法律制度失望，也曾聽人說，台灣的司法制度傾向「人治」而非「法治」。但信仰提醒我：「公義，不只是審判結果，更是一份靈裡的堅持與持守。」在不公平的對待中，仍不以惡報惡；在看似黑暗的現實裡，仍相信真理與光明終將得勝。

我不完美，但我選擇站在誠實與光明的一方。即使世界看似不站在我這邊，我知道，那位看顧孤兒寡婦的神，祂與我同在。

目前，案件因對方否認而需進一步提出車禍鑑定報告，再排期審訊。我能做的，就是安靜等候，繼續走在信靠與忍耐的路上。

公義從不是為了讓某人被打倒，而是讓真理得以被看見，讓受傷的心能被修補。

真正的公義，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讓人得著醫治；不是為了爭個是非，而是為了讓我們學會在苦難中，仍選擇相信與溫柔。

願我因著信仰，成為一個不因傷痛而冷漠、不因委屈而硬心的人。也願在不義之中，仍有一份盼望：神的眼目看顧這地，祂從不輕看每一滴眼淚。

「耶穌直起身來，問她：『婦人，他們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從現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8:10-11《環球聖經譯本》）

如果有關注網絡生態的話，在整個三月，網絡上出現的「娛樂」新聞可算是把整個華人網絡弄個翻天覆地。面對迂迴曲折，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現實，我們的情緒可以在短時間內被不同的事件所牽引而產生快速的情感變化。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也會估計到我所談論的「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事情是甚麼。當然是指香港網紅連環出軌事件、震撼台灣的網紅勞資糾紛，以及韓國知名藝人與已故演員的關係引發的爭議。當中牽涉有關權力、網絡欺凌、罪人以及懲罰的議題，我們身為無知的網民，又該用甚麼態度面對？

網絡生態的真相

網絡的出現，人們的情緒很容易受到網絡所影響。網絡將人的時間與空間混合在一起，某一小角落所發生的事，瞬間便可以傳遍每一個人的手機當中。有人會對於國際局勢而感到緊張，也有人會因為某些藝人被揭發失德行為而感到失望或憤怒。然而，這些事都不是我們從身邊周圍的環境直接感受到的事。加上短視頻當道，假設15秒一條片段，而每一條片段都掀起一種情緒的話，我們便會在一分鐘內出現四種不同的情緒變化。

從情緒管理的角度來看，認識自己的情緒的最終極目的就是了解自己，但短視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人們看了速度猶如洪流的短視頻，事後根本不會記得自己看過甚麼；連整理自己情緒的空間都沒有，又如何了解自己？去年出現的字詞「腦腐」(Brain rot)，恰好形容這種情況。這個名詞指：「個人心智狀態在過度消費瑣碎或單調的內容（目前尤指線上內容）後，呈現衰退的現象。」一些看似瑣碎的網絡內容，其實會使人「降智」。

網絡與傳播息息相關。「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是由一位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今天所看見或吸收到的訊息，其實已經被媒介所選擇，即媒體如何傳達訊息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訊息。基本上，每一個自稱「新聞媒體」的媒體所報道的「新聞」，他們已經有預設的立場。如果我們只留意單一渠道的資訊來源，我們以為自己的立場好像是自己經過思考得出，但其實只是媒體所帶動的方向。就如我們不會在與政府相同意見的媒體中看到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文章；也不會在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媒體看見與政府意見相同的文章一樣。所以，當我們喋喋不休，在網絡爭論個你死我活，背後或許只是媒介的控制與塑造。你所選擇的媒介是甚麼，也決定了你的立場和想法是甚麼，網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赤裸生命

網絡，在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政治場景。因為網絡生態正正就有著非常強烈的敵我之分。隨著媒介的迅速發展，大數據、演算法等功能創造了一個一個同溫層環境，而某一個同溫層與另一個同溫層互相謾罵已經屢見不鮮，即便普通討論某種食物美味與否，已經可以產生一場激烈的罵戰，當中更牽涉不少人身攻擊言辭。明顯地，大眾網絡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討論環境，即使有理有據也不擔保能夠理性討論。這個擁有強烈敵我之分的網絡政治環境，讓有些生命被帶進一個批鬥現場，由眾人定他們的罪，以及給予個人認為最「適當的」懲罰。他們的生命被赤裸地呈現在網絡上，他們被懸置，能夠被任何人殺害，但殺害他們的人都不需被法律所制裁，這種形式可被稱為「網絡欺凌」。

在討論網絡欺凌之先，筆者先討論「公審」的正面意義。有人認為，「公審」就是用來懲治那些法律無法制裁到的人，例如一些藝人的婚外情行為，網民便可透過網絡的輿論壓力讓藝人退出公眾舞台。不過，這是在一個基於對事件有很大程度上的了解，且最好的狀況就是當事人承認過犯的處境下進行；否則，都會容易變成純粹且充滿人身攻擊的網絡欺凌。但，正面意義下的「公審」在諸多限制下的網絡環境，其實難以實現。因為難以確保每個人接受到的資訊是客觀的，並且有「底線」地發表言論。

「罪」與「罰」是一個在網絡生態中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究竟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那些罪，真的是罪該萬死嗎？誰人又可以懲罰他人？那些懲罰，真的是合乎中道嗎？往往有不少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因微小的事或誤會便被一些審判者（網民）置他們於死地，這些懲罰與事主所做的事相稱嗎？

意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將一些被懸置的赤裸生命命名為「homo sacer」，可被翻譯為「可以被殺死且不能用於獻祭的人」，而直接一些的解釋就是這些人無論在「人法」和「神法」都得不到保障。用網絡生態的環境來理解，就是主權者（網民，可以由世界各地組成）將某人的生命抽離保護（即犯網民認為須受到公審的「罪行」的人），而決定進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使「罪人」成為赤裸生命，由主權者決斷來定其被殺與存活的合法與非法性。

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

網絡公審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知道的「事實」從而用自己的標準來審判他人，仿佛他人犯錯後已經不能再有悔改的機會，也有不少的人以為自己只是隨口一句，但每人一句的累積已經足以對其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公眾人物被公審到自殺的事件亦不少，而微小至學校當中，也有一些人捏造其他同學的醜聞，從而進行攻擊，使應該充滿希望的校園對被欺凌者而言就是一個如地獄般的存在，甚至因微小的事迫使他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特別在緬甸地震發生後，有些網民抱怨著問：「為何地震不發生在詐騙園當中？為何天災不懲罰他們？」其實大家也清楚，詐騙園也有許多被迫詐騙的受害者，這些人值得被懲罰嗎？

我們身處網絡世界，無法避免使用網絡。但至少在面對事件時，有些問題可以問問自己：

1. 我對事件有多大程度的了解？
2. 我是否只是純粹想宣洩情緒，渴望被認同，才參與評論？
3. 我說的話是否客觀？還是只想作人身攻擊？
4. 我是否有參考過其他資料來源？
5. 我是否有資格評論事件？
6. 當事人真是罪該萬死嗎？

筆者想起耶穌為行淫的婦人解圍的故事，而在網絡上，就是一些自以為清高的人決斷他人的生死大權，看見他人的「罪」，卻看不見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香港人愈來愈不開心。和富社會企業旗下的平台「香港開心D」10年來持續追蹤港人的開心指數，10分為滿分，2024年，香港整體的開心指數為5.63分，較2023年下跌了0.25分，而與2021年的6.44分相比，則下跌了0.81分。至於受訪者對生活的滿意度，2024年的評分為5.64分，較2021年的6.4分下跌了0.76分。而被問及「活在世上很有價值」時，2024年受訪者對此問題的評分為5.83分，較2021年的6.55分下跌了0.72分。[1] 求職平台CTgoodjobs進行了「2024年香港上班族工作快樂指數問卷調查」，同是10分為滿分，結果發現受訪者平均工作快樂指數為5.3分，最不快樂的年齡層是31至40歲的人士，而受訪的上班族工作壓力指數高達6.68分。[2]

香港心理衛生會在2024年2月1日亦發佈了「全港抑鬱指數調查2023」，對比2012、2014、2016、2018和2020年舉行的同類調查，機構發現港人的抑鬱指數再創新高，年齡介乎18至24歲的受訪者，有近四成四受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影響，比例遠超其他年齡組群。另外，男性受訪者的抑鬱程度較女性高，男性的中度、中重度及重度的抑鬱指數比率，分別比女性高出1.1、1.04及0.21個百分點。[3]

香港人不快樂，原因錯綜複雜，樓市暴跌讓業主不快樂，租金暴升會讓租客不快樂。工時過長、工作壓力大固然讓打工仔不快樂；但工作清閒，公司瀕臨倒閉，僱員面臨失業，又不見得他們會快樂。31至40歲的人士壓力來自工作及家庭，18至24歲的青年，壓力則來自學業。[4]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各人也有各自的難處。

從上述的調查可見，大部份香港人都不快樂。身處周遭充滿壓力的環境，身為信徒，可以置身事外嗎？根據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HKPES）在2023年進行的「在職信徒的靈性、精神健康、工作價值調查」，37%的受訪信徒表示他們對目前的工作感到有壓力或非常有壓力，在工作中感到「有壓力／非常有壓力」的百分比，女性受訪信徒為41%，男性受訪信徒為29%。有42%受訪信徒同意或非常同意「近年的移民潮」增加了工作壓力。另外，有半數受訪信徒同意或非常同意「經濟下滑及前路不穩」增加了工作壓力；所謂的「經濟下滑及前路不穩」，有可能是指失業風險、工作量或薪金水平方面的影響。[5]

身為信徒，在工作中也會感受到有壓力或非常有壓力，但與非信徒不同的是，HKPES也有提到受訪信徒「『與神關係』與精神健康之間存在顯著的關聯」，「與神的關係良好時，精神健康狀態會較好」，而「精神健康狀態較差時，會感受到更大的工作壓力」。這是否意味著，與非信徒相比，面對極大的工作壓力，感到不快樂甚至出現抑鬱情況時，信徒會多一條出路？若然能夠與神建立良好的關係，信徒就能紓緩工作上的壓力，並且可以快樂起來？[6]

信徒想要與神建立良好的關係，除了參加崇拜、讀經、靈修及祈禱外，還可以做甚麼來增進彼此之間的感情？信徒與神相處的模式，取決於對神的認知，如果一直想像神為一位嚴厲的判官或父親，面對生活上種種問題，則可能不敢向神表達自己真實的感受，又或是一味自責，把問題的源頭歸咎於自己，覺得自己不夠好，不夠努力，就如害怕父親的孩子一樣，最終只想與神保持距離。[7] 不過，只要我們能夠較全面去體會神的不同屬性，便會發現祂原來有一些特質，是超越我們所認知或所想像的，這會令我們可以自然地對神敞開心懷，願意親近祂，多花時間與祂一起。

神是一位豐富的神，祂有公平公正的一面，也有憐憫及恩典的一面，不過，除了這些為人熟悉的屬性，神還有其他屬性是信徒較少談論，但卻是非常吸引人的，便是祂喜樂、愛玩的屬性。神創造世界後，非常滿意自己的作品，連連稱好（創一4、10、12、18、21、25）。創世之前，神的智慧已經存在，作為工匠，在整個創世的過程中祂充滿了雀躍，每天都充滿喜樂，快樂地歡笑（箴八22-31）。可以想像，神並非在愁眉苦臉的情況之下完成一項名為「創世」的大項目，而是樂在其中，懷著雀躍的心情創造出群山峻嶺、珍禽異獸、奼紫嫣紅，以及擁有祂形象的人類。

神不單自己愛玩，也邀請祂的受造物與好友、家人等一同玩樂，[8] 從而與祂建立出「一起遊戲、喜樂和歡笑的關係」。[9] 這或許與一些人的想法相抵觸，因為不少人認為「勤有功、戲無益」，對於一些願意委身於神的信徒來說，人活在世上，便得抓緊每分每秒去服侍主。的確，書要讀、工作及事奉都要認真對待，但神並不希望人活著，一生只忙碌於工作或事奉。神精心創造出美好的世界，原是希望人們可以快樂地享受。傳道書的作者充份明白這一點，透過對「勞碌」與「虛空」的反思，作者體會到即使人們努力發展自己的事業，建立萬眾矚目的豐功偉績，但在人活著的世界中，這些勞勞碌碌所得來的，都是虛空及捕風（傳二4-11）。他「認為既善又美的，就是人在神所賜給他一生有限的年日中吃喝，享受他在日光之下勞碌所得的一切，因為這是他的分。蒙神賜予財富與資產的人，神都使他能夠享用，並取自己的分，在勞碌中自得其樂，這是神的恩賜。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為神使喜樂充滿他的心。」（傳五18-20《新譯本》）。人之所以能夠享受他勞碌得來的份，在於神的賞賜，人要努力工作，但神亦願意人在勞碌之餘，滿心歡喜地吃喝快樂。簡言之，人把神當得的奉獻給祂之後，便可以與家人，在神面前吃喝歡樂（參申十四26）。

不過，儘管神希望人在勞碌中吃喝快樂，並透過玩樂與祂建立美好的關係，但人生無常，當人遭遇極大的困難時，又如何能持續與神一起玩耍？那些時候大概只能覺得自己被神戲弄。1944年，潘霍華在監獄中寫下了以下一段話：「在我們這個時代，有誰能夠以坦然的心享受音樂、友誼、遊戲或快樂？當然不是那些品德高尚的人，而是只有基督徒能辦到」。[10] 為甚麼潘霍華認為只有基督徒才可以在困境中，仍能快樂地繼續遊戲？他大抵相信「基督徒的生命是建立在神的愛裡面，並被保抱在基督懷中」。[11] 在他看來，遊戲、音樂和友誼，「這些美好的事物是與神建立關係所帶出來的結果」。[12] 不過，我們也可以如此理解，人藉著享受音樂及遊戲等認識神，與神建立關係。當人與神建立出良好的關係，對神有足夠的信任後，即使世事不如人意，人仍能繼續享受遊戲、音樂和友誼。

神是有憐憫的神，憐憫的希伯來文racham，此字的字根跟「子宮」一詞是相同的；耶和華神除了是天父，祂亦恍如母親一樣孕育及保護祂的子民。耶和華曾對祂的子民說：「婦人怎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不憐憫她親生的兒子呢？即使她們可能忘記，我也不會忘記你。」（賽四十九15《新譯本》），耶穌亦曾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把奉派到你那裡的人打死。我多次想招聚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招聚小雞到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路十三34《新譯本》）。當一個母親懷孕時，她的情緒可以影響胎兒。[13] 神創造人之時，原是為人類準備了一個既讓人興奮又令人快樂的環境。雖然人墮落之後，出生時未能感受到創世時的那份喜樂，但當人藉著信靠耶穌與神和好以後，靠著耶穌，即使在苦難中仍能常存喜樂（參腓四4）。

神是一位喜樂的神，祂不僅獨自喜樂，也渴望與我們一同歡樂，讓我們重新反思及認識神是一位愛玩的神，在祂快樂的同在中，學習對抗壓力，重拾快樂。

近日香港接二連三發生學童輕生的事件，感到惋惜之餘，也令人聯想究竟生命的意義何在？近日閱讀《活出意義來》一書，其作者是一位精神官能學及精神分析學教授，他曾住在集中營，是少數的倖存者，當他離開集中營後，醉心分析生命的意義，發現大多數倖存者能在集中營結束後仍然活著的共通點，就是他們都明白自己生存的意義。是的，尼采曾說：「懂得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今天，香港的莘莘學子是否也能抓緊為何而活，積極地過人生？殘疾運動員蘇樺偉先生在成長中被認定是輸在起跑線，但憑著身邊的人對他的愛，他不斷努力及堅持，最終成為殘奧金牌得主、成為男子100米及200米傷殘人士世界紀錄保持者、成為十大傑出青年，他若然放棄，也不會得到今天的成就，他更於上星期成家立室，建立自己的家庭。

躺平容易起身難，就像在假期中很難把你從床上趕下來，人總希望能夠賴賴床，只賴一陣倒是幸福的，因為人總要有休息的時候，但記得休息過後，便要起床，這樣才可以繼續前行，人生的路途上仍有很多驚喜等著你。一粒粒咖啡豆要經過打磨，高溫加熱才會變成一杯濃郁、香噴噴的咖啡；一隻雞蛋，若不是要經過高溫煮熟，蛋並不會堅實凝固。人生亦是如此，在漫漫長路，總不能保證天色常藍、人生順暢，但若我們抓緊生命的意義，儘管遇到高溫的燃燒、殘酷的折磨，我們仍能找到出路，最後脫胎換骨，比以前的你更加堅強、大放異彩。問題是，你能否抓緊生命的意義。我們要常存感恩的心，不要著眼於失去的或是眼前的苦楚，每天數算恩典，才發現原來我們是多麼的豐足。

參考資料：

黃學潤。〈珍惜生命｜天水圍中學15歲男學生墮樓　送院搶救後不治〉。《香港01》。2025年3月15日

〈蘇樺偉結婚丨老婆任國芬同樣克服殘疾成運動員 蘇樺偉曾受聘於劉德華公司 經歷被拍成電影〉。星島頭條。2025年3月14日。

早前在2024年世界棒球12強賽的冠軍賽，中華台北隊以4比0擊退日本隊，不僅是首度稱霸12強賽，也是球隊史上第一次奪得國際一級賽事（奧運、世界棒球經典賽〔WBC〕、12強賽）的冠軍，創下台灣棒球史的最佳成績，此次結果同時也中斷了日本隊在國際一級賽事連勝27場的紀錄。總決賽的當天，台灣各處都有現場大型戶外的直播，務求讓民眾能夠一同即時支持自己地區的球隊，為自己的隊伍打氣，結果，當然是不負眾望的贏了比賽。球隊回台後，也一一的走訪各地區，感謝民眾的支持，場面盛大且熱鬧，不同地區都有封路措施，商店亦為此推出優惠。

筆者不熟悉台灣的棒球運動，原來在台灣的國中高中大學基本上都有棒球隊的課外活動，球隊一方面到學校挑選人材，一方面也為退役運動員提供工作的機會，如在學校做教練提升學生對棒球的興趣。追本溯源，台灣的棒球運動當然是源於日治時代，日本人將這項運動帶到台灣，後來也有不少台灣人投入這項運動。然後又有不少現役的球隊送球員到棒球發展達世界級水平的日本深造，以致讓台灣的棒球技術水平提高，球隊可以參與國際比賽。

當筆者再深入了解台灣的棒球歷史時，發現台灣不是第一次在國際舞台贏取獎項。在1928年出現了一支在台灣棒球史上佔有一席地位的棒球隊——嘉義農林棒球隊。這支球隊是由「台灣公立嘉義農林學校」成立（簡稱「嘉農」，為現今國立嘉義大學前身）。1931年嘉農在日本甲子園名將近藤兵太郎的調教下，勇奪甲子園大賽的台灣代表權，打破當時台灣棒壇「冠軍錦旗不過濁水溪」的傳統。電影Kano就是將嘉農球隊的故事改編成電影，讓觀眾認識這件事。

當年的嘉農和現在贏到冠軍的中華隊一樣，原本都是一支從不被看好的隊伍，民眾對他們本來也沒有甚麼期待。有的旁觀者甚至會取笑與嘲弄他們，就如台灣隊長陳傑憲在奪冠後所說：「我們一路不被看好，被當笑話，但我們做到了！」而當時嘉農的近藤教練也不是沒有失敗過。或許在外人看來，這是烏合之眾的球隊，然而，在教練眼中卻是求之不得的球隊，原住民跑得快、漢人打撃強、日本人防守穩固，其他人看來基本上是一支「雜牌軍」隊伍，但近藤教練卻看到每個隊員的優點，並努力讓他們的優點得以發揮。這也很像現在的中華隊一樣，也是有原住民和台灣人的一支「雜牌軍」。

不過球隊的能力，不是在球場外被證明，而是要在球場上展現出來，從而獲得肯定。Kano電影中，隊員一次又一次地挺過去，最後嘉義農林的學生進軍夢想的「甲子園」。雖然他們沒有創造贏得冠軍的奇蹟，但他們卻贏得對手和所有觀眾的敬重。中華隊的教練和隊員也是這樣，一次又一次的不放棄，一次一次的調整心理，一步一步的登上冠軍的舞台。賽後中華隊的彭政閔教練受訪，眼眶泛紅地說：「其實我們每次都差一步。這一次我們終於達到了，非常開心，謝謝這些小朋友幫我們達成夢想。」

筆者覺得其實無論是昔日的嘉農或是今天的中華隊，要不要贏已經不是問題，重點是：整個團隊能夠成為一體、一起面對困難、一起圓夢！一開始是教練要帶球隊去甲子園，最後是教練謝謝這群學生帶他來到甲子園。一開始的中華隊都沒有想過會贏到世界冠軍，他們只有一直的不放棄，才能真正的奪得比賽的勝利，這勝利不在乎獎牌，而是一同經歷困難和堅持圓夢。

聖經說：「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雅一2-4）願主幫助我們，我們在走信仰的道路上，我們都會遇到不少的冷嘲熱諷，以及不信者的攻擊和指責，甚或是政權的壓迫。然而，筆者覺得在這些景況中，我們有時是教練，有時是隊員，無論如何，都能夠熱愛神所託付給我們的使命，這就已經是贏了比賽，勝了世界。

政府統計處在2024年發佈的有關互聯網普及程度的調查，指出曾使用互聯網的10歲及以上人士，由2014年79.9%增至2023年96%，最貼身方便的手機是最主要的上網工具，在10至14歲群組中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為87.6%，而15至24歲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則高達99.8%。[1] 而香港家庭福利會在2024年公佈的研究亦發現，受訪學童中有11.8%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問題，當中有70.6%更出現抑鬱情緒，近30%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遇到困難會容易選擇逃避，另有36.2%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以上玩網絡遊戲，導致他們忽略學業及運動或其他興趣。[2] 類似的調查或許還有更多，都顯示青少年的上網時間過長會引發情緒問題，上網時間與他們的成長有著密切關係。

家長不單需要細心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在實體世界的社交生活，更加要留意他們於網上虛擬世界所接觸的內容，兩方面都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兩個「世界」都不斷地影響及「重塑」孩子的大腦，當孩子的大腦在青少年階段被「塑造」完成後，家長想做任何事情去挽救都已經相當困難，一切都為時已晚。

有關大腦的「重塑」

《失控的焦慮世代》一書指出，孩童充滿可能性的大腦，在成長的時期會忙著建立新的連結並淘汰舊的連結，透過累積經驗和練習不同的技能，他們不常使用的神經元和突觸會逐漸退化消失，經常使用的連結就會變得牢固和加速神經的傳遞速度。[3] 而以下三個強大動機，可以令成長中的孩子學習得更好，它們分別是：一、自由自在地玩；二、調整節奏與他人同步；三、進行社會學習。

可以想像手機的出現，當中的遊戲、社交媒體易令孩子成癮，也將他們帶到虛擬世界，他們不能再在真實的世界去以這三個動機去強化學習、與社會連結、與人同步活動、輪流做動作，甚至連處理衝突和發展身心的機會都失去了。相比之下，社交媒體的活動大多屬表演性質，例如讓用戶上載自己的照片和影片，這些活動也鮮有與人同步，它們會阻礙協調和同步的練習，重度的使用者最多只會渴望建立社交連結，但這類交流也會缺少了面對面的學習，用戶不能觀察其他人的面部表情與肢體動作，因此無法學習這方面的溝通方式。

社會學習重要時期

9至15歲是社會學習的重要時期，它是孩子學習文化的一個關鍵敏感時期，孩子在這段時期獲得的經驗會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並會留下深刻的印記。而這個時期也剛好是父母讓孩子擁有智能手機的時期，容許他們上網瀏覽，甚至管理自己的社交平台，他們的社交生活也會由實體世界慢慢轉移到虛擬世界。

有好些家長對孩子在實體世界的管束甚為嚴格，很多事情都不容讓他們去體驗，深怕他們會「受傷」，一點風險也不想他們承受。然而過度保護會令孩子失去探索世界的機會，當他們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由於欠缺解難經驗和修復人際關係的經驗，孩子會顯得欠缺安全感和脆弱。《失控的焦慮世代》的作者Haidt指出，家長不讓孩子有適當的冒險機會，這種安全至上主義是孩子第一種「體驗阻斷器」，妨礙了他們學習和成長。

第二種「體驗阻斷器」是智能手機。手機和一些數碼裝置為孩子提供了很多娛樂和體驗，不少家長會覺得他們乖乖地留在房內看著螢幕、玩著遊戲也不錯，但漸漸孩子對螢幕以外的東西興趣大減，這不單阻礙他們探索真實的世界，也會令他們陷入其他風險。家長放手讓孩子在網絡瀏覽，和陌生人交流，會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網上色情內容，或跌入情騙的陷阱。

睡眠時間與注意力均被剝奪

除了真實的社交活動因為過度使用手機而受限，未能與人建立深厚情誼之外，青少年成長應有的睡眠時間亦會縮短，他們的注意力會變得碎片化，而網絡成癮等情況都會影響著青少年腦部及心理的成長。當注意力長期被手機訊息打斷，會干擾他們執行功能的發展，因著學習常常分心，未能專注做出選擇，青少年可能會陷入「困惑、茫然、思緒散亂的狀態」，[4] 在學習中未能獲得成就感，而因滑手機所產生的多巴胺，就可能仍舊佔據他們的心神，令他們繼續依戀著手機螢幕。

為預防孩子繼續被智能手機、網絡多重剝奪，請各家長們先撤走第一種「體驗阻斷器」，讓孩子在實體世界有多點自由空間去體驗和探索，不要親手把孩子推向網絡世界而不管，任由他們於網海孤身作戰，把他們餵養成孤單、脆弱、失去方向的一代。

現代家長肩負多重角色，無論全職料理家庭或雙職奔波，總陷入永無止境的忙碌。家長們每日啟動自動運作的模式，忙於照顧孩子、投身家務或工作中，將自我感受擱在一旁，甚至忽略身體的疲憊警號。在心理治療領域中，完形諮商學派提出了「覺察」這個概念，它或許能為被困在不同角色中的父母，提供安慰和出路。

過度倚賴理性分析引發問題

完形諮商學派的核心精神，強調「覺察」、「選擇」、「責任」這個黃金鐵三角，並且將心理治療的目標放在覺察中，令接受治療的人明白自己的需求或情緒，幫助他們做出選擇，以及對有關選擇承擔後果。[1] 完形諮商學派專家曹中瑋在其著作道出了現代父母的困境——過度依賴「中界覺察」，即側重判斷、分析、計劃、比較來獲得知覺。本來依賴中界覺察來判斷事情狀況並沒有錯，但如果過度依賴它，就會容易未有足夠了解事情便做出決定，也會令人漸漸忘記當刻身體真實的需要和感覺。[2] 當生活被切割成零碎任務，父母如同執行指令的機器，例如媽媽一邊吃飯，一邊替孩子批改作業，食不知其味，爸爸陪伴孩子玩耍時分神回覆工作郵件，親子陪伴便會變成無可奈何的任務，父母的身心都未能專注當下的生活。

要遠離過份依賴中界覺察的慣性，家長們需啟動全面覺察的平衡練習，喚醒長期被壓抑的內界和外界覺察能力，[3] 讓自己從講求效率、不斷向前衝的模式中得到釋放，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和察覺到自己的感覺。「內界覺察」著重身體的感覺，能讓人察覺肩頸緊繃的疲憊訊號，以及可能因焦慮情緒累積而引發的胃部不適；而「外界覺察」則能讓人使用五官，真實地感受四周事物。透過微小的練習，能幫助人們在混亂的日常中重新定位，例如每日花五分鐘用眼睛來觀察植物，感受當刻自我真實地存在，而不是一台永不停止的機械。當媽媽凝視著窗台上的小盆栽，她停止挑剔葉片上的蟲洞，轉移欣賞翠綠的葉子，她可能會突然理解，對待自己與孩子，何嘗不需要這份溫柔和接納的態度？

正視內在的各樣需要

有不少家長努力為家庭和孩子提供最好的照顧，這是一件美好的事；但如果家長們過度追求盡善盡美，甚至不容許自己稍作休息，不放心把事務交給別人來處理，這種過度辛勤的狀態會為家長們帶來長期壓力和焦慮情緒。當社會推崇的「嚴謹認真」被無限放大時，與之並存的「放鬆自在」便會遭到輕視，甚至被驅逐。例如媽媽堅持每晚盯著孩子溫習，即便頭痛發作仍強撐著，更抱怨自己為甚麼會生病，甚至認為自己浪費了孩子寶貴的溫習時間，這種不容許自己放鬆下來的態度，令家長們陷入內疚和疲累的漩渦。

完形諮商創始人波爾斯認為，每個人的特質如同光譜的兩端，嚴謹與輕鬆、勤奮與慵懶本是一體兩面，一個人其實是同時具備兩面的特質，只是它們會在不同時間呈現，兩者都是完整人性不可或缺的部份。[4] 曹中瑋透過「我王國」這個比喻來解釋這個概念，它亦可以啟發家長，如明君治國重用不同的大臣，學習接受並悅納自己的所有特質——欣賞「勤勉大臣」制定學習計劃，也為「慵懶大臣」預留玩樂的專屬時光。當家長能正視內在的各種需求，慢慢欣賞自己不同的面向，就能以更溫柔和寬容的態度來愛惜自己。

斷捨離不合時宜的童年教條

在成長過程裡，家長們心裡內化了許多「應該遵從」的框架，它們會成為教育孩子時的理想目標，例如「好媽媽就是要入得廚房，出得廳堂」、「孩子必須要考得好成績」或是「要當能賺大錢的爸爸」等想法和執念。這些都是標準極高的社會期望，它們或是源自童年時接收的規範，有時與家長的能力和志向都不相符，甚至會變為自我懷疑與苛責，令家長陷入困境。

辨識哪些信念真正屬於現在，哪些該歸還給過去，可以幫助家長鬆開代代相傳的枷鎖，[5] 再建立適合現在的生活理念，這種改變可以帶來療癒。家長可在心理師的陪同下進行「未寄出的書信」儀式：一位媽媽在信中向「完美煮婦」的想法告別，允許自己偶爾點外賣，而非堅持必須親自預備三餐；一位幼時被教導「必須成功」的母親，在信中向自己昔日的照顧者表達：「謝謝您讓我學會努力，現在我把它還給您，我的價值不需由孩子分數來決定」；一位常常為業績憂慮的爸爸，將成為「超人爸爸」的想法還給原生家庭，並且開始學習與孩子分享自己的感受，在加班時更打電話告訴孩子：「爸爸今天很忙很累，但也很想念你。」這種情感的流露，不僅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真實與溫暖，也讓家長從壓力中得到釋放。

親愛的家長，願我們能善待自己，承認「夠好」的當下即是完美，欣賞自己為家庭和孩子獨特的付出。商店裡總在販賣「更優秀的育兒方案」，彷彿孩子必須上更多的補習班、到更多的興趣班、遊學更多的國家，家長才沒有虧待孩子。其實，真正的教養智慧在於慢慢認識、接受並喜歡原來的自己，這樣，孩子才有機會學習用寬厚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世界。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在基金項目的贊助下，明光社在馬灣活動中心舉辦了四場親子戶外探索活動，並邀請了香港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的教練，帶領基層家庭成員參與親子歷奇及繩網活動，有近40組家庭參與活動，每組由親子二人組成，讓他們一起接受挑戰。

活動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熱身小挑戰。教練安排了一系列任務，讓各組家長和孩子們體會親子間的互動。過程中，父母跟孩子互相合作，彼此觀察，並學習尊重和欣賞對方。

活動第二部份是高空繩網大挑戰，親子二人需同心合力才能攀上繩網的高處。在教練指示下，各參加者嘗試突破自己，也學習支持和鼓勵身邊的家人。完成挑戰後，各人都由衷地欣賞家人的堅毅和勇敢，也為共同創造這次難忘經歷而感到非常滿足。

在場有位媽媽起初遙望繩網時已十分害怕，但當開始攀爬繩網時，兒子的膽怯反而激發了她的決心，她願意為兒子克服恐懼，成為他的示範和保護，引領他完成這「艱巨的任務」。又有位10歲的男生，在家人的扶持下，勇敢地爬到繩網的最高點。完成後他感到手很痛，但能看到更遠、更美的風景，令他感到非常驚喜和值得。另外，有位個子不高的女孩，最初給自己訂下了一個不高的目標，但當她到達了目標位置，發現只要爸爸在身邊，她就有勇氣在繩網上爬得更高，結果她跟爸爸再往上進發。

家人的欣賞和支持對孩子成長十分重要，在面對困難時它們能給予孩子力量，叫他們敢於克服恐懼、勇往直前。是次活動是個難得的同行經歷，提升了親子關係和孩子的抗逆力，也鼓勵家長們繼續努力，以愛去建立孩子。

《別讓猴子控制你的情緒大腦：打破焦慮迴圈，找回人生掌控權》的作者珍妮佛．夏農，以「情緒猴子」來比喻常見的焦慮不安等負面情緒，並揭示現代人三大心理陷阱：無法容忍不確定性、完美主義、背負過度責任感，它們正是餵養焦慮猴子的隱形飼料。書中提出突破性的「開闊思維法」，例如當糾結於「必須煮出完美大餐」時，不妨轉念為「為他人做飯時，允許自己出點小錯」，透過鬆動僵化的標準，幫助讀者逐步擺脫焦慮的束縛。

當負面思維如失控的猴群在腦中喧鬧，這些「猴子吱吱叫」的聲音會驅使人們採用各種安全行為（如拖延、逃避、分散注意力）來安撫焦慮情緒，這些行為反而像用香蕉餵養猴子，讓焦慮變本加厲。作者提出有些方法可以幫助人們接納焦慮情緒的存在，例如當焦慮出現，先「感謝猴子的提醒」建立心理緩衝，之後告訴自己「我已經知道問題，並且有能力處理」，再設立每天10至20分鐘的「專屬擔憂時段」，讓自己安心擁抱這份自然的情緒。這樣的安排，能將焦慮感儀式化，令人既能接納它的存在，又能劃定理性處理的界線，有效打破「越掙扎越焦慮」的惡性循環，幫助讀者找到內心的平靜與力量。

「我不斷追求拍出完美的自拍，當我意識到我無法做到這一點時，我想死去。我失去了朋友、教育、健康，甚至差點失去我的生命。」2014年，19歲的Danny Bowman在接受英國《鏡報》訪問時，說出了這一番說話。媒體估計Danny是英國首位自拍成癮患者，他從15歲開始便把自拍照上載於facebook，在接受戒癮療程之前，曾有一段時間，他為了拍攝一張完美的照片，每天都花上10小時自拍。[1] 面對自拍成癮，Danny並不是孤身一人，另一位來自英國的Charlotte Michaels同樣不能自控，每天必須自拍上千張照片才能鬆一口氣。對她來說，自拍比睡眠重要，甚至比愛情更重要，她為了製作一張完美的照片，往往從深夜編輯照片至拂曉。[2] Charlotte感受到「自拍成癮」那一份真實，她坦承，如果她的帖子在15分鐘內沒有獲得足夠的「點讚」，她便會「崩潰」。她表示：「當『點讚』開始湧入時，那種解脫的感覺無法形容。我喜歡別人告訴我，我很漂亮。」[3]

「自拍」的英文為selfie，此詞匯最早是在2002年出現在澳洲一個新聞網頁上，經過10年的時間，人們不再對它感到陌生，牛津英語詞典在2013年把selfie納入網上版詞典內，它更成為了年度詞匯，自此selfie便晉升為日常用語。[4] 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自拍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一環，[5] 而對於那些生長在智能手機興起時期的Z世代及千禧世代，更是機不離手，他們更喜歡隨手自拍，並且會把照片上載至社交平台。[6]

網上的社交平台是非常有意思的發明，其中如facebook的官方主要目標，便是幫助用戶與親朋好友聯繫，以及分享更多資訊，讓人們有能力建立社群，並使世界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7] 這目標非常美好，人們想與親友透過網絡分享彼此生活點滴，只需簡單註冊便可以擁有一個免費戶口。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所謂的免費其實是假象，facebook前高級管理人員Tim Kendall，以及前工程主管Justin Rosenstein清楚告訴大家，facebook是一間賺取盈利的公司，他們獲利的主要方式便是透過販賣用戶的注意力給廣告商牟利，就如許多科技公司或其他社交平台都是透過類似方法來賺錢。它們都努力設計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功能，藉此留住用戶，只要用戶在平台停留的時間愈長，公司便可以推送更多廣告給用戶。[8]

在眾多功能中，相信「點讚」是其中一個讓人欲罷不能、泥足深陷的功能。社交平台是經過演算法精心打造出來的，它想要用戶點擊那個「點讚」的按鈕，這樣便能確保，把用戶最有可能參與互動的帖子推至用戶社交平台專頁的頂部，鼓勵他們製作點讚和發帖的循環，幫助用戶培養出保持活躍並且不斷滑手機的習慣。點讚按鈕的設計絕對符合人天性的心理需求，人類從童年開始，便渴望及尋求來自父母、老師和同齡人的認可，亦希望可以與他人聯繫，在群體中有歸屬感，社交平台知道人類需要甚麼，並將這種本能數位化，以及巧妙地利用這種需求成為一股巨大的驅動力，推動人們給予點讚，同時也渴求獲得點讚。當人們發佈一張圖片或分享一條帖文時，給予點讚是一場社會交流，獲得點讚可以因著得到他人認可而帶來即時滿足感，而當獲得的點讚愈多，其自我價值亦會愈高。[9]

被他人認同確實會帶給人們莫大的喜悅及滿足，也讓人發帖時愈發興奮及起勁，因為當發放的帖子被人點讚、有正面的評論及大量轉發的數量，這些正面的回饋及收穫，將喚起人們大腦底部的神經元，釋放出多巴胺。[10] 多巴胺是非常神奇的神經傳遞物質，它影響人們的情緒、愉悅感、做事的動機，甚至活動能力。低水平的多巴胺降低人們對事物的興趣和興奮感，讓人感到乏力；過高水平的多巴胺則有可能導致人們出現衝動行為，增加攻擊性或敵對情緒。[11] 很明顯，當人們看見自己的帖子不斷被讚賞及分享，多巴胺水平自然會提高，亦促使人們更勤力及更有動力發放帖子，希望獲得更多讚賞及多巴胺。這解釋了為何Danny及Charlotte會自拍成癮，並且希望拍出完美照片，他們過度沉溺於他人的讚美及評語之中，並且把自己的價值，等同於自己所能獲得的點讚數量。[12]

Danny及Charlotte的自拍成癮是較為極端的例子，但青少年對社交平台成癮，這問題實在不能忽視，值得大家關注。青少年大腦的額葉皮質要到20多歲才發育成熟，而十來歲青少年的特質是自控力較低，對群體或社交活動缺乏安全感，很容易受同儕壓力影響，並會參與社群認可的活動。[13] 2019年，有一項研究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發表，結果顯示，每天使用社交媒體超過三小時的青少年，可能有更高的機會面臨心理健康問題風險，而社交媒體的過度使用亦可能導致社交上的比較、孤獨感以及負面影響自我形象。研究的結論提出「未來的研究應該確定，設定每日社交媒體使用限制、加強媒體素養，而重新設計社交平台是減低有關群體心理健康問題負擔的有效方法。」[14]

所有的癮，想要戒都不是易事，當人們享受過多巴胺，只會為了得到更多多巴胺而願意付出更多心思、精神及時間。[15] 重新設計社交媒體平台是絕對有幫助的，簡單如刪除點讚數量的功能，只讓用戶知道有人點讚，人們成癮的情況便會有所改善，不過，營運社交平台的公司可不會樂意為了青少年健康而減少收入。沒有社交平台的配合，單靠限制青少年每日上社交平台的時間，實在難以阻止他們繼續依戀社交平台。Danny的父親Robert Bowman表示，他和太太都是認可的心理健康護士，他們對於社交網絡和手機技術可能帶來的危險一直感到擔憂，特別是它們對本來已沒有安全感的年輕人的影響，一直沒有獲得正視。[16] Danny本人也指出：「人們並不知道，當他們在facebook或Twitter上發佈自己的照片時，事情已迅速失控，它成為了一種尋求認可的使命，更可以摧毀任何人。」[17]

「失控」非必然，卻不足為奇，有些人以為只要人有足夠的自制力，便可以好好控制及管理自己使用社交平台或滑手機的時間，但試問在現實中，有多少人說好了再滑五分鐘手機便停止，但五分鐘之後又五分鐘，無數的五分鐘過後，該做的事情沒有做，時間便被扼殺了。神經科學家Andrew Huberman在接受網紅Chris Williamson訪問時，表達出對社交平台的看法，他打了一個比喻，當人們看見一隻狗不能停下來，在角落裡挖掘，不斷地尋找骨頭，人們會想，這隻狗病了，牠的行為教人感到悲哀。人類何嘗不是如這隻狗般，社交媒體激發多巴胺的釋放，帶來獎勵、驚喜和興奮感，使用者因而感到愉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愉悅感漸漸變為類似強迫症的行為，使用者可能會不斷地查看社交媒體，陷入一種重複的行為模式。[18]

很多現代人都生病，但誠如設計倫理學家Tristan Harris表示，問題不在於人們缺乏意志力，而在於「螢幕背後有上千人不斷努力瓦解你的自制力」。很多成癮行為主要是環境與處境造成的。很多科技巨人清楚這件事，Steve Jobs知道孩子很容易受到iPhone及iPad誘惑，所以他限制自己的孩子玩iPhone及iPad；Bill Gates的孩子，到了14歲才能擁有手機，並且不能在午餐、晚餐時及睡覺前使用。[19] 如果連這些科技專家都對電子產品保持高度戒備，普通人為了自己及下一代的好處，應否採取一些行動？[20]

不要高估智能手機用家的自制力，亦不要低估社交平台想要賺錢的動力。

《遇見完形的我：用覺察、選擇、責任與自己和好，解鎖人生難題》
作者：曹中瑋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究竟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年

這是一本有關心理治療的書，更具體說，這是一本有關完形諮商學派治療的書。

接受心理治療的人，大都是想療傷，想改變。「完形諮商學派相信，只有透過『親身體驗』的經驗」，才能納入個人的內在系統，引發真正的改變。此學派需要諮商師以高度創意，設計出讓當事人體驗的實驗活動，幫助他們區分「內、外界覺察」，打開看、聽、嗅、嚐、觸這五感，聆聽身體的聲音與面對情緒起落。完形學派認為，惟有人清楚地覺察到自我內在需求及情緒，並了解外在人和物的各樣面貌，才能運用意志自由地作出比較適當的選擇或決定，最後才比較容易及歡喜快樂地承擔選擇後的責任。

覺察、選擇及責任是完形治療學派中的核心精神。覺察是非常重要，它影響著選擇，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如何做到清明覺察，不在於「加上」甚麼，在於「移除」甚麼。人們要移除：一、以頭腦思考為主的「中界覺察」；二、個人主觀經驗造成固有的認知系統；三、形（想處理的心理議題和困境）與景（相關情緒）並不能流暢轉換的狀況；四、逃避覺察的種種形式。

當然，這不是說完全不用思考，只是先要弄清楚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然後先和自己和好，才能走好下一步。很多時人們沒有勇氣作決定，或作出錯誤決定，都與自己特質或遭遇有關。完形諮商學派認為一個人與自己和好後，學習包容及喜歡自己原先討厭的特質，又或明白突然冒出來的情緒從何而來，才能改變自己，誠如完形治療師A. R. Beisser所言：「改變往往發生在個體想要成為他自己的時候，而不是他想要成為另一個人的時候。」

當然，接納自己亦不代表放飛「真我」。身為完形治療師的作者用「我王國」來比喻一個人有不同特質，一個人可以視自己有一個王國，自己是這國的國王，不同的特質就如不同的臣子，有不同的職務，如要打仗，便要派出「國防部部長」， 與其他國家結盟，便要派出「文化或外交部長」，國王要明白，每一位大臣都很重要，都有正負兩面，國王要了解及好好地善用他們，同時亦要平衡不同大臣的勢力，察看自己有沒有過度助大某一方，有的話，便要進行約束，以免國家的整體利益受損。作者分享到她過去曾助長「努力認真」的勢力，這為她帶來成就，卻摧毀了她的健康及影響其人際關係。作者最終發現要約束「努力認真」這美好的特質，她也要尋找被忽視、壓抑過久的臣子，否則，便難以成為一個成熟及整全的人。

那些真心想要改變的人，讀畢此書可能會生出動力，想要找時間安靜下來，邀請王國的臣子來一場對話，建立更強大的「王國」。